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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心态：
普通人问：“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 (What does this do?)
黑客问：“我能让这个东西做什么？” (What can I make this do?)💡 为什么这个区别至关重要？ 这是“使用者”与“创造者”的根本区别。前者局限于产品说明书，后者则探索说明书之外的无限可能。所有的发明和技术突破，都源于这种超越既定用途的探索欲。你永远无法通过阅读说明书来发明一项新技术。 -
发明家 vs. 工匠：
以滑板界的传奇 Rodney Mullen 为例，他在佛罗里达的农场里与世隔绝，发明了几乎所有的现代街头滑板动作（这是“从0到1”的发明）。一旦他将视频上传，全世界的孩子几周内就能做得比他更好（这是“从1到N”的工艺）。
💡 为什么社会忽视了发明家？ 社会往往将焦点放在“工匠”的精湛技艺上，却忽视了“发明家”创造全新可能性的艰辛。巴勃罗认为，“发明家”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意阶层，但他们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远不如艺术家或演员受人尊敬。
对话黑客与未来学家：巴勃罗·霍尔曼的核心思想
一份关于黑客心态、深度科技投资、问题排序和构建未来的交互式指南。
巴勃罗·霍尔曼 (Pablo Holman)
- 身份: 发明家、未来学家、黑客、风险投资人。
- 机构: Deep Future 基金创始人，曾任 Intellectual Ventures Lab 实验室主管。
- 背景: 早期曾在杰夫·贝索斯的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 工作；9岁时在阿拉斯加通过逆向工程自学了第一代 Apple II 电脑。
核心世界观：黑客与发明家
▼职业哲学：风险、安全与意义
▼- 巴勃罗的职业生涯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只做他认为“酷”或“有趣”的事情，为此他曾几度破产。
- 他认为，人们天生需要感觉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如果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就很容易感到沮丧或冷漠。建造一些能帮助世界和社会的东西，是获得满足感的直接途径。
💡 为什么他反对“过度优化安全”？
他质问，为什么人们要去大型科技公司或高盛工作？那是在为“安全”进行优化。对于大多数科技从业者来说，创业失败最坏的结果不过是“睡妈妈家的沙发，然后重整旗鼓”。既然最坏的情况并不可怕，为什么不去承担更大的风险，去解决那些更早、更酷、更有意义的问题呢？
投资逻辑：深度科技 (Deep Tech)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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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风险模型:
硅谷传统模式 (SaaS): 极力规避“市场风险”。所有精力都花在验证产品市场契合度 (Product-Market Fit) 上。技术风险几乎为零。
深度科技模式: 主动承担巨大的“技术风险”（例如，我们能造出这个核反应堆吗？），但一旦技术被验证可行，几乎没有“市场风险”，因为面对的是能源、航运等数万亿美元的刚需市场。 -
被忽视的98%：
全球所有软件公司（包括微软、Meta等）的总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而全球GDP超过100万亿美元。
💡 为什么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这意味着硅谷主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那 2% 的领域里激烈竞争。而剩下的98%——能源、航运、制造业、农业等——是技术渗透不足的巨大蓝海。深度科技的目标，就是用突破性技术去革新这98%的传统产业。
- 巴勃罗的投资标准: 他寻找的是那些比现有技术好上10倍（更快、更便宜、更高效）的发明。同时，他更看重“发明家 + 企业家”的团队组合，纯技术人员往往缺乏商业化的能力。
宏大叙事：能源、地缘政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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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源，笨蛋！”——问题排序的艺术：
他以回收举例：我们花了50年时间推行回收，但效果不佳，因为驱动回收工厂的能源依然是化石燃料。
💡 为什么解决问题的顺序如此重要？ 这是“把车放在马前面”的错误。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直到你解决了它们的“前置问题”。能源是几乎所有问题的最终“前置问题”。一旦我们拥有了廉价、清洁的能源（如核能），回收、碳捕捉等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
- 对未来的态度：“可能性主义者 (Possibilist)” 他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认为一切都会自动变好。但他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而这个未来需要我们利用现有的技术工具去亲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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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竞赛:
美国需要警惕，因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如核电站建设）的执行力和速度惊人。 然而，中国的体系不鼓励“离经叛道”的黑客和发明家，这限制了其“从0到1”的原创能力。 过去我们担心中国“复制”我们，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学习如何“复制”中国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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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主义视角 (The 100-Year Question):
这是他从贝索斯身上学到的思维模型。在评估一个疯狂的想法时（如自动航行的帆船货船），先问：“100年后，我们还会用现在这种方式（烧重油）运输货物吗？”答案通常是否定的。
💡 为什么这个思维模型如此强大？ 它能让你跳出眼前的监管、工会、市场格局等短期障碍。在100年的尺度上，这些障碍都可能被克服。一旦你确信某件事是未来的必然，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必须等100年，还是可以在10年内实现它？” 这为风险投资和技术攻关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