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编 · 茅草屋顶 · 陶艺 · 染色 · 造船 · 灰泥装饰(Pargetting) 蕾丝制作 · 玻璃制作 · 养蜂
杰弗里·扬 作序
在这个日益科技化的世界里，我们有时很容易忘记几代人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时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还没有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机器和工艺流程。《英国传统手工艺》一书经过精心研究和精美呈现，为我们展现了那些过去的时光，以及人们在乡村景观中曾经普遍从事的活动。
书中解释和记录了那些对社区生存至关重要的技艺，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些乡村手工艺中有些几乎已经消亡，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些古老的手工艺和技能正在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设得兰编织、蕾丝制作、陶艺、奶酪制作，甚至养蜂，都正在经历令人欣喜的复兴；乡村传统技艺在现代世界中再次蓬勃发展。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以土地为生”和”以河海为生”——涵盖了农业、渔业、磨坊、造船、林业，甚至偷猎等多种谋生方式，追溯了古老方法发展至今的历程。书中还重点介绍了茅草屋顶制作(Thatching)、制桶(Coopering)、苹果酒酿造和银器加工等专业手工艺，让读者深入了解那些技艺精湛的工匠们的工作方式——人们生活中的许多必需品都依赖于他们。
全书配有大量彩色照片和珍贵的古老版画插图，《英国传统手工艺》颂扬了乡村生活方式的智慧与浪漫，生动地将我们的过去拉近了一些。
由互联网档案馆于2021年数字化资助方：Kahle/Austin基金会
色彩图书馆丛书
前言
犁地耕作
农业帮工
收获归仓
驾驭风力
制作干草
牧羊人的孤独生活
剪羊毛
佃农生活(Crofting)
设得兰编织
哈里斯粗花呢
赶牲畜的日子(Droving)
鞣制皮革
葡萄的果实
酿酒师
苹果酒的酿造
制桶工艺(Coopering)
干石墙砌筑
树篱修剪艺术
森林之人
矮林作业(Coppice Craft)
编篮工艺
手杖制作师
偷猎者
泥炭切割
石匠
燧石打制(Flint Knapping)
茅草屋顶工艺
灰泥装饰(Pargetting)
木工大师
车木工艺(Bodging)
乡村陶工
玻璃工艺
银匠
传统奶酪制作
蜂巢产业
精美爱尔兰亚麻
天然染色
蕾丝制作
手工纸
装订工艺
乡村铁匠铺
蹄铁匠(Farrier)
车轮匠
马鞍制作
溪边磨坊
灯芯草编织(Rushwork)
捕鳗鱼
海洋的收获
“活的，活的，哦”
龙虾捕捞
鱼肉熏制
科拉克尔小舟制作(Coracle)
造船工艺
帆船驳船
绳索与渔网制作
帆布匠
索引
图片来源
推荐这本书是我的荣幸。这是一本令人愉悦的书，一场欢乐的庆典。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对”美好的旧时光”心存向往，尽管那个年代确实缺少许多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东西。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医疗服务照顾病人，没有养老金保障老人，甚至许多公民连投票权都没有。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旧日时光如此怀念呢？
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手工艺的天生敬意。我们从亲手完成一件工作、从头到尾亲眼见证其完成中获得快乐。现代的工作很少能提供这种满足感，但这在过去曾是司空见惯的事。每个社区都依赖于一批技艺精湛、值得信赖的手艺人——编织草篮的匠人（如果篮底脱落，他们很快就会失业）、茅草屋顶工(thatcher)、当地的陶工。
此外，这些技艺使人们能够与土地紧密相依。农场为大多数人提供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在这里，干石墙砌筑工(dry-stone waller)与铁匠一样精明能干，赶牛人(cattle droving)保守的秘密不亚于茅草屋顶工。对于那些面朝大海的社区来说，还有与之相应的生存技艺：造船、熏鱼以帮助村庄度过冬天、织网。
那些昔日大师的技艺，与编撰这本书所倾注的心血和细致相得益彰。本书研究细致入微，呈现精美绝伦。这里有能满足任何好奇心的珍贵内容。谁能抗拒再次探索圆皮艇(coracle)制作者的秘密，或是燧石打制者(flint knappers)那源自史前时代的技艺呢？
还有什么比书中精选的老照片更能唤起回忆呢？那些偷猎者（对于与土地如此亲近的人们来说，偷猎只是因为它违法而有所不同）；疲惫的收割者们汗流浃背却满脸幸福地休息着，身边环绕着一捆捆骄傲的麦束；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手持耙子站立着（在那个年代，全家人都会帮忙收割庄稼）；那些快乐的渔妇们，她们的笑容至今仍温暖着我们。
然而，这一切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在反思，质疑我们所处的位置，对我们对待乡村、野生动物以及整个环境的方式感到不安。古老的技艺正在被重新审视，传统的方式被拿出来重新评估。有机食品现在有了健康的市场；设得兰编织(Shetland knitting)、奶酪制作和传统陶艺等众多技艺正在经历复兴。许多人甚至认为，小农耕作(crofting)的生活方式可以为我们指明解决农业生产过剩的长期方案——那些我们经常听说的谷物山和黄油山。
这本书必将推动这些可喜的发展。
杰弗里·扬
在漫长黑暗的冬日里，冒着倾盆大雨，被刺骨寒风冻彻骨髓，犁田人身后跟着成群觅食的飞鸟，将残茬遍布的土地翻耕成肥沃的垄沟苗床，为新作物做好准备。
犁是最基本的农具，自古以来就被农民使用。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功能始终如一：通过翻转板结的土壤来为作物准备土地，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帮助将泥土分解成松软、结构良好的耕作层。同时，土壤得到疏松透气，任何残茬或杂草都被埋入犁沟下方，在那里它们会腐烂分解，帮助补充被前茬作物消耗的重要养分。
犁耕还能促进有效排水：冬季横扫田野的雨水沿着犁沟两侧渗入底土，水分储存在那里，为新种子提供生命所需。
犁耕的原理没有改变，但犁本身的结构经过一系列改进和调整，旨在进一步提高其效率。
美索不达米亚（中东地区）柔软的冲积平原由最早的农民耕作，土地肥沃疏松，他们只需用V形木片在地表划出浅沟，就能掩埋前茬作物的残余。类似的方法，有时使用鹿角，在欧洲也很常见，这从古代田地的小面积和不规则形状可以得到证明。
这种原始的挖掘工具大约在3500年前被最早的犁所取代。最早的犁，或称”ard”（木犁），像一把带有铁尖的长柄木铲，斜插入地面。它由牛拉动，由犁田人引导。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人负责让牛保持正确的方向。铁尖划出粗糙的犁沟，但不能完全掩埋杂草，所以田地必须纵横交叉耕作。这种交叉耕作的需要导致了方形田地的划分——这样更便于交叉耕作。在威尔特郡埃夫伯里附近的底土中发现了这种田地的存在，从这项及其他考古调查来看，简单的木犁似乎是最早的犁具形式。
悠久的传统 中世纪的犁田人（最右）会发现他20世纪初的同行（上图）的工作有许多熟悉之处，尽管他的犁是木制而非铁制，由牛而非马拉动。如今，现代拖拉机已经取代了马和牛，大大减轻了犁田人繁重的劳作。
犁是数千年前大规模开垦和耕种不列颠低地的重要工具。
大约公元前100年引入的重型轮式犁，整合了此后所有犁具共有的三个主要部件：切开犁沟的犁刀(coulter)、抬起土块的犁铧(share)，以及翻转土块的犁壁(mouldboard)。轮子——较大的一个在犁沟中行走，较小的一个在地面上——减轻了人和牲畜的拖拽负担，并有助于保持犁沟平整。在某些地方使用无轮重犁，许多专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不屑于使用轮子。
由于犁沟现在可以被切开并翻转，交叉耕作不再必要，田地形状也随之发生了进一步变化。重型犁有时需要多达八头牛来牵引，在地头——即耕作行程的末端——转向变成了一项繁琐的操作。田地变得又长又窄，以减少必要的转弯次数。
犁是中世纪生活的核心。它作为面包赐予者的重要角色反映在仪式和民间传说中，反映在税收制度中，也反映在语言本身中。“弗隆”(furlong，220码)一词源于重型犁的”犁沟长度”(furrow long)。“海德”(hide)是一队牛一年能耕种的面积，成为计算税额的单位。“英亩”(acre)是一天能耕种的面积。
当大多数作物在春季播种时，耕作季节从一月初开始。犁耕星期一(Plough Monday)是主显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这一天，村里的犁手和男孩们会带着他们的犁到每家每户拜访，期望获得捐赠用于晚间的庆祝活动。任何不愿给予的人
犁的设计变体在19世纪大量涌现，但犁的基本部件保持不变。这个20世纪初的版本展示了犁刀——用于切开犁沟两侧；犁铧——用于从底部切割土壤；以及犁壁——用于翻转土壤。
与旧式锻铁犁铧不同，新式犁铧由硬化铸铁制成，并经过淬火处理使其能够自动磨锐。渐渐地，除了手柄之外，铸铁部件取代了所有木质部件，尽管在偏远地区，木犁一直使用到20世纪。
19世纪还见证了从牛到马作为主要役畜的转变。最受欢迎的农用马品种是夏尔马(Shire)、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和萨福克冲击马(Suffolk Punch)，它们都体型高大、身躯沉重且力量惊人。通常两到三匹马会被套在一架犁上，有时排成一列，这样它们就能踩在犁沟底部行走。每个马队中总有一匹领头马，它熟悉工作流程，可以依靠它保持稳定的路线。如果犁出的犁沟歪斜粗糙，所有人都会看到门前那道难看的犁沟。
中世纪的敞田制度是一种合作性的事业。犁具与公羊、公牛一样，通常是教区的公共财产。它们由犁匠制作，犁匠同时也是村里的木匠，而铁犁铧则由铁匠锻造和磨锐。一架精心制作的犁可以使用好几代人。犁手会为邻居耕种田地条块，也耕种自己的，作为回报会得到其他服务。
在一些偏远地区，如奥克尼群岛(Orkneys)，原始的农具和耕作方法在大多数其他地方已经加入进步行列之后仍然长期存在。这张19世纪的照片展示了一架简陋的牛拉犁，有犁刀和犁铧但没有犁壁。中世纪的犁则更为精密。
这种制度将社区紧密联系在相互依存中，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但生产效率并不高。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在18世纪初发明的四犁刀犁和机械播种机，预示着一场农业革命即将席卷所有旧有的耕作方式。圈地运动导致许多小农户失去土地，犁手变成了雇工。
犁的改进仍在继续。在1790年代，犁具设计的先驱——兰塞姆(Ransome)家族企业生产出了冷硬铸铁犁铧。
犁沟切片的尺寸曾是激烈争论的话题。理想的标准据说是7英寸深、10英寸宽，并以45度角靠在下一条犁沟上。
（右图）铸铁用于犁具的使用使得从一个模具中大量生产零件成为可能。旧时当地的犁匠变得多余，而像Ransome’s这样的公司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下图）大多数犁可以由两匹好马拉动。夏尔马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对于翻耕残茬或犁翻多年休耕的粗糙草地，可能需要三到四匹马。
为年轻的马匹做出示范引导。马匹之间的配合，以及马队与犁手之间的默契，都是至关重要的。
犁地始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黎明前，犁手就要给牲畜套上挽具，将它们套到犁上。整整一天，常常在寒冷多风的天气里，他要一条腿踩在犁沟里、另一条腿踩在地面上，来回行走，引导着颠簸摇晃的犁，同时大声吆喝鼓励他的牲畜。在休耕地（lea）上——那些已经休耕数年的土地——犁地比在残茬地里更加艰辛。直到天黑很久之后，在喂养和梳理完他的马队后，他才有时间查看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让酸痛的腿和胳膊休息一下。而第二天早晨，当大多数人还躺在床上时，他又要开始辛勤劳作了。
到1850年，蒸汽机开始取代马匹作为拉犁的动力来源。所涉及的设备既昂贵又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雇用专门的蒸汽承包商。一台或两台蒸汽机被安置在地头，犁通过一系列缆绳在田间来回绞拉，这些缆绳有时缠绕在由蒸汽驱动旋转的滚筒上。现在有了拉动七铧犁的动力，声称每天可以耕作十二英亩的说法绝非夸张。
蒸汽犁耕在重粘土中特别有效，而且可以在一年中马匹忙于其他工作的任何时候进行。马匹可以在一块田里帮助收割，而蒸汽机在隔壁田里犁地，为秋播做准备。产量和利润都增加了，蒸汽
普通犁有一个固定的犁壁，通常是”右手型”的。这意味着如果犁在田地里连续来回耕作，会形成一系列容易积水的深沟。犁沟必须始终朝一个方向铺设。人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在中世纪的条田中，他们会从中央隆起开始，在两侧耕作，将犁沟切片向中间翻转。另一种做法是以圆形路线耕作，从田地中央开始向外围推进。然而，对于大多数田地来说，需要将其划分为称为”条地”(lands)的区域，交替耕作。
在条地之间穿越地头的耗时过程，最终在20世纪被翻转犁的发明所消除。这种犁在主梁的左右两侧都安装了犁体，转弯时主梁可以旋转，使单条地带能够从一侧连续耕作到另一侧再返回。
到1920年，马力和蒸汽动力都被拖拉机取代。起初这是两人操作的工作。一人驾驶拖拉机，另一人操控犁并控制犁沟深度。但到了1930年代，弗格森发明了液压升降系统，使拖拉机驾驶员能够独自操控犁。
如今的耕作仍然可能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东安格利亚那些巨大的草原般的田地上，但拖拉机已经消除了早期大部分的汗水和辛劳。现代犁手可以坐在空调驾驶室里，面前有一排指示灯和仪表显示犁的深度和精度，还有操纵杆和开关进行调整。
在一些地方，耕作已被完全放弃，转而采用免耕直播。现代喷洒方法和种类繁多的轻型耕作机具意味着最小化耕作方法现在可以很有效。即便如此，大多数英国农民仍然每年至少耕地一次，通常在收获之后。这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尽管有现代理论，也不会轻易被放弃。
耕作比赛始于1790年代，至今仍在许多地方举行。它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论坛，展示新发明的平台，以及让专业犁手展示技艺的机会。
蒸汽犁的速度和效率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可以在收获后立即为冬季作物做好准备。犁一直在英格兰使用到1940年代。
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们将农业工人的生活浪漫化，画中描绘着面色红润的农民在阳光明媚的田野里劳作，但现实却大不相同。
与今天的乡村不同，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田野里无论天气如何都热闹非凡。农业劳工队主要由妇女和儿童组成，他们生活艰辛，要忍受恶劣天气、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要承受醉酒工头的残暴对待。
到19世纪中叶，东安格利亚和东米德兰兹的许多农场主依赖流动的妇女和儿童劳工队，全年在农场从事日常工作。这些农场主大多在新开垦的荒地上耕作。有些人清除了高地轻质土壤上的金雀花和灌木丛，以利用高涨的粮食价格。沼泽地区的其他农场主则使用蒸汽泵排干大片沼泽，使其适合耕种。农场主需要更多帮手来应对这些额外的工作量，但他们不愿意长期雇用劳工。他们担心如果粮价下跌，可能被迫放弃土地并解雇劳工。如果他们这样做，而劳工又住在本教区，
确保他们快速而彻底地完成工作。劳动帮从乡村劳工家庭中招募。大多数人加入在他们所在地区工作的劳动帮，当劳动帮转移时就离开，所以他们每年只以这种方式工作几周，最多几个月。
帮头（gang-master）以严厉驱使手下干活而臭名昭著。通常情况下，农场主按约定的价格支付工作报酬，无论工作花费多长时间，而帮头则根据帮工的体力和技能，每天支付最高一先令（5便士）的工资。因此，劳动帮干得越卖力，帮头赚得越多；而如果他们干得慢或效率低，帮头可能最终所得甚少甚至一无所获。因此，有许多投诉称帮头欺凌手下以迫使他们更努力工作——对他们大喊大叫、咒骂，甚至在他们看起来偷懒时殴打他们，这并不令人惊讶。还有投诉称一些帮头对其管辖下的女孩”行为不轨”，有一两人实际上因猥亵罪被起诉。
（上图）虽然一些帮工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步行数英里到田间，但许多人由农场主或帮头提供交通工具。
（左图）年轻男子、妇女和儿童由流动帮头从最近的村庄招募，图中最左边即为帮头。帮头可能是品行不端的人，粗暴且经常醉酒（下图）。还有投诉称他们对女孩”行为不轨”。
作为纳税人的农场主仍然要负责供养这些人及其家庭。其中一些农场主从最近的村庄招募妇女和儿童，组建自己的”私人帮”田间工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工作几天或几周。他们通常会提供马车接送工人往返田间。当农场的工作完成后，工人们就会被解雇。
不想费心招募和监督劳动帮的农场主会使用”公共帮”。这些由帮头控制，帮头通常是失业的农场工人。他巡视当地农场，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并与相关农场主商定价格。然后他招募一个由10到40名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劳动帮，通常将他们运送到农场工作并监督他们。
在劳动帮工作的人数和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因季节而异。1866年，一项政府调查估计，在前一年的某个时候，中部地区和东安格利亚地区共有约6500人在劳动帮中工作过。冬季，只有少数人在工作，而且他们要做繁重的工作——清理耕地上的石头和分拣土豆。春季，他们挖除茅草根、撒粪、锄地和种植土豆。初夏时节，对他们服务的需求达到高峰，他们帮助收割干草、清理休耕地，并手工除去谷物和根茎作物中的杂草。夏末，劳动帮通常会在主要谷物收获季节解散，因为传统上整个社区都会在田间劳作。秋季，一些劳动帮会重新组建，收获土豆和饲料甜菜（mangold）。
劳动帮承担的一些工作涉及繁重的体力劳动。清理石头、拔萝卜和捡土豆尤其费力，肯定比在工厂和磨坊的替代工作对体力要求更高。一项特别不舒适的任务是在潮湿的谷物田里除草，妇女们的长裙和衬裙很快就会被浸透。
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很快就适应了农业劳动帮的户外生活。这项工作比工厂工作更多样化，空气也肯定更清新。按现代标准，劳动帮的工作时间很长——根据季节不同，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在初夏漫长温暖的日子里，当工作充足时，劳动帮工作时间更长。一位16岁的诺福克女孩描述了典型的秋日一天：“今天早上我们为一个农场主削萝卜头尾，下午为另一个农场主叉除酸模草（dock）。我们离开田地时已经是……”
（右图）重型蒸汽动力机械的日益普及，逐渐挤压了农业劳动队伍的生存空间。虽然人工劳动者往往比机器更加细致，但他们的速度要慢得多——一台机器可以完成许多童工的工作量。
“体面的”乡村中产阶级指责劳动队伍的工人们不知廉耻、粗俗下流，并将这些劳动队伍视为败坏风气的根源。但大多数劳动队伍的工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极其拥挤的居住条件下（左图）。整个家庭，包括成年子女，都不得不共用同一间卧室——几个人挤一张床——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生活条件，而非劳动队伍的工作本身，才是导致他们缺乏礼仪规范的原因。
下午5点收工。明天早上我们7点开工。我带午饭去干活，面包，或者面包配奶酪或黄油。
偶尔劳动队伍会在农场过夜，睡在谷仓或外屋里，但通常情况下，工人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要么步行，要么乘坐工头提供的马车。一位亨廷顿郡的母亲抱怨说，她11岁和13岁的两个女儿必须步行八英里，在田里干八个小时的活，然后再走回家——而这一切的报酬仅仅是每人每天3便士。但这样长的路程属于例外情况，大多数劳动队伍的工人只需步行两三英里去上工。
有些劳动队伍的工人年纪非常小。约瑟夫·史密斯是林肯郡一个10岁的男孩，初夏时节他每天在劳动队伍里干12个小时的活，除玉米、甜菜和胡萝卜地里的杂草。他说队伍里有些男孩比他还小。他提到，虽然偷懒时有时会挨打，但他不介意再去干活。“挺好玩的。”
和当时农村地区的许多孩子一样，约瑟夫·史密斯请假离开学校加入了劳动队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把这份工作描述为”挺好玩的”。当然，许多劳动队伍的工人似乎都非常活泼好动，尤其是在上下工的路上。他们的喊叫和尖叫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一路上说说笑笑，互相推搡着把对方绊进泥泞的沟渠和荆棘丛中。
他们缺乏礼仪规范的行为让许多古板的乡村中产阶级居民感到震惊，纷纷抱怨他们的粗言秽语。当他们看到女孩们脱下湿透的裙子和衬裙挂起来晾干——在湿漉漉的玉米地里除了一上午草之后——或者目睹男孩们在农场池塘里裸泳，而女孩们坐在岸边观看时，他们感到十分惊骇。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场景让许多体面的观察者确信，劳动队伍正在腐蚀乡村的年轻一代。
1865年，对劳动队伍不良影响的担忧达到了顶峰，童工就业委员会被要求
直到不久前，每年九月，肯特郡的啤酒花田里都会挤满来自伦敦东区的家庭。他们乘火车从伦敦出发，把采摘啤酒花当作一种带薪假期——这是逃离烟雾弥漫的伦敦、呼吸乡村清新空气的绝佳机会。农场主为他们提供住所，许多家庭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个农场。有些人甚至会延长假期，留下来采摘苹果、李子和其他水果。
如今，啤酒花的收获仍然使用人工（如下图所示），尽管机器也承担了部分工作。步行或站在拖拉机驱动平台上的工人切断啤酒花藤蔓，然后逐一送入机器，由机器剥离啤酒花球果。
对劳动队进行调查。一位接受委员会采访的诺福克牧师不同意劳动队是腐化影响的说法。他指出，劳工家庭通常住在只有一两个房间的小屋里，整个家庭，包括正在成长甚至已经成年的孩子，都不得不共用同一间卧室：因此劳工缺乏羞耻心更可能是他们生活条件造成的，而非在劳动队工作的影响。但他的同时代人仍然坚信，劳动队工作损害了年轻人的身体和道德健康。批评者尤其关注那些被诱离学校的年轻女孩的福祉——她们被置于粗鲁、有时残暴、偶尔酗酒的劳工管理之下，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与游手好闲的男孩和可能名声不佳的年长妇女一起从事艰苦、肮脏的户外工作。剑桥郡斯蒂尔顿的教区长向委员会暗示了这种中产阶级愤怒的一个可能潜在原因，他认为劳动队工作不适合女孩，因为它使她们变得”粗鲁、粗野和无法无天，因此不适合做家庭佣人和从事家务”。此前，来自贫困乡村家庭的大多数女孩都被期望去当地地主或教区长家做家佣。一旦她们尝到了田野劳动的自由和独立，就不再愿意接受对”上等人”的顺从和尊敬，因此劳动队也被指责造成了家庭佣人的短缺。
尽管儿童就业委员会采访的证人对农业劳动队的谴责远非一致，但委员们认定劳动队工作确实损害了在其中工作的儿童的健康，并建议对其进行管控。
1867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为劳动队领班建立了许可制度。该法案还禁止雇用所有八岁以下的儿童，并规定男女在同一劳动队中一起工作为非法。《劳动队法案》标志着
（上图）春夏时节，仍能看到妇女和儿童在田间劳作，采摘难以机械收割的软质水果。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下图）不同，他们是付费来”自助采摘”的。
农业劳动队的终结。机械化的日益普及加速了其衰落——一对马拉着链式耙清除茅草根，能完成五十个孩子的工作量。
另一个削弱公共和私人劳动队的因素是义务教育的发展。1870年，部分地区开始推行义务教育，1880年在全国普及。教师们积极执行新法规，因为他们的收入部分取决于学生的出勤人数。义务教育给劳动队制度带来了致命一击。不可避免地，一些农田因此受损。1889年，福特斯丘伯爵在上议院表示：“诺福克的田地曾被童工劳动队打理得像花园一样整洁，如今却杂草丛生。”
全国各地的农民仍然依赖短期临时工来帮助收割庄稼。幸运的是，大多数地区的学校假期与收获季节重合，因此每年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妇女和儿童组成的队伍仍在采摘水果、堆放谷物，以及稍后的季节里挖掘土豆。
啤酒花采摘队是组织最为严密的群体之一。每年九月，数百名伦敦东区居民前往肯特郡的啤酒花田工作。他们把这当作一种带薪假期。啤酒花种植者为他们提供住处，许多家庭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个农场。
如今，啤酒花、豌豆和土豆等作物都由机器采收。但有些作物仍需手工采摘，在温暖的夏日里，仍能看到老人、妇女和儿童在田间辛勤劳作。现在他们开着家用汽车来采摘自己的个人收获——多到吃不完的草莓——被”自助采摘”的招牌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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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季节曾经是一个繁忙而热闹的时节。如今，取代了镰刀有节奏的挥舞声和收割者们的欢声笑语，只有联合收割机稳定的轰鸣声和为其服务的拖拉机的嘎嘎声打破寂静。
谷物收获是农业年度的高潮时刻。当小麦、大麦、燕麦或黑麦被安全收入仓中，这标志着一个年度仪式的圆满完成——这个仪式始于前一个冬天的犁地和播种。即使在今天，当人们很难将超市里的切片面包与麦田联系起来时，当燃烧麦茬的烟雾遮蔽夏末阳光时，仍然能感受到夏天结束的气息。
从远古时代直到19世纪中期，收割技术几乎没有变化。庄稼用长柄大镰刀(scythe)和短柄镰刀(sickle)收割；禾捆由人工捆扎和堆垛；晒干的庄稼被运到草垛和谷仓。变化是缓慢而微妙的；作物产量有所提高，工具也在多年间逐渐改进。
最早的镰刀，从青铜时代农民使用的七英寸小刀片到中世纪的收割钩，都是窄刃、深弯的工具，设计用于平滑地划过左手握紧的一束茎秆。一些早期镰刀有小锯齿，英格兰北部使用到19世纪末的较大”钩镰”(hewk)也是如此。在每一粒谷物都弥足珍贵的年代，较小的镰刀被用来收割相对稀疏的庄稼，以减少浪费。后来，随着产量提高，对更快收割速度的需求促进了更大镰刀的发展，以及长柄大镰刀的更广泛使用——此前长柄大镰刀主要用于割草。
与今天的单人操作机器相比，收割曾经是一项劳动密集型活动。整个社区来年的福祉取决于成功的收获，当时机和天气合适时，村里的每个人都会努力将庄稼收回家。在一些地方，收割田地由”小组”(rig)来完成，即收割队，通常是使用镰刀的妇女。每个小组有四名收割者，外加几个孩子。两个小组收割的谷物宽度足够供一名捆扎工(bindster)在两组之间工作。捆扎工会用收割者留在地上的扭曲麦秆带捆扎禾捆。
手工收割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长柄大镰刀在除最偏远地区外的所有地方取代了短柄镰刀。两把镰刀配合一天也很难割完一英亩地，但一个使用长柄大镰刀的人单独一天至少能割一英亩。长柄大镰刀是一种平衡精美的工具，以稳定的节奏使用效果最佳。由”领头人”(lord)带领——通常是最高大、最熟练的割草人——多达二十名或更多的割草人会以交错的队形在麦田中前进。谷物倒向每个人的左侧，形成整齐的一排，供后面跟随的拾穗者和捆扎工处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领头人设定的节奏工作，只在磨刀时暂停。磨刀本身是一项重要技能，使用磨刀棒(strickle)完成——一小段表面有凹坑的橡木，上面涂抹羊油和沙子的混合物。在19世纪后期，马拉收割机和收割捆扎机被引入，迅速取代了传统方式。
直到20世纪，妇女们仍在田间劳作。她们跟在割草人和捆扎工后面，用茬地耙收集”拾穗”(leazings)——散落在地上的松散谷秆。
现代收割田里的联合收割机(combine harvester)不仅能收割谷物，还能同时脱粒，将秸秆和谷壳留在地上，等待打捆或焚烧。
妇女们用镰刀(sickle)，男人们用大镰刀(scythe)，还有收集者和捆扎工。有了收割捆扎机(reaper binder)，一个人加上两匹马，一小时就能完成一个勤劳的割草工和他跟随的妻子一整天的工作量。
但谷捆(sheaves)仍需手工堆成禾束堆(stook)。谷物总是在半熟时收割。堆成禾束堆可以让杂草枯萎，并加速谷物本身的干燥和成熟。谷捆通常十几个一组，堆成帐篷状，中间留有空隙以便空气流通。为了获得最大日照，禾束堆排列成东北-西南走向。在潮湿天气里，可能会在上面再盖两个谷捆。
当禾束堆在阳光和风中尽可能晾干后，农民一边观察天气，一边召集所有人手将谷物运到谷仓或草垛场。“叉草工”(pitchers)用干草叉(pitch forks)将谷捆高高举起装上马车，“装载工”(loaders)则按照既定的模式有条不紊地摆放谷捆。当谷物堆到车厢边缘时，就在两端装上收获梯(harvest ladders)，载重量可以翻倍。
在院子里，另一队人卸下谷捆，存入谷仓或堆成草垛(ricks)。草垛必须防鼠防雨。它们要么建在”蘑菇石基座”(staddle-stones)上——由锥形石柱和圆顶盖石组成——后来改用铁制；要么建在带有突出边缘的石头或木头平台上以阻挡啮齿动物。完工后，草垛会覆盖茅草以抵御风雨。
谷物在接下来几个月里继续在仓库中成熟，冬天在谷仓的遮蔽下进行脱粒——将谷穗与秸秆分离。脱粒谷仓(threshing barn)——这个名字
谷仓一词源自古英语，意为”大麦房屋”——它是一个工作场所，而不仅仅是储藏室。虽然建造材料不同，布局和大小也有所差异，但同样的基本设计遍布全国各地。最简单的形式由两个储存间和中间的打谷场组成。打谷场两侧通常都设有居中的门道，高度足以让满载的马车通过。双开门的设计使得无法倒退的牛队能够进入、卸货，然后从另一侧穿过。打谷时，这些相对的门也会部分打开，形成穿堂风，有助于扬谷过程——即将谷粒与谷壳分离。
现存最早的谷仓大多是石砌的。其中最大的是中世纪教会大谷仓，规模宏大，用于存放什一税或教会税收。这些税收向当地地主和教会土地的佃户征收，以实物支付，尤其是谷物。尽管规模宏大，但其设计和功能与农民使用的小型谷仓相同。收割的谷捆存放在一端，在中央区域打谷，剩余的稻草存放在另一端，用作动物饲料、垫料和茅草屋顶材料。
打谷场的地面经过精心铺设。富裕的农场使用光滑的橡木、榆木或杨木木板，用木钉固定；其他农场使用花岗岩或其他硬石板；有些则先挖出地基，然后铺上砾石或沙子，再覆盖一层由黏土、沙子、�ite壳、谷壳、牛粪和公牛血混合而成的类似灰浆的混合物。这层混合物至少铺一英寸厚，待其干燥后，整个过程重复数次，最后用力夯实。
收割工具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作物产量低、由妇女收割的地方，使用镰刀(sickle)，通常配合一根带钩的棍子将谷物拨开以便切割。在其他地方，大镰刀(scythe)占据主导地位。谷物用连枷(flail)打谷，然后扬谷以分离谷粒和谷壳。
谷物在这个地面上由成对的工人用连枷(flail)打谷。连枷基本上是两根用活结连接的棍子，使工具能够做圆周运动挥舞。击打谷物的那根棍子叫做打谷棒(swingel)，比光滑的白蜡木手柄短，通常是从附近树篱上砍下的荆棘枝。
打谷后，谷粒用柳条编织的扬谷扇(winnowing fan)或宽大的木制扬谷铲收集起来，在穿堂风或微风中抛向空中，使谷壳被吹到一边，较重的谷粒落到地上。扬净的谷粒要么直接送到磨坊研磨，要么存放在专门建造的粮仓里。与谷垛一样，粮仓建在蘑菇形石墩(staddle stones)或石柱上，以防止老鼠和田鼠。
打谷仓的结构有许多变化。有时门前建有门廊，以扩展打谷场面积，并在恶劣天气时为等候的满载马车提供遮蔽。山墙上设有投料孔。
收割方式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不变。20世纪初仍在使用的工具，在这幅中世纪收割图（左图）中清晰可见。整个村庄都依赖收成，因此人人都来帮忙。
大多数谷仓的布局都很相似。中间是打谷场(threshing floor)，两端各有一扇相对的门，一侧是存放未脱粒谷物的空间，另一侧是存放稻草的空间（见下图）。较大的谷仓可能有多个打谷场。
一些谷仓的端部设有投料孔。这些孔像高窗一样，装有木制百叶窗，用于从外面的马车上将谷捆投入谷仓。通风口——墙上的孔洞或缝隙——有助于防止储存的谷捆发霉。有时这些通风口是通过从墙上移除单块砖块形成各种图案。还有一些类似中世纪城堡的箭孔，外侧开口比内侧窄。这样既能让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空气进入谷仓，又能阻挡破坏性的强风和雨水。另一个常见特征是在山墙顶端留有猫头鹰洞；仓鸮有助于控制老鼠的数量。
到19世纪末，机械脱粒取代了谷仓的传统功能。然而，旧谷仓常被改造以容纳新机器。机械脱粒机需要从上方进料，因此在谷仓内建造了阁楼。八角形和圆形的马力驱动装置外壳，称为”畜力转盘房”(gin-gang)，被添加到外部，齿轮、连杆和皮带将马力传递给脱粒机、升降机和其他机器。人力让位于马力，但马力又被蒸汽机取代，然后是内燃机。传统收获的繁忙景象已被联合收割机孤独的轰鸣声所取代。
即便如此，收获季节的魔力依然存在，在全国许多地方，其传统和仪式仍在延续。在早期，成功的收获关乎生死存亡。如果庄稼歉收，粮价就会飙升，这可能意味着许多家庭的困苦，甚至饥荒。因此，收获归仓是一个盛大的欢庆和感恩节日，由农场主出资，整个社区都会参与。
餐桌会摆放在露天或在
赫里福德郡彭布里奇韦斯顿庄园的一座典型三开间叉架式谷仓(cruck-framed barn)，现已主要改作储藏用途，其中一扇大门已被部分封堵。
如果下雨，他们会在谷仓的阴凉处搭起长桌。桌上摆满各种节日美食——装饰精美的牛肋排、火腿或乳猪，大盘热气腾腾的蔬菜，还有布丁和一壶壶麦芽酒。在这个场合，收割工人会由他们的主人亲自服务，之后在肥硕的收获月光下，人们会载歌载舞直到深夜。如今许多教堂仍在庆祝的收获节，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留下的较为庄重的遗产。
麦秆人偶的制作是古老的前基督教仪式的遗存，旨在让谷物精灵在漫长黑暗的冬日里得以保存。扭曲的螺旋形或”颈形”、扇形、结形和护身符形是一些至今仍在制作的传统造型。麦秆人偶还有其他名称——“谷核婴儿”(kern baby)、“野兔”(hare)，在威尔士则叫”老太婆”(the hag)。
除了感谢当年的收成，确保来年丰收同样重要。谷物精灵是前基督教信仰的遗存，人们认为它栖居在最后一捆谷物中，因此人们往往不愿意收割它。几个人会一起向它投掷镰刀，以分担责任。一旦割下，人们会用丝带、鲜花和橡树或白蜡树枝装饰它——在某些地区还会给它穿上女人的衣服——然后用马车运回家或列队护送，悬挂在农舍里直到来年。这些传统的残余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直到二战前，东米德兰兹和东英吉利的男孩们在收获季节还会在夹克上佩戴用麦秆编成的小胸花。
另一个广泛流传的收获习俗——已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历史——是将最后收割的麦秆编成各种”麦秆人偶”造型，让谷物精灵可以安全栖居其中。如今这一技艺已被商业化用于旅游贸易，其意义大多被遗忘，但麦秆人偶的制作仍是我们乡村过去的一个活的片段。
纵观历史，风力的利用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催生了雄伟的风车——这些早期工程的奇迹被用于研磨谷物或抽水。
风车曾是芬兰沼泽地区的标志性景观，涂着焦油的塔身和白色的风帆在东安格利亚广阔的天空下格外醒目，天空中常常飘过疾驰的云朵。在微风习习的日子里，旋转的风帆为单调的景色增添了生机：近处是帆布下降时急促的呼啸声和飞掠的影子，远处则是水斗将水排入沟渠和堤坝时有节奏的哗哗声。
然而，这些芬兰排水风车——在18世纪多达两千座——只代表了风力利用的一小部分：在七百年的历史中，英格兰的大多数风车都是专门为研磨谷物而建造的。
风车的起源并不确定。传统上认为它发明于中东，据民间传说，是由归来的十字军战士引入欧洲的。但无论其起源如何，风车在12世纪出现在英格兰。在此之前，磨坊要么靠水力驱动，要么——更原始地——靠畜力驱动：《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1086年）中记载的五千座建筑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一座是风力驱动的。然而，尽管水力便宜可靠，但并非各地都充足。尤其是干燥的东部郡县缺乏湍急的溪流，正是在这里——在东安格利亚的平原和南部丘陵地带——风车磨坊首先发展起来。
最早的风车类型是木框架柱式风车(post mill)：容纳机械装置并支撑帆布风帆的长方形主体（称为buck）安装在一根巨大的中心柱上——约20英尺高、2英尺粗，通常由橡木制成。通过尾杆(tail pole)——一根从后部伸出的长梁——这座精心平衡的风车可以绕着中心柱旋转，以面向风向。
到13世纪末，柱式风车——其护板要么涂成白色，要么涂上焦油——在缺水的村庄和山脊上已经很常见了。
在过去，数百座风车排列在英格兰乡村的山脊和山顶上，为当地居民将谷物磨成面粉。磨坊主辛勤工作以满足需求，作为回报，他们收取一定比例的谷物作为劳动报酬。由于磨坊主被允许出售他们收取的谷物，有些人不可避免地占有了超过其应得份额的谷物。乔叟笔下的朝圣者磨坊主”是偷粮的高手，他用拇指感觉谷物，就能判断其品质，然后拿走三倍于他应得的份额。”
由于风车可能停摆长达两个月，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每一丝微风。磨坊主的首要任务是将风车对准风向。他先架起坚固的梯子——这梯子不仅用于上下，还能平衡风帆的重量——然后或是用肩膀顶住尾杆推动，或是在较大的风车上用马匹拉动横梁。接下来要调整风帆：将每片风帆转到”六点钟”位置，这样磨坊主就能轻松爬上去，将帆布纵向穿过固定在主轴上的横杆。此时，他必须决定使用多少帆布；微风时展开全部帆布，大风时则收帆(reef)，将帆布外缘向内卷起，如同拉窗帘一般。
在室内，谷物袋被吊到料斗层，漏斗（谷物通过的锥形容器）装满待磨。最后，检查完磨石之间极其微小的间隙后，松开制动杆，风车便颤动着开始运转。
最重要的是，磨坊主必须时刻警觉风车内外的情况。如果漏斗空了，磨石失去谷物后可能相互摩擦，迸出火花引发毁灭性的大火。磨石本身也需要持续关注，因为磨石间隙不仅要根据风速调节，还决定了面粉的类型。间隙小能磨出细粉，但微风时可能卡住停转；间隙大则磨出粗粉，但强风驱动下可能转速过快，导致风车”失控”。
磨坊主站在风车门口的传统姿态，并非只是为了在炎热多尘的室内透口气。
在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的村庄都有风车。当时所有磨坊——无论是牛拉、马拉、水力还是风力驱动——都属于其所在土地的领主；此外，佃户必须在领主的磨坊磨谷。这些被称为”专磨权”(soke laws)的法规赋予领主磨坊垄断的利润，但也保障了民众的利益：领主有义务维持足够数量的磨坊以满足需求（实际上每1000至1500人配备一座磨坊），并保持其良好运转。
专磨权还规定了磨粉费：磨坊主可以留取的谷物作为报酬。通常为十六分之一，用专门的量器量出，然后存放在特制的储粮箱中。
中世纪的磨坊主工作时间长且辛苦——前提是有风。由于风车可能连续数周无风停摆（记录显示停工期可达两个月），
最早也是最简单的风车类型是柱式风车(post mill)——一种坚固的木框架风车，围绕一根巨大的中心柱建造，风车主体（或称”鹿身”）可绕柱旋转。在萨福克郡斯托克拜克莱尔教堂的彩色玻璃装饰中可以看到一座16世纪的柱式风车（右图），而埃塞克斯郡艾索普罗丁的一座异常大的柱式风车（上图）则保存自18世纪中期。这座精心修复的风车在梯子周围装有尾翼(fantail)，可自动将风车转向迎风。
相反，他凭直觉感知风向，观察风力和风向的任何变化。风速的变化意味着需要停止风车来增加或减少帆面积；在阵风条件下，这可能是一项危险的操作，因为如果刹车打滑，抓着帆的磨坊主就会被甩得团团转。突如其来的大风尤其危险：帆转得太快，无法使用刹车（刹车产生的巨大摩擦会迸发出致命的火花）；因此，磨坊主会尝试用谷物堵塞磨石来减缓疯狂的转动，然后将风车转向与风向成直角的位置。在这个新位置，一旦帆减速，就可以使用刹车并收起帆布。风向突然改变180°可能更具灾难性：当风车顺风时，帆会反向旋转、扭曲变形并撞向后方，或者被完全撕裂；在极端情况下，风车本身会倾倒。
（下图）这张立柱风车(post mill)的剖面图展示了风车设计的精巧之处。中心立柱是风车主体旋转的轴心，连接到一个支撑磨石重量的中央平台。外部顶端有两根帆轴(stocks)：与风轴成直角安装，用于承载帆。内部的风轴上装有一个大型齿轮刹车轮，与横向齿轮(wallower)啮合来驱动磨石。一根长尾杆从风车后部下方伸出；可以通过移动这根横梁来调整风车的位置，例如使用马力或人力（右图）。
经过五百年的发展，风车设计随着帽盖(cap)的发明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一个安装在风车顶部的旋转装置，帆就固定在上面。现在不必再转动整个风车来迎风(luff)或调向(wind)，只需转动帽盖即可，因此风车本身成为了一个坚固、不动的结构。在17世纪后期发展出两种类型：罩衫风车(smock mill)和塔式风车(tower mill)。
罩衫风车因其外形酷似工人的罩衫(smock)而得名，是一种建在砖基上的锥形木结构；通常为八边形平面，但有些多达十二个斜面，少的只有四个。
（右图）17世纪发展出一种新型风车，省去了转动整个风车主体来迎风的不便。罩衫风车因外形像穿着罩衫的人而得名，配有一个可旋转的帽盖，帆固定在上面，还有一个尾扇(fantail)机构：尾扇会自动转动帽盖，使帆面向风。
塔式风车的设计非常相似，只是通常为圆形平面，用砖或石头建造；与
罩衣式风车（smock mill）的塔身呈锥形设计，以减少帆翼后方的风阻。最初，这两种类型的风车都需要手动调整风向，要么通过从顶盖向下延伸的尾杆，要么通过环形绳索滑轮系统。但在18世纪中期，尾翼装置（fantail）被引入。尾翼安装在顶盖后部，与主帆翼成直角，能够自动使帆翼始终面向来风方向。尾翼装置也被加装到许多仍在使用的柱式风车（post mill）上——要么连接在尾杆末端的轮式支架上，要么围绕梯子搭建。
大约在同一时期，帆翼设计也有了显著改进。首先出现的是弹簧帆翼，用一排铰链式百叶板取代了帆布——排列方式类似百叶窗——通过每个帆翼上的弹簧加载杆来开合。百叶板本身通常由木材或固定在框架上的帆布制成。虽然弹簧帆翼仍需在六点钟位置逐个调整，但这种操作比危险地攀爬在帆翼横杆上要简单安全得多。下一项发明出现于1807年，意义更为重大：专利帆翼可以在风车不停转的情况下进行调节。百叶板由悬挂的配重控制，能够自动收帆，磨坊主也可以从风车内部进行调整。
风车在18世纪的英格兰达到鼎盛时期，数以千计的风车如哨兵般矗立在暴露的山脊、山顶和开阔的田野上。大多数风车将谷物磨成面粉，或将豌豆和豆类磨成动物饲料，但也有少数加工其他材料，如鼻烟、鞣皮树皮、骨�ite、亚麻籽油和燧石（用于瓷器）。此外还有风力锯木厂、漂洗坊（fulling mill），以及东部各郡的排水风车——沼泽地区（Fens）以罩衣式风车为主，布罗兹湿地（Broads）则多为砖塔式风车。
无论功能如何，所有风车都需要风车匠（millwright）的定期维护——这些工匠负责建造风车（砖石部分除外）并承担维护责任。除了风暴损坏帆翼等紧急情况外，维修通常在冬季进行，此时风车最为清闲，但天气却最为恶劣：风车匠们危险地平衡在帆轴上，或蜷缩在顶盖脊梁旁，常常忍受着刺骨的寒冷、凛冽的狂风和倾盆大雨，拆除腐烂或断裂的构件。
与罩衣式风车采用木框架结构不同，塔式风车（tower mill）由砖或石建造。两者都有类似的锥形外观——旨在提供最小的风阻——但塔式风车的平面通常是圆形的，而非八角形。大多数塔式风车都配备有尾翼机构和环廊。总体而言，塔式风车比柱式或罩衣式风车更为耐久，因为其厚实的墙壁更容易做好防水处理。
虽然大多数风车用于研磨谷物，但也有”用于提水的奇妙机器……其中一台在半小时内提升了一千二百吨水；由风帆驱动”（丹尼尔·笛福，1724年）。数百台这样的风车被用于排干东安格利亚的沼泽地；它们装有连接坑轮的锥齿轮，坑轮与旋转的桨轮安装在同一轴上。最大的排水风车可以排干五百英亩的土地，每分钟提升约八吨水。（笛福的说法有些夸张！）
安装了新的部件。
如果磨坊工匠是本地人，他会在自己的作坊里准备替换零件，否则就在现场工作。他使用锛子（adze）——一种古埃及人就已知晓的类似斧头的工具——将充分干燥的木材加工成主轴、鞭杆、帽檐、风扇架……尤其是塔式风车的斜角柱或角柱；在这种类型的风车中，倾斜的角落非常容易受潮，因此容易腐烂。磨坊工匠根据不同任务选择不同的木材：中心柱和风轴首选橡木；帆叶用美国黄松；帽椽用杨木；制动轮轮缘用榆木，但轮齿用苹果木（或山毛榉木）。
磨坊工匠还负责监督风车的搬迁工作。随着居民点的扩大，木制风车经常需要重新选址：有时是因为新建筑造成气流紊乱，需要寻找更好的迎风位置；有时是因为风车——可能已经处于建成区内——对过往交通构成危险。帆叶、机械装置以及帽盖（如有）会被拆卸后分别运输。风车本身则放在滚轮或专用拖车上，由多达40匹马或牛拉运。
另一位不可或缺的工匠是磨石修整师（stone dresser）。他通常是流动作业的，在收获季节后从一个磨坊走到另一个磨坊，为两块磨石更新工作面。在此之前，重约一吨的转石（上磨石）必须先被吊起。修整过程本身——一对磨石需要四到五天——首先是通过凿除高点并打磨来平整表面，然后重新刻出细密的沟槽，这些沟槽既用于研磨面粉，又用于将面粉引导到袋子或料仓中。
风车磨坊的衰落始于18世纪末蒸汽机的出现，蒸汽机具有更可靠、更强大的双重优势：在沼泽地区，蒸汽泵很快证明其效率是风车的15到20倍。渐渐地，在全国各地，蒸汽开始补充、然后取代变幻莫测的风力。一个世纪后，辊式磨粉机的引入进一步侵蚀了风车磨坊的未来，这种机器能生产出雪白的面粉——深受公众喜爱，并很快得到政府法规的认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风车已经停止营业。
如今，一些老风车已被修复，成为我们工业遗产的动人见证；另一些则被翻新改造成风景如画的住宅。而且，在地平线上，风力正在卷土重来。不是用来磨谷物或抽水，而是用来发电。这些新型高科技结构——流线型的风力涡轮机——目前正在苏格兰进行测试，最终可能生产英国20%的电力。九百年过去了，帆叶仍在转动，人类仍在驾驭风的力量。
（上图）由于风车要承受最恶劣的天气条件，因此需要不断维护。维修工作通常在寒冷的冬季进行，那时繁忙的收获季节早已过去。图中，磨坊工匠和他的助手们正在建造一套新帆叶，以替换已经腐烂的旧帆叶。
（左图）经过数周的研磨，大磨石的工作面逐渐磨损，必须进行修复。这项工作传统上由磨石修整师完成，他先打磨表面，然后重新刻出沟槽，使锋利的沟槽能够高效地研磨面粉，并将其引导到等候的料仓或袋子中。刻槽工作使用一种叫做磨石錾（mill-bill）的钢制凿子状工具完成；修整师工作时，钢屑偶尔会飞溅并嵌入他的手中——因此，一位工人可以通过”展示他的金属”来证明自己的经验。
干草季节——传统上是农业年度中至关重要的时刻——带来了新割青草的醉人芳香、铺满晾晒草条的条纹状草地，以及四周田野中出现的干草堆。
自从青铜时代的农耕者锤打出第一把镰刀，并学会如何保存割下的青草以来，干草就一直是牲畜越冬的主要饲料作物，制作干草也成为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凯尔特时代起，丰收的干草就能确保农民安然度过严冬，并预示着新年有个好开端。到了《末日审判书》时期，农业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封建制度，因此组织得井井有条。制作干草也不例外。每个教区都划出专门的草地用于收割干草。通常，这些是村庄外沿溪流分布的低洼草地，那里永久湿润的土壤保证了年复一年茂盛丰富的生长。放牧和收割这些水草地(watermeadows)的权利每年分配一次，通常通过抽签决定；“抽签草地”(Lot Meadow)这个名称至今仍在全国各地沿用。为了分配方便，草地被划分成条状，通常是一个镰刀幅宽，仅用石头标记边界。
虽然六月和七月是最繁忙的主要干草制作月份，但一年中可以收割两次甚至三次，最后一次在八月。当青草准备好收割时（已开花但尚未结籽），收割工作由干草管理员(hayward)组织，这位工头的主要职责是监督佃户们割草、翻晒干草，然后堆成小草垛(cocks)，最后堆成大草堆(stacks)。收割后，同样的佃户被允许在干草地上集体放牧他们的牲畜：这项权利通常从收获节(Lammas Day，8月1日)延续到诸圣节(All Saints，11月1日)，这些草地有时被称为收获节草地(Lammas Meads)。牲畜不仅能享用茂盛的青草和附近的水源，而且它们的粪便反过来也帮助为来年的作物施肥。
水草地是如此宝贵的资产。
（右图）现代干草制作高度机械化，从割草到打包成干草的整个过程，完全由拖拉机牵引的机具完成。
（下图）大镰刀(scythe)是一种割草工具，可能由罗马人引入英国，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被机械割草机取代。
许多教区试图扩大其面积，有时通过排干河边的沼泽，更常见的是通过筑坝拦截溪流，将水引入渠道流向较干燥的牧场。
整个中世纪直至都铎时期，干草周期继续保持其古老的节奏，尽管在此期间封建制度逐渐消亡。然而，在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了三项重大变革，对草地以及干草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轮作农业(up-and-down husbandry)的出现，这是一种交替使用田地的耕作制度，在十六世纪被广泛采用。在这种制度下，牧场被翻耕种植谷物，而谷物田地则改种牧草，从而解决了永久耕地和永久放牧的古老难题。
草地会被翻耕并耕种三到四年——通常依次种植燕麦、大麦、小麦或黑麦。然后田地被放置休耕——原有的草根在浅层翻耕中未被破坏，自然萌发生长——恢复为牧场六到七年。这种轮作制度带来了全面的好处：放牧的牲畜为土壤施肥，牧草使土壤得到休养，结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有些情况下增加了二十倍。
反过来，牧草本身——经过几年休耕后重新生长，年轻而新鲜——营养丰富，而且往往产量充足，除了放牧还能收获一茬干草：肉类、牛奶、羊毛和皮革的产量都大幅增加。
第二项创新始于1590年代，是延长晚秋和早春的放牧期。这是通过灌溉水草地(water-meadows)来实现的。通过筑坝拦截溪流，在草地上铺设水渠网格。水从这些渠道溢出，使草地覆盖上一层浅浅的、缓缓流动的水层。
以这种方式在夏季短期”漂浮”(floating)草地，可以多收获一茬干草，并使十一月放牧成为可能。
冬季漂浮更有价值：溪流中的沉积物有助于肥沃土壤，而水层保护土壤免受霜冻，从而促进春季牧草更早、更茂盛地生长，延长放牧期并获得更好的干草收成。在五十年内，漂浮灌溉已成为整个地区的标准农业做法。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干草制作都是手工完成的。每个身体健全的村民都参与其中。男人们由工头——干草监工(hayward)——组织成割草队。在漫长的一天工作后——大约14小时——一个熟练的割草工能割完一英亩半的草地。男女干草工跟在割草工后面，翻动新割的干草，使其快速均匀地干燥，然后将其耙成小堆或草垛(cocks)。接下来的两天里，小草堆再次被摊开让干草继续干燥，在割草后的第三天，干草被装上干草车运走，堆成干草垛(haystacks)。
如果干草收成丰盛，农民会将多余的干草在最近的干草市场出售。从19世纪末开始，待售的干草需要打捆、捆扎并称重，使用的是如上图所示的干草压捆称重一体机。
萨顿草籽适用于各种土壤生产最优质的干草作物和上等牧草萨顿父子公司，女王御用种子商，雷丁，伯克郡
（上图）20世纪初，干燥过程通过马拉机械加速进行，机械上装有旋转的叉齿用于翻动草料。
（左图）这幅19世纪末的种子广告反映了农民对能够获得更高产量和更优质作物的草种的（持续）追求。
正如当时的一句谚语所示，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善于灌溉者是好农夫。”
第三项创新，也是对干草制作影响最大的，是”新草种”的引进。自古以来，干草草地都是自然生长的，包含各种野草和早花植物，如黄花九轮草和布谷鸟花，它们有机会在割草前结籽。但随着轮作农业的推广，农民开始尝试播种草籽以创造更好的牧场。起初，他们通过脱粒割下的干草来获取种子——通常只是将其在石头上或栅栏上敲打。然后，在17世纪中期——效仿荷兰农学家的做法——他们开始播种红豆草(sainfoin)、三叶草和黑麦草。红豆草（法语意为”圣草”）非常成功：它能产出丰富的干草，之后至少五年都有充足的放牧草料。意大利黑麦草和红三叶草非常适合短期（一到两年）的干草田；而多年生黑麦草可以承受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反复放牧和收割。
从那时起，这些”新草种”就成为临时草地的基础——最长使用寿命为十二年的临时草地被称为轮作草地(leys)。苜蓿(Lucerne)也曾被尝试种植，但不如红豆草受欢迎；讽刺的是，它现在已经取代后者成为该国顶级干草作物之一，每年可收割四次，连续多年。
尽管这些改进影响了草料生产，但干草制作方法本身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干草仍然按照传统方式收割。
二战期间，自给自足的需求导致人力劳动的使用增加，重现了19世纪而非20世纪更为典型的干草制作场景。
在机械化打捆技术引入之前，干草被堆成垛，有时是一系列小草垛，需要时再从中切取。
手册中写道：“他们的劳动非常繁重；然而，他们有烈性啤酒的配给，这是其他劳工通常没有的。”其余劳动力则分配到较淡的啤酒，而在西部乡村地区苹果酒更为常见，禁酒农场则供应冷茶。
在割草工身后，跟着干草制作工——每个镰刀手配四到五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翻晒(ted)，即把每条草带铺开，然后每隔两三个小时翻动松散的草，使其均匀快速地干燥。接下来，他们用宽大的拖耙(drag rakes)将干草收集成细长的行列，称为草垄(windrows)；最后，在天黑前，他们用叉子将干草堆成小堆，这些小堆有各种叫法：草垛(cocks)、小堆(stacklets)、尖堆(pikes)或草卷(colls)。
第二天重复同样的过程：拆开草垛，把干草铺开，中午左右再次耙成草垄，傍晚时分再堆成草垛。干草耙或拖耙是一种坚固的工具，跨度可达六英尺；手柄由劈开的柳木制成，横杆用橡木，齿用白蜡木。
这种方式与数千年前青铜时代耕作者的做法几乎相同。
在机械化出现之前，干草制作是全村的事务：男人负责割草，女人跟在后面翻晒和耙草。由于利用好天气至关重要，割草从黎明开始——即使露水仍然打湿着草——一直持续到黄昏。割草队——通常三四个人——挥舞着长镰刀(scythes)穿过草地（镰刀由罗马人引入，比短镰刀割得更贴近地面）。一天结束时——可能长达14小时——每个割草工能清理一英亩半的地。这是艰苦的工作，正如当时一本农业手册所述。
第三天，干草通常可以堆垛了。马拉的大车在草地上颠簸行进，在每个草垛旁停下。干草被叉起，按顺序放置——横向一层接着纵向一层——以将负载捆绑在一起。孩子们站在车顶上，把每叉干草踩实。
草垛本身建在田间或农场的草垛场，立于防潮的平台上，平台由原木、石头、白�ite或金雀花(furze)铺成，上面覆盖稻草。草垛被仔细地层层堆高。
一层一层地堆叠；在接近顶部时，两侧会略微向外突出，形成类似屋檐的悬挑结构，以保护主体结构免受雨水侵蚀。完成的草垛约十英尺高，用浸湿的小麦或黑麦秸秆进行茅草覆盖。在19世纪50年代，一名茅草工人完成一个中等大小草垛的覆盖工作可以赚取约四先令。
在干草制作的各个阶段，始终存在的威胁是潮湿。收获期间必须有好天气，因为干草必须快速干燥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糖分。因此，干草割下后，白天必须充分翻晒(tedded)，但在夜幕降临前要堆成小堆(cocked)，以防止地面湿气侵入；同样，第二天也要等露水蒸发后才能打开草堆。如果干草在潮湿状态下堆垛，会发酵过于剧烈，过热甚至可能引燃草垛。此外，虽然轻微发酵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使干草更有营养，但过度加热会破坏蛋白质含量。但如果天气变坏，不得不在潮湿状态下堆垛，农民会建造较小的草垛以减少热量积聚，有时还会在干草中间夹入秸秆层，或撒入一袋盐。
丰收的作物确保农民自用有余，还能拿到市场出售。在19世纪，随着城市中心的发展和马车交通的增加，对干草的需求急剧上升：夏季，被称为”stackies”的干草驳船队会沿泰晤士河运送饲料，供应伦敦日益增长的马匹数量。在全国各地，大多数城镇都有干草市场，干草以大捆的形式出售。
直到19世纪末，镰刀、耙子和叉子已经使用了约2000年，英国的干草制作才开始机械化。首先出现的是割草机，每天能割十英亩地，但由于割下的草留在田间成排，仍需人工翻晒、耙拢和堆垛，所需的干草工人数量反而增加了，以跟上更快的收割速度。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机器已经接管了整个过程。此外，在19世纪末，青贮饲料(silage)发展成为干草的可行替代品——尤其是在较凉爽的地区或潮湿的夏季。割下的草不经干燥，而是以青绿状态储存在青贮窖中，经过压实并隔绝空气后，转化为营养丰富的饲料。
机械化使干草制作变成了”一人一拖拉机”的工作。然而，只要天气仍然超出科学的控制范围，干草制作就永远是一场赌博——尽管自青铜时代以来，胜算已经大大提高了。
（上图）现代打捆方法无需将干燥或正在干燥的干草从田间的草条堆成小垛。如上图所示，干草成排躺在田间，由草条翻转机翻动——这是一种由拖拉机牵引、带有无轮辋钢丝轮的机器。当干草干燥后，拖拉机驱动的打捆机（上图）沿着草条行进，将其卷成圆柱形草捆。草捆被机械吊装到拖车上，运往谷仓储存。
需要时，饲料可以运到田间，展开并分成较小的部分，供露天越冬的牲畜食用。
无论风雨，从黎明到黄昏都与羊群为伴，优秀的牧羊人不仅要做羊群的守护者，还要身兼兽医和接生员的角色。
耐寒的高地绵羊在山上过冬，牧羊人只在特别恶劣的天气或需要灌药治疗时才将它们聚拢起来。
白垩丘陵地带特别适合放牧，在18和19世纪，这里遍布羊群。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粮食短缺导致大部分丘陵被开垦为耕地，英国3300万只绵羊中的大多数如今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的高地上。
超过30个地方品种和公认的杂交品种构成了这一种群，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山地羊和低地羊。山地羊能够忍受恶劣条件和贫瘠的牧草，但繁殖力不强。低地农民期望每只母羊每年产两只羊羔，而山地农民能有一只就很满意了。
低地绵羊在肥沃的牧场上形成密集的群落，而山地绵羊则稀疏地分布在崎岖的高地上。但它们的漫游并非毫无规律。放任自流的山地绵羊会待在它们出生的地方附近。
在煤炭和钢铁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之前，国家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羊毛。罗马人将白色长毛绵羊引入这些岛屿，经过几个世纪，它们取代了本地深色、类似山羊的品种。羊毛制造业在黑暗时代衰落，但随着时局稳定，这一产业迅速恢复，到12世纪，英格兰已成为欧洲优质羊毛的主要来源地。
最大的羊群归修道院所有，但世俗财富同样可观。羊毛商人成为富人，羊毛财富建造了宏伟的宅邸和教堂，资助了学院和学校，还为百年战争提供了资金。到都铎时代，英格兰有1000万只绵羊，每年生产8500吨羊毛。
直到本世纪，绵羊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在南部和东部。
出生——一种被称为”归属感”(hefting)的本能纽带。如果牧羊人将羊群聚拢后再放回山上，它们会径直返回熟悉的归属地。
如今养羊更多是为了肉而非羊毛和奶，但牧羊人的工作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生活可能非常孤独。在产羔和剪毛等关键时期，牧羊人几乎住在工作地点，只有牧羊犬相伴。
这门手艺古老、地域性强且孤独的特点，反映在牧羊人用来描述羊群的奇特而神秘的语言中，尤其是用”韵律计数法”(rhyming score)来数羊。这些词汇带有法语、德语、北欧语和盖尔语的痕迹。在苏塞克斯，他们这样数：“one-erum, two-erum, cock-erum, shu-erum…”；在康沃尔是”on, dow, tray, pajy, pemp…“；在北部和苏格兰边境地区，这种计数法至今仍较为常见，他们说”yan, tan, tethera, pethera, pimp…”
羊的户外习性意味着它们几乎不留下什么痕迹。它们很少被关在建筑物里，甚至牧羊人也只能凑合着住在临时棚屋里，比如带轮子的牧羊人小屋，四面都有窗户，方便牧羊人观察和倾听羊群。
牧羊人既要听羊的叫声，也要听羊铃声。夜间，铃声会提醒他羊群是否走散或躁动不安。铃铛在低地草场比在山地更常用，因为山地的羊群分布较散。牧羊人更普遍使用的装备是栅栏——用木头或编条(wattle)制成的临时围栏。冬天，栅栏用来将羊群围在萝卜地里。羊群被圈在萝卜地的一小块区域内，直到它们吃完所有地上部分并给土地施了肥，然后通过移动栅栏将它们引导到下一区域。
但最能定义牧羊人身份、对其工作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是他的牧羊杖和牧羊犬。牧羊杖长期以来一直是牧羊人职业的标志性象征。在传统的雇工集市上，每个人都会携带代表自己职业的标志物——赶车人带鞭绳，茅草匠带一束稻草——牧羊人则带着他的牧羊杖。杖柄通常由白蜡木或榛木制成，钩头是铁制的——在苏格兰有时用雕刻的羊角。牧羊杖有三种不同类型，尺寸各异。最常见的是腿钩杖(leg crook)，用于钩住羊的后腿。颈钩杖(neck crook)形状相同但更大。浸羊杖(dipping crook)有双曲线设计，一端将羊按入水中，另一端将羊头钩出水面。
比牧羊杖更古老的是牧羊人与牧羊犬的合作关系。人与狗共同牧羊已有数千年历史。
在高地管理羊群，没有不知疲倦的柯利牧羊犬(collie)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迈尔斯·伯克特·福斯特所绘《喂羊》中羊身上的红色斑块可能是”红土”(reddle)——一种曾用于标记羊的红赭石和胶水混合物。
牧羊杖可能起源于黑暗时代的英国。在熟练牧羊人的手中，它是一件巧妙的工具。羊一旦被钩住就无法挣脱，但又不会造成淤伤或给动物带来任何痛苦。
如今世界上存在50多种牧羊犬品种，但没有一种能与英国柯利犬相媲美——柯利（collie）一词源自凯尔特语coillean，意为”小狗”——它们在牧羊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最初，牧羊犬本质上是羊群的守护者，被培育成具有力量和攻击性的犬种。在英国，由于狼和熊等凶猛的捕食者比欧洲大陆更早灭绝，育种重点转向培育体型更小、速度更快、更聪明的犬种。柯利犬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狼群仍然存活的欧洲，德国牧羊犬和比利牛斯山犬则更为典型。
牧羊能力、无限的耐心和对工作的热爱已经融入柯利犬的血脉中，而起源于苏格兰、历史仅有上个世纪的边境柯利犬，如今放牧着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羊群。柯利犬的训练从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开始。在12到18个月内，它将学会基础技能，还需要一到两年才能完成全部训练——比赛中最优秀的犬只通常是三到五岁。牧羊人更喜欢自己繁殖和训练犬只，而不是购买，因为了解父母犬的情况，他们可以确保幼犬的性格和气质适合这项工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柯利幼犬就会尝试驱赶农场里的鸡、猫或任何其他动物。训练的目的是发掘和引导这种天生的能力——这是对群体狩猎本能的一种适应性改造。
当幼犬被引入羊群时，通常是作为旁观者被拴着观看另一只狗（通常是它的母亲）在牧羊人的指挥下展示技能。幼犬开始将人的口哨声、手势和呼喊与狗的动作联系起来。之后，幼犬与年长的狗一起工作，训练在鼓励、温和的话语和偶尔的责备中完成。有些狗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例如寻找走失的羊——这些能力会得到鼓励，但所有的狗都要学会驱赶羊群、让羊群保持静止，以及分离和挑选个体。
竞技性牧羊犬比赛是相对较新的创新：第一场比赛于1873年在威尔士的巴拉举行。它们很快被认可为展示牧羊技艺新理念和个体犬只优点的宝贵示范。比赛促进了品种的极大改良。对于牧羊人来说，比赛也是他们工作生活中受欢迎的消遣，而他们的工作生活仍然与羊群的年度生命周期紧密相连。
比赛反映了牧羊犬的日常工作任务。“外围奔跑”（outrun）(1)让狗绕到羊群后方而不惊扰它们。然后狗”驱起”（lift）羊群(2)并将它们”带回”（fetch）(3)直接送到主人身边。“驱赶”（drive）(4-7)是一条三角形路线，途经两对栏门。在”分群”（shed）(8)中，狗将两只羊从其余羊群中分离出来。最后，狗将羊群”圈入”（pen）羊栏(9)。在一些比赛中还有另一个阶段——“单独分离”（single）——狗需要将一只羊从其余羊群中分离出来。
牧羊人的一年从秋天开始，此时公羊（rams）或称”种羊”（tups）被放入母羊群中。
妊娠期为五个月，配种时间安排在春季产羔。在山地农场，配种可能晚至十二月，比低地品种晚两到三个月。公羊腹部涂有染料标记，这样牧羊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母羊已经配种。怀孕的母羊留在山上过冬。
耐寒的高地绵羊几乎能在任何天气下生存，在雪下觅食草芽或石楠。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牧羊人必须把母羊从高地赶下来，如果无法做到，就得把额外的饲料送上去。绵羊特别容易被雪堆吞没，因为它们习惯背风吃草。被风驱赶着前进时，它们会在障碍物——石墙或树篱——前停下，很快就被雪覆盖。幸运的是，它们可以在雪下存活数周，羊毛保暖，反刍胃中的食物维持生命。
产羔前六周，母羊要”灌药”驱虫，并喂食精饲料和维生素直到产羔。“灌药”(Drenching)是牧羊人对喂药的称呼。
在低地农场，怀孕的母羊被圈在一起，新生羊羔诞生在一片咩咩叫声中。在山上，母羊随处产羔。无论在哪里，这都是牧羊人一年中最忙碌、最重要的时期。他帮助难产的母羊，寻找孤儿羔或被遗弃的羊羔。孤儿羔要么由牧羊人用奶瓶喂养，要么寄养给”失羔母羊”(keb)——即失去羊羔的母羊。
羊羔四个月大时被带回来断奶。母羊被赶到较差的牧场以停止泌乳，羊羔则被打上标记——过去用烙铁，现在用耳标和彩色染料来确定归属。
剪毛在五月到八月之间进行。天气变暖时，羊毛会”浮起”。内层毡化的羊毛从身体上抬起以给绵羊降温，然后通过剪断下面的新毛，整张羊毛就能轻松取下。
夏末，牧羊人要盘点存栏；他必须决定哪些羊留作种羊，哪些出售。山坡上的母羊可以繁殖三季，之后作为”淘汰母羊”(draft ewes)卖给低地农民。低坡较好的条件意味着它们还能再产羔两年。山地羊羔在夏末通常不够大，无法作为肉羊出售，这些羊也作为”架子羊”(store lambs)卖给低地农民育肥。销售结束后，牧羊人就该回到山丘和草原上的种羊群，放出公羊，为新一季做准备。
（上图）归巢本性(hefting instinct)帮助高地牧羊人控制羊群的活动范围，但即便如此，他仍需跋涉许多里路。
（右图）定期在各种药液中药浴(Dipping)有助于保护绵羊免受它们容易感染的各种疾病和寄生虫的侵害。
几个世纪以来，剪下的羊毛——“羊毛剪毛季(the clip)”——为英国提供了工作和财富。如今，除了部分活动实现了机械化，这项产业基本保持不变。
“全世界都穿着它，全世界都渴望它，全世界几乎都羡慕我们拥有它的荣耀和优势。”丹尼尔·笛福的这番赞美，指的是我们英国的毛纺制造业。与之前的羊毛贸易一样，毛纺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家繁荣和骄傲的主要来源。
英国与羊毛的悠久渊源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当时青铜时代的人们发展了纺纱和织布技艺，从而发明了毛织物。这些最早的羊毛工人通过”拔毛(rooing)“获取原材料——在夏季换毛期从羊身上拔取羊毛。但1000年后，剪毛——将整张羊毛一次性剪下——已基本取代了拔毛法。
罗马入侵者扩大了英国的布料生产，从而也扩大了养羊业；他们还引进了新的绵羊品种——今天的罗姆尼羊、科茨沃尔德羊和莱斯特羊的祖先都源自罗马帝国。他们在较大的城镇设立了羊毛作坊，并建立了一家织布厂——英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工厂——可能位于凯斯特。到三世纪时，毛织物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
然而，在黑暗时代，这个行业萎缩了：绵羊更多地因其粪肥和肉而受到重视，而非羊毛。但大多数农民仍养着几只羊，以便家中妇女有足够的羊毛来纺织日常衣物。
随着诺曼征服，羊毛的命运戏剧性地复兴了。新的地主——法国领主、修道院长和主教们——投资于大规模的羊群，主要用于羊毛生产。大部分羊毛被羊毛商人收购，转售给佛兰德斯和伦巴第的织工。在14世纪，每年出口多达200万张羊毛。羊毛被打包成巨大的麻袋，由羊毛运输队——驮马队伍——运往指定港口，或装在羊毛货车(woolwains)上——这种货车顶部有遮雨篷，但侧面通风以防止保温性强的货物过热。然后羊毛被运往加来——官方的羊毛港口或羊毛交易所(Staple)，王室在那里征收出口税——当有昂贵的战争需要资助时，每袋高达2英镑。
羊毛本身经常被用作货币：1194年，为确保理查一世获释而支付的赎金主要由英国羊毛组成。
然而，从14世纪中叶开始，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佛兰德斯织工难民的涌入，以及百年战争期间实施的贸易禁运，重振了英格兰自己的毛纺工业。在一个世纪内，羊毛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三，而布料的海外销售增长了十四倍。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毛纺制造业是英国的主要产业、首要出口商品和主要财富来源。
许多羊群主、商人和布商——包括迪克·惠廷顿——从羊毛中赚取了巨额财富。这些羊毛财富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捐赠慈善机构、创建医院，以及建造东安格利亚、西部乡村和科茨沃尔德地区宏伟的”羊毛”教堂。羊毛在中世纪重要性的其他持久印记包括地名，如阿斯科特(Ascot，意为东边的羊舍)、谢佩(Sheppey，意为羊岛)、希普顿(Shipton，意为养羊场)和希普莱克(Shiplake，意为洗羊池)。许多传统谚语，如”染在羊毛里(dyed in the wool)“、”在拉幅架上(on tenterhooks)“，以及童谣《咩咩黑绵羊》——它让人想起1275年极不受欢迎的羊毛出口税——都可追溯到羊毛至关重要的时代。戴尔(Dyer，染工)、富勒(Fuller，漂洗工)、韦弗(Weaver，织工)、韦伯斯特(Webster，织工)等姓氏，以及酒馆招牌上的”羊毛”、“羊毛包”、“漂洗坊(The Pandy)”，最重要的是——
羊毛对英格兰各阶层生活的影响如此深远，历经数百年，甚至渗透到了儿童的童谣中。这首最受欢迎的儿童童谣《咩咩黑绵羊》于1744年首次被记录下来，歌词中关于袋子分配的内容，指的是1275年对羊毛征收的出口税。
下议院的羊毛袋座椅也证实了羊毛在过去的重要地位。
16至17世纪，羊毛产业进一步扩张，部分原因是发现了新市场，部分原因是全国性的圈地运动使更多土地可用于放牧。在此期间，适应不同栖息地的特定品种开始出现。长毛羊如蒂斯沃特羊(Teeswater)、林肯羊(Lincoln)和罗姆尼羊(Romney)属于富饶的低地牧场。它们的长纤维原毛——林肯羊的可达14英寸——被用来制造精细的精纺毛料(worsteds)。相比之下，短纤维的丘陵地带品种如莱兰羊(Ryeland)则生产较厚重的布料。耐寒的山地羊如赫德威克羊(Herdwick)和苏格兰黑面羊(Scottish Blackface)的羊毛较为粗糙。然而，苏格兰黑面羊目前是主要的羊毛生产品种，产量仅次于骡子羊(Mule)——一种由蓝面莱斯特羊(Blueface Leicester)和斯韦尔代尔羊(Swaledale)杂交的长毛品种。
工业革命对羊毛产业来说是喜忧参半。虽然机械化促进了羊毛制品的大规模生产，
（左图）自《末日审判书》调查以来，甚至可能更早，剪羊毛一直是乡村中一项专业且组织有序的活动。从5月下旬到8月，多达30人的流动剪毛队会穿行于各个牧羊区。在某些情况下，如左图所示，个体农民和牧羊人只为自己的羊群进行年度剪毛。固定羊只的方法因地而异，但基本原则是牢牢抓住羊，然后将其翻倒在背上使其无法动弹。剪毛要么在专用的木架上进行，要么将羊牢牢夹在剪毛工跪在地上的双膝之间。
（下图）剪毛工仍然成组作业，但使用的工具更加现代化。如今的剪羊毛工不再使用手剪(handshears)，而是使用由临时架设的电缆供电的电动剪毛器。
以及精纺织物，它对羊毛的新兴廉价竞争对手——棉花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随后外国制造商的崛起和人造纤维的引入，都共同导致了英国羊毛工业的衰落。但这并没有摧毁它。如今的商业羊群主要集中在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每年产出约1900万磅羊毛。超过一半的羊毛被出口，主要销往其他欧共体国家，而剩余部分约占英国自身原毛需求的25%。
传统上，羊的年度周期总是在初夏的剪毛季节达到高潮。但它总是从清洗羊只开始：用16世纪农民诗人托马斯·图瑟的话说，“在流水处洗羊更好，让它干净地在阳光下晒干”。人们会在溪流中筑坝形成水池，最好是砾石底的溪流，然后让羊从一边游到另一边。像Washbourne、Washbrook、Shipbourne和Sheepwash这样的村庄名称都源于这一习俗。一名工人站在溪流中央（通常站在桶里以保持身体干燥），抓住每只羊并彻底清洗。他使用清水或从木灰中浸出的碱性溶液，即碱液(lye)。清洗后，羊要放置约一周，让羊毛干燥，让天然油脂（即羊毛脂(yolk)）重新渗透到纤维中。然后它们就可以剪毛了。
剪毛最初由个体农民和劳工完成，但随着羊毛贸易的发展，羊群规模扩大，剪毛工作也随之发展。
（上图）到18世纪中期，英国羊毛制造业达到顶峰。从获取羊毛、清洗、敲打、梳理到纺纱的整个过程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世纪后，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加快了这一过程，大大减少了所需的人数。
在剪毛之前，羊要先清洗，通常在筑坝形成水池的溪流中进行（右图）。如今，羊被逐只赶入专门建造的狭窄药浴池中（左图）。一周后，羊毛干燥，天然油脂重新渗透到纤维中。然后它们就可以剪毛了。
（上图）图中展示的带动力设备是早期尝试将羊毛生产这一阶段机械化的设备之一。（左图）技术熟练的手工剪毛工单独工作时，可以在8分钟内剪完一整只羊。如今，电动剪毛机使剪毛工每天能够剪切200-300张羊毛。
剪毛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技艺。早在诺曼征服时期，甚至更早，流动的剪毛工队伍就会从五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穿梭于各个牧羊区工作。一个剪毛队可能多达30人，每人每天能剪切40-50张羊毛。
各地方法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会把羊腿绑起来，但通常剪毛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巧来固定羊只。他会把羊翻倒在背上——这是羊最无力挣扎的姿势——然后用膝盖夹住羊身，腾出双手来剪毛。他用左手把羊毛向后拉，保持皮肤绷紧；右手握着剪刀——两片约十英寸长的剪刀形刀片，在握柄后方由弹簧连接。从腹部剪到背部，从头剪到尾，他快速剪切，八九分钟后就能剪下整张羊毛。
羊身上任何意外的划伤或割伤都会当场处理，使用金雀花水（Broom Water，一种用金雀花叶和花制成的含硫浸液）；从1500年代起，则使用斯德哥尔摩焦油（Stockholm Tar），这种焦油从松木中提取，主要用于船用绳索的防水处理。焦油能使伤口干燥并密封，防止可能致命的感染，但尽管比自制药剂更有效，价格也更贵，因为必须从船坞购买，所以常常用得很省；由此产生了一句谚语”因为省一点焦油而损失一只羊”（to lose a ship for a ha’porth of tar，其中ship是sheep的方言发音）。
为了不打断剪毛的节奏，其他工人（通常是女性）负责卷羊毛。每剪下一张羊毛，就会被送到
（右图）如今，羊毛通常以散装形式运送到英国羊毛营销委员会最近的仓库，在那里根据各地区的不同偏好，装入大小和形状各异的袋子中。在过去，羊毛袋是英格兰羊毛贸易重要性的有力象征，以至于爱德华三世将其引入上议院。在那里，它是大法官作为上议院议长时的正式座椅。
（下图）在羊毛纺纱之前，短羊毛需要进行梳理(carding)，长羊毛则需要精梳(combing)。在18和19世纪，这两个工序都实现了机械化，但许多手工纺纱者，如这位设得兰岛民，仍然用手工梳理羊毛。将羊毛放在两块手持的、背面带有齿状梳针的梳板之间，向相反方向拉动，使纤维松散开来。这个过程重复数次，直到纤维完全分离。
羊毛被带到谷仓，平铺在桌上，检查是否有松散的污垢、缠结的毛簇和芒刺。然后将其卷起——把腿部的毛塞进里面，卷成一卷，用一缕颈部的羊毛系紧。堆放在谷仓一端的羊毛，因仍带着羊身上的余温，冷却时会发出沙沙声，并散发出朦胧的雾气。冷却后，它们被装入大袋子中。两个人站在悬挂于地板高度横梁上的羊毛袋里，将羊毛卷踩踏成紧实的层。一个装满的袋子由打包工立即缝合，可以装下少则30卷、多则100卷羊毛。
在牧羊区，剪毛结束就像农耕区的丰收庆典一样，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剪毛工们享用节日晚餐，其中包括比芬苹果蛋糕(biffin apple cake)，并喝得尽兴，确保工人们”像荷马天堂中的众神一样欢乐”。
在生羊毛纺成纱线之前，必须进行分拣、清洗，最后还要解开缠结。除了按短纤维和长纤维分类外，分拣还涉及评估细度、质地、颜色和卷曲度（天然波浪状）。一张好的羊毛可能包含多达十到十二个等级的羊毛，分拣工将它们分别放入不同的篮子。然后清洗羊毛，去除污垢、杂质和天然油脂。过去，清洗通常意味着将羊毛浸入陈尿(lant)中，或者——如果羊毛仍是整张的——涂上粪便，干燥后再将其打掉。用不含石灰的水彻底冲洗即完成整个过程。
下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因纤维长度而异——短羊毛需要梳理(carding)，长羊毛需要精梳(combing)。罗马和撒克逊时期的工人使用起绒草(teasels)或荆棘来拉开短羊毛并使其顺直。直到1200年代，梳板(carders)——两块背面带有金属齿的手持板——才被引入。将一团生羊毛放在梳板之间，然后向相反方向拉动，使纤维松散开来。纤维被收集回一块梳板上，重复这个过程。经过四五次刷理后，纤维变得光滑分离，形成柔软蓬松的管状物，称为罗拉格(rolag)。
据传说，圣布莱斯——一位14世纪小亚细亚的主教——发明了长毛梳。从那以后，布莱斯一直是羊毛梳理工的守护神。他的梳子像一把短柄耙子，有几排长齿，称为梳针(broitches)——最初由木头制成，后来改用金属。几个世纪以来，梳理工作和梳毛一样，传统上由女性完成。加热的梳子可以软化羊毛的天然羊毛脂(lanolin)，使工作更加容易。因此，用于加热梳针的木炭火盆成为标准的梳理设备。然而，长期暴露于碳烟、梳盆的高温以及冰冷的通风气流中，损害了梳理工的健康，许多人英年早逝；恰如其分的是，圣布莱斯也是喉咙的守护神。
在18和19世纪，梳理和精梳——与羊毛加工的其他阶段一样——实现了机械化。但直到20世纪，电动剪毛才得到广泛应用。如今的剪毛工，四五人一组，通常是农场雇员。他们使用插入电源或发电机的电动剪毛器工作，每人每天可以剪200到300张羊毛。但如果他们划伤了羊的皮肤，仍然会拿出斯德哥尔摩焦油(Stockholm tar)来处理。而在剪毛结束时，他们仍然喜欢庆祝，尽管在当地酒吧喝几轮酒比吃比芬蛋糕或沃登派(warden pie)更为常见。
狂风肆虐的山峰、阴沉低垂的天空、被险峻海湾切割的崎岖海岸——小农户们从这片壮丽的土地上艰难谋生，世代如此，靠着紧密的社区文化和对土地的深厚眷恋维系着生活。
凭借从岩石遍布的土地上开垦出的几英亩薄田，小农户与几乎不可能的困境抗争。地块太小，土层太薄，因此他必须在农庄之外寻找工作，才能维持农场的运转。
很少有哪种生活方式像苏格兰小农户那样引发如此多的浪漫向往。乍看之下，他们是独立小农生活的继承者，在这片原始壮美的土地上过着这样的生活。
然而，这种浪漫的看法只是一个神话。小农庄制度(Crofting)的历史还不到两个世纪，其发展历程充满了冲突、艰辛，以及在贫瘠土地上终年劳作却回报微薄的生活。正是那些赋予乡村壮丽景色的特征，使这里对农民充满敌意。气候狂野而荒凉，地形艰险，即使有好的土地，小农庄也往往位于边缘地带，那里地面多石，土层稀薄。有些农庄栖息在陡峭的岩坡上，另一些则陷在沼泽之中。
小农庄很少孤立存在：大多数聚集成村落，共同持有和管理公共牧场，每个小农户都有权在那里放养牲畜。各户的土地面积从一两英亩到一百英亩不等，但大约十英亩是常态。
在这样的边缘土地上耕作几乎无法为小农户提供体面的生活——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人仅靠农业为生——他们一直需要另一种收入来源才能生存。
小农庄制度仅存在于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边缘地区：爱尔兰西部、马恩岛，尤其是苏格兰高地。
（上图）传统的”biggings”（建筑）仍然散布在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各处。这座位于南尤伊斯特岛的单层克罗夫特农舍仍保留着稻草茅顶，使用从附近山丘切割的泥炭取暖，泥炭用泥炭雪橇运回家中，堆放在房屋外面。
（上图）卡洛登战役后氏族制度的瓦解，以及随后的清洗运动导致了大规模移民。1780年至1808年间，12,000人离开苏格兰前往美洲，另有30,000人前往殖民地。许多人是被迫离开的，正如托马斯·费德这幅当代画作所描绘的那样。
克罗夫特农庄制度主要存在于苏格兰高地以及北部和西部群岛。作为一种农业制度，它主要形成于19世纪，是地主为了从土地上获取更好回报而破坏传统耕作方式的结果。
在爱尔兰，克罗夫特制度始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谷物价格下跌，地主们从耕地农业转向畜牧业，驱逐佃户并合并他们的土地，为牛群提供更大的放牧面积。被剥夺土地的工人被限制在拥有小块土地的村庄里，注定陷入贫困。许多人离开前往美洲。
苏格兰的情况有所不同。高地一直掌握在氏族手中。氏族首领是氏族领地的保护者，而非地主，他们与耕种土地的人通过血缘关系和共同保卫氏族土地的义务紧密相连。大型农场采用一种叫做”runrig”（轮耕制）的制度经营，土地被分成条状，每年通过抽签分配。
1745年，英国政府镇压了最后一次詹姆斯党叛乱，并在卡洛登击败苏格兰人后，开始着手瓦解氏族的军事力量。首领们变成了地主，氏族成员变成了缴纳租金的佃户，轮耕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因绵羊和海藻的影响而被彻底颠覆。
18世纪末，羊毛价格飙升，大批切维厄特羊和黑脸羊——能够抵御北方严冬的耐寒品种——涌入高地。高地人民对于养羊业来说已成多余，被驱逐并清理到连绵羊都不要的边缘土地上。
臭名昭著的高地清洗运动导致人们在无树的山坡和海岸之间狭窄的土地边缘建立新的定居点。在那里，人们无法靠贫瘠的土地养活自己，也无力支付不断上涨的租金，许多人在新兴的海藻灰产业中找到了工作：切割、晾干和焚烧海藻，生产用于制造肥皂和玻璃的碱。人口增长，本已狭小的土地被进一步细分。但1820年海藻灰产业的崩溃导致了又一波清洗运动。克罗夫特农民再次变得多余。对许多人来说，移民似乎再次成为出路。有些人被强制驱逐出境。许多留下来的人对地主的债务越陷越深。
受到爱尔兰土地起义所赢得让步的鼓舞，苏格兰克罗夫特农民社区开始通过罢租和占地——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是重新占领——进行反抗，因为克罗夫特农民对土地的情感纽带仍然强烈：对他们来说，土地和血统是不可分割的。
1886年的《克罗夫特法案》为他们带来了租佃保障，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公平租金，但未能平息人们对土地的渴望。土地袭击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最后一波浪潮是由从一战归来的退伍军人推动的。直到1976年，克罗夫特农民才终于赢得了以公平价格购买自己土地所有权的权利。
作为农业单位，克罗夫特农庄微不足道，但高地和群岛的克罗夫特农庄总数占该地区农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占用了五分之一的土地。
苏格兰西北部是克罗夫特农业仍然集中的地区，那里对大多数谷物作物来说过于寒冷、潮湿和多风。农业主要是饲养绵羊和牛，然后卖到低地农场育肥。夏季牲畜在公共牧场放牧时，克罗夫特农庄则用于种植作物，主要是动物的冬季饲料。燕麦和土豆传统上是克罗夫特农民的主食。芜菁、甘蓝，也许还有少量大麦，供人畜共同食用，其余的农庄土地则用于种植干草。
在许多岛屿克罗夫特农庄，土壤太薄，即使是最耐寒的作物也难以生长。通常需要克罗夫特农民用稻草、海藻、草皮和牛棚的粪肥来改良土壤。由此形成的土丘被称为”lazybeds”（懒人床垄），只能种出几把土豆或一捆燕麦。即使克罗夫特农庄能够维持生计，也从未产生过可以投资于新方法或机械以提高产量的盈余。无论如何，土地面积小加上
由于田地的不规则形状，大多数机械都无法使用。小农场农民的特色工具是原始的cas chrom（脚犁），收割用的大镰刀和锄头。
牲畜是小农场主的主要生计来源。小农场主每年能养一两头牛，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牛奶、黄油和奶酪则是家庭饮食的重要补充。耐寒的绵羊可以在小农场的田地里过冬，而牛则被关在牛棚里，喂食燕麦和萝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劳作，但牲畜往返牧场的迁移——在岛屿上可能需要乘船——以及剪羊毛、药浴和打标签时的聚集，让整个社区团聚在一起。
（右图）小农场主的目标是养活自己和牲畜，但土地上很少有足够的剩余可以换成现金。土豆、甘蓝、萝卜，以及像这个爱尔兰小农场上的芜菁甘蓝，都是耐寒蔬菜。主要的谷物作物是燕麦，干草则是为珍贵的奶牛准备的冬季饲料。
小农场周围的大部分工作由妇女完成，男人们通常忙于其他工作。她们负责照看鸡和蜜蜂（如果有养的话）。她们往往也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缝纫、纺纱、织布和编织使妇女能够为小农场带来必要的外部收入，这些技艺至今仍是该地区重要家庭手工业的基础。
妇女们还会帮忙切割和运输泥炭（peat），泥炭长期以来一直是岛屿的主要燃料。它在四月或五月切割，堆放在阳光和风中晾干，然后储存起来。
每个小农场主还必须建造和维护农场建筑——至少包括一座房屋、谷仓和牛棚。有时所有这些都合并在一座建筑中，就像赫布里底群岛的黑屋（Black House）一样。黑屋由双层干石墙建造，中间填充沙子或碎石，屋顶是粗糙的茅草，用绳索固定以抵御大风，绳索上压着石头。
黑屋为人和牲畜提供庇护，它们分别住在一间低矮、狭长、没有窗户的房间的两端。屋内没有烟囱，泥炭火的烟雾从茅草屋顶散出，雨水也从同样的地方渗入。由于墙壁被烟熏黑、潮湿，地面是泥土，还与牛同住，伤寒和肺结核很常见。
本世纪早期，黑屋被更坚固的房屋所取代，这些房屋用砂浆石建造，屋顶铺瓦片或石板，有些地方仍然使用传统的茅草。大多数新的小农场遵循高地地区常见的”but and ben”（两室）格局。
房屋的”but”端是生火的地方。饭菜在火上烹饪，围着火堆吃。小农场主的饮食以燕麦和土豆为主。新鲜或腌制的鲱鱼、甘蓝、少量鸡蛋和一些乳制品构成了其余部分。“but”端的家具通常简陋实用，但小农场的大部分室内生活都在那里进行。更舒适的家具和家庭积累的任何私人珍藏都放在”ben”端，那里是处理事务的地方。
离开小农场后，最稳定的非农业就业来源长期以来一直是捕鱼，小农场主究竟是兼职捕鱼的农民还是兼职务农的渔民，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捕鱼有多种类型：冬季在西海岸外的明奇海峡（Minch）捕捞鳕鱼和鳕鱼等白鱼，或者夏季在北海追逐鲱鱼。东海岸的鲱鱼捕捞每年吸引大量来自赫布里底群岛的小农场主迁徙。妇女们也可以获得清洗和腌制渔获的季节性工作。许多小农场主还在沿海水域成功捕捞龙虾。
但是，像许多赚取额外收入的方式一样，捕鱼使小农场主在土地最需要他的时候——收获季节——离开了土地。
土地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被海洋的丰饶所弥补。许多小农场主同时也是渔民，捕捞白鱼或鲱鱼，或者像这里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巴拉岛上一样，在近海水域捕捞龙虾。
克罗夫特生活的艰辛重重地压在女性身上。她们终日劳作，承担了大部分户外工作，还通过纺纱和织布赚取额外收入。
铁匠、石匠或木匠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白天做本职工作，晚上还要借着灯笼的光继续在克罗夫特上劳作。
如今对外出工作的需求同样迫切。捕鱼业仍然重要，但正在衰落。有些人在狩猎庄园担任猎场看守或钓鱼向导(ghillies)，或在水力发电站工作——这些电站淹没了一些高地峡谷，而这些峡谷早已因”清洗运动”(Clearances)而人去楼空。林业和道路建设也雇用了一些人。仍有小规模的海藻灰(kelp)产业和编织业，哈里斯粗花呢的织造在刘易斯岛为男女提供就业，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家中工作。旅游业得到了鼓励，但北海石油带来的好处看起来最多也是短暂的。
克罗夫特制度作为养活人口的手段，其根本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未能充分实现这一目标。失败从一开始就植根于这个制度之中。起初问题表现为缺乏保障、土地不足；如今土地之争基本结束，问题却变成了人口不足。人们一直在向南方迁移，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水平，而现在这种趋势更加强烈。
克罗夫特社区是盖尔语言和文化的最后避难所之一——这一因素无疑增强了他们的坚韧，尽管历经艰辛，他们的生活方式仍保持着非凡的凝聚力。但曾经阻碍人们迁移的盖尔语，如今因大众媒体和英语教育的普及，已逐渐失去对克罗夫特子女的影响。那些带来游客的新公路，同样也带走了克罗夫特的未来。紧密团结的村镇发现人口正在老龄化。没有人继承克罗夫特，土地与家族之间的联系——这种由强烈的历史感和传承意识维系的纽带——就此断裂。
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人们在夏天将鱼晾干以备冬用。经过初步腌制后，鱼被串在绑上，像晾衣服一样，让风和阳光完成剩余的工作。鳕鱼、黑线鳕和鳕鱼被晾干供家庭食用，而鲱鱼则进行商业化腌制，为岛上的女性提供宝贵的季节性就业机会。
尽管机器编织在现代毛纺工业中占主导地位，但设得兰群岛上仍有手工编织者继续使用传统方法生产独特而精美的服装。
（下图）设得兰绵羊的细软羊毛非常容易脱落，只需用手拔下即可，粗糙的纤维毛则留在羊身上。这个过程被称为”拔毛”（rooing），在夏季进行。这些绵羊全年在公共高地牧场上自由放牧，夏季时用牧羊犬将它们聚拢。设得兰群岛闻名的精细编织技艺，正是源于这些耐寒绵羊羊毛的独特品质。
编织技术大约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之间传入设得兰群岛，很可能来自苏格兰本土。最早的苏格兰编织者是男性——低地城镇的专业帽匠，尤其集中在邓迪和基尔马诺克。阿伯丁是另一个制帽中心，也以针织品闻名。许多袜商积极尝试在乡村地区招募编织工人，由于阿伯丁是与群岛联系的主要本土港口，很可能是一位袜商最先将编织技术引入岛上。
在这些荒凉多风的岛屿上，农业收成难以保障，因此家庭手工艺的收入无论多么微薄都至关重要。早期到访群岛的旅行者惊讶地发现，妇女们不停地编织，甚至在做其他家务时也同时进行。有些人甚至在从泥炭采掘地跋涉回家时也在编织，背上还背着装满泥炭的草编基希篮（kishie）。大多数人编织到深夜。
到18世纪末，编织品出口贸易（主要是袜子，还有睡帽、手套和内衣）每年价值超过17,000英镑。然而仅仅十多年后，这一数额就骤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原因之一是严重的羊疥癣疫情使羊群数量锐减，但岛民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本土经济萧条加上当地羊群数量增加，也因为来自南方廉价机制袜子的竞争。
当海藻灰产业也衰落后，数千名岛民移居他乡。19世纪30年代，留下来的人面临饥荒。社会上较富裕阶层的良知被触动，开始组织救济工作。其中一些工作旨在振兴编织产业。设得兰编织的两大传统正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精美如蛛网的蕾丝，以及费尔岛（Fair Isle，源自维京语，意为”绵羊之岛”）充满活力的几何图案。
岛屿编织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设得兰羊毛的独特品质。恶劣的环境培育出一种适应力强的动物，其羊毛异常细软。与本土绵羊不同，设得兰绵羊在山上野生放养，或在斯卡塔尔德（scattalds）——公共牧场上自由吃草。由于其羊毛的特殊性质，设得兰绵羊经常换毛，在灌木和篱笆上留下一簇簇羊毛——在昂斯特岛被称为”亨蒂莱吉茨”（henty leggits）——由妇女和儿童采集。每年一次，通常在夏季，用牧羊犬追踪绵羊并进行拔毛——这是设得兰特有的取毛方式。不用剪刀剪毛，而是直接将羊毛拔下，这种方法确保细软的羊毛被取走，而粗糙的毛纤维则留在羊身上。
每只绵羊可产约1至1.5磅羊毛，颜色可能是乳白色、灰色、深棕色、一种被称为穆里特（moorit）的红棕色，或其他各种深浅不同的棕色或灰色。羊毛可以保持天然颜色使用，也可以染色。靛蓝和茜草从过往商人那里购买或以物易物，但许多染料可以从石楠花顶、根部、地衣、泥炭烟灰、苔藓和黑莓藤中获取。有时，成品会进行漂白处理。
泥炭火的烟雾中撒着硫磺。
梳理（梳开）和纺纱由女性完成，但梳理也是传统上举办聚会的理由。当收集到足够的羊毛后，“梳理聚会”（carding in）的邀请就会发出，女性们在下午中段聚集到主人家中，一起梳理羊毛直到深夜。然后男人们到来，工作被放到一边，唱歌跳舞一直持续到凌晨。
在1940年代家用针织机引入之前，上图所示的场景非常普遍。一天的家务完成后，人们会花很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一起愉快地编织。
（下图）来自设得兰群岛的蕾丝披肩在维多利亚时代非常受欢迎。这些精致轻盈的披肩仅用2盎司羊毛编织而成，细腻到可以轻松穿过一枚婚戒。
蕾丝制作技术引入设得兰群岛后不久，凭借设得兰羊毛的声誉、编织者的技艺以及一批热心推广者的不懈努力，设得兰蕾丝编织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伊丽莎·埃德蒙斯顿是昂斯特岛一位医生的妻子，后来她的女儿杰西·萨克斯比引入了针法图案，在全国各地推广展览，并说服商人们销售披肩、面纱和长袜。1837年，阿尔伯特·安德森向维多利亚女王和肯特公爵夫人献上了一些精美的蕾丝长袜；1851年，爱德华·斯坦登（后来在伦敦开了一家店）定制了一件精美的红白相间婚礼
费尔岛(Fair Isle)毛衣虽然在19世纪中期就已在英格兰推广，其异域风情的图案和色彩却并未立即受到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人的青睐。1921年，费尔岛毛衣的流行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勒威克的一位布商将一件毛衣送给了威尔士亲王（上图）。亲王在一场高尔夫球赛中公开穿着这件毛衣，不久之后，费尔岛毛衣便成为了时尚潮流（右上图）。
（右图）这件有100年历史的费尔岛编织品清晰展示了这种编织类型特有的强烈条带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每隔几行变换背景色和图案色来实现的，每一行使用的颜色不超过两种。
1851年万国博览会上，维多利亚女王收到了一条设得兰蕾丝面纱。当时披肩的售价为每条4至5英镑，到了1890年代，设得兰蕾丝贸易的年产值已达12.5万英镑。
设得兰披肩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手工纺制的羊毛——那种如蛛丝般纤细的双股纱线质地如丝般柔滑。技艺最精湛的纺纱工仅用2盎司羊毛，就能纺出约6英里长的单股线，再捻成约5000码的双股纱线，足够编织一条五英尺见方的披肩。
披肩使用两根针编织，采用多种镂空针法图案。通常从中心方块开始编织，最后在方块边缘绕织一系列宽边作为收尾。偶尔也会从外向内编织。披肩的构造方式使其无需任何接缝或拼接。由于大多数编织者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她们不使用书面图样，而是将针法牢记于心，自创新针法，边织边即兴发挥。
编织过程可能长达500小时，涉及约25万针。编织完成后，披肩还需要进行”整理”。每条披肩都要轻柔地清洗，然后用木框撑开或用钉子固定在草地上晾干。干燥过程中，纱线的张力会收紧，使针孔舒展开来，充分展现图案之美。除了披肩，蕾丝编织者还制作帽子、面纱、长袜、围巾和手套。最受追捧的披肩来自昂斯特岛——那里出产著名的”戒指披肩”(ring shawls)，薄如蝉翼，可以顺滑地穿过一枚结婚戒指。
费尔岛编织的历史比设得兰蕾丝更为悠久，但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古老。当他们在1850年代首次接触到这些图案时，被其异域风情所倾倒，于是接受了伊丽莎·埃德蒙斯顿讲述的故事：据说岛民是从1588年9月无敌舰队战役后在费尔岛失事的西班牙船只”大格里芬号”(El Gran Griffon)上的水手那里学会了这种编织技艺。然而遗憾的是，那300名遇难水手与当时居住在费尔岛上的17户人家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岛民们自顾不暇，无心
好客。在大约6周后救援人员到达之前，许多水手已经饿死；还有一些人被不友好的当地人从悬崖上推下。费尔岛编织(Fair Isle knitting)的发明还要再等200年。
在岛上发现的最古老的彩色图案编织碎片来自17世纪的一座坟墓，是一个带有简单格纹图案的钱包。
（上图）战后，设得兰羊毛工业协会出售了大量手工编织品库存。
（下图）通过将一根针固定在腰带上，解放一只手，编织者每分钟可以完成多达200针。
（右下图）蕾丝织物完成后，先清洗，然后在框架上晾干。
然而，17或18世纪的旅行者都没有提到除了普通编织以外的任何东西。第一个特别之处的线索出现在1822年，一位旅行者写道，编织”用当地染料制成的色彩斑斓、奇异的颜色”——这种描述很容易适用于现存最古老的费尔岛编织品，它们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
费尔岛编织并没有像蕾丝披肩那样受到时尚维多利亚人的青睐。他们觉得这些图案过于艳丽和古怪。直到1921年，爱德华七世接受了勒威克布商詹姆斯·A·史密斯赠送的一件设得兰毛衣，并在圣安德鲁斯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公开穿着，费尔岛编织才开始流行起来。
费尔岛编织的收入从1900年的每年300-400英镑飙升到20世纪20年代的超过10万英镑，而它仍然是一个雇用兼职劳动力的家庭手工业。
从一开始，费尔岛编织品就以其色彩的鲜艳而闻名。在设得兰群岛的其他地方，图案大多采用灰色、棕色和奶油色等柔和的自然色调，但在费尔岛，他们经常使用明亮的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
费尔岛编织者制作帽子和苏格兰贝雷帽(Tam)
苏格兰圆帽(Tam o’Shanters)、连指手套、分指手套、围巾，以及一种基于传统甘西毛衣(gansey/guernsey)设计的男式无袖毛衣——这种毛衣在整个不列颠群岛的沿海社区中广泛穿着。后来，女式毛衣、马甲、开衫和套头衫也被加入到产品清单中。与蕾丝披肩一样，许多这类服装在完成时都需要经过整形处理，并套在木框上定型。同样与披肩相似的是，这些工作极其耗时，而报酬却很低。
“以货代薪”(trucking)制度几乎是设得兰群岛渔民和编织工唯一的工资支付方式。货物——无论是鱼还是针织品——以现金或实物支付，而兑换率由收购货物的商人控制。对于针织品，商人用特定的固定商品支付，通常是茶叶、肥皂或衣物，作为全部或部分报酬。余额则以现金或”欠条”(lines)——即信用票据——的形式支付。如果你坚持要现金，得到的金额会低于欠条的面值。然而，由于用来交换针织品的商品不包括生活必需品，许多编织工不得不立即将欠条亏本卖回给商人以换取食物。由于衣物也是支付方式之一，这意味着编织工可能穿着华丽却同时忍饥挨饿。由于这项贸易实际上被少数勒威克布商所控制，许多编织工长期受制于他们。1887年的《以货代薪法案》(Truck Act)在理论上遏制了最恶劣的剥削行为，邮政服务的改善也意味着个体编织工或编织工群体至少可以尝试直接联系市场，但即便到现在，设得兰手工编织工的报酬仍然很低。
到19世纪末，机械化开始影响针织行业。机纺羊毛开始取代手纺羊毛，至少在勒威克是如此，尽管来自农村地区的手纺产品仍然备受推崇。1914年，蒸汽驱动的梳毛机被引入，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下六位妇女能够纺出细腻的蕾丝级纱线。从20世纪40年代起，家用针织机开始取代手工编织。机器产品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而手工编织一条披肩或费尔岛(Fair Isle)毛衣则需要数周甚至数月。
1969年，设得兰针织行业达到历史最高年营业额150万英镑，其中90%以上来自机器制品。此后，该行业大幅衰退，但矛盾的是，人们对传统手工编织品的兴趣却在增长。在这个对大规模生产感到厌倦的时代，设得兰编织工非凡的技艺正在获得认可，人们正在做最后的努力来挽救她们卓越的技艺。
上图：典型设得兰蕾丝披肩细如蛛网的纤维在服装经过轻柔洗涤后呈现最佳状态，然后或是用夹子固定在草地上，或是撑在木框上晾干。随着披肩干燥，纱线纤维收紧，使数千个针脚舒展开来。上图这条披肩是摄影师的母亲塔洛克夫人在两周时间内利用其他活动的间隙制作的。
左图：如今，设得兰手工编织仍由许多岛上妇女传承。尽管有向扩大使用电动机器发展的趋势，但具有独特图案和色彩的手工编织服装在日本、欧洲和美国等遥远的市场上仍然备受追捧。
如今，正如过去一样，哈里斯岛和刘易斯岛的小农庄里回响着织布机咔嗒作响的声音，编织出一种独特的布料，让人想起这些岛屿传统的生活方式。
正如外赫布里底群岛是盖尔语最后的主要据点一样，哈里斯粗花呢作为哈里斯岛和刘易斯岛独有的产物，是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天然结晶。
哈里斯粗花呢运动夹克那柔美的色彩、精妙的图案和紧密的织纹，都透露着它的海岛血统。如今，作为一种国际时尚面料，哈里斯粗花呢有三种不同的克重可供选择，较轻的款式采用光滑的压制处理。但传统的哈里斯粗花呢表面带有绒毛：就像猫的护毛一样，它的设计是为了抵御恶劣天气。
“赫布里底”这个名字来源于古挪威语”Havbredey”，意为”海边的岛屿”，这些岛屿的西海岸无情地承受着大西洋汹涌波涛的冲击。内陆是一片严酷、毫不留情的景观，冬季狂风暴雨肆虐；即使在夏天，四天里也有三天刮风。
1773年访问赫布里底群岛的约翰逊博士向我们描述了岛民的生活：“外岛没有道路，风暴肆虐，长途海上旅行只能依靠不大的敞篷船。当地人……仍然非常好客，但近年来的饥荒使他们陷入困境，许多穷人死于饥饿。”
难怪在这样的气候和艰苦条件下，岛民们珍视他们的本地布料，它具备他们最需要的所有优点——耐穿、保暖、防水。虽然哈里斯粗花呢诞生于生存的需要，但织工们也创造出了一种经过世代验证、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面料。
织布在整个苏格兰被公认为一项民族产业，但在西部群岛，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苏格兰格子呢和塔坦呢(tartan)那浓烈的色彩和大胆的图案。哈里斯粗花呢的颜色是大自然的颜色；事实上，羊毛最初是用天然植物染料染色的——从地衣中提取的克罗特尔(crottle)染料带来丰富的赭黄色、绿色和棕色，还有石楠花的颜色。
织工们对色彩的感觉是自然而然的。
（左图）布料织好后，过去需要进行”缩绒”——这是一种整理工序，使布料收缩并使织纹更加紧密。在19世纪，缩绒由妇女团队完成，她们把粗花呢铺在她们之间的木板上。伴随着欢快的盖尔语缩绒歌曲的节奏，她们用手拍打、捶击、揉搓粗花呢。由于这是妇女的工作，许多歌曲（右图）都在取笑男人们。
我不嫁老头子 (’S na) hóró laoi leó Seinn óro nailibh ’S na hó ró laoi leó 老头子我绝对不要他起床很晚穿衣服要很长时间穿好衣服要很久很久我不要笨手笨脚的老头子他没有拐杖就出不了门他进门必定要咳嗽他把母鸡认成鹅把马认成牛每行后重复副歌
（右图）哈里斯粗花呢(Harris tweed)由当地黑脸羊的羊毛制成，这种羊粗糙蓬松的羊毛使织物厚实保暖。
其设计会呼应周围的海洋、沙滩、岩石和荒原环境。例如，哈里斯织物中最典型的颜色之一是浓郁的深棕色，常用于为较浅的颜色提供背景深度。如果你去哈里斯岛或刘易斯岛，你会认出这是泥炭的颜色——岛民们生火的燃料，也是当地景观的主要特征。两座岛屿的中心是广阔的泥炭荒原，点缀着数百个小型淡水湖泊，深深的峡湾从海边延伸至内陆。几个世纪的泥炭开采在荒原表面留下了复杂的图案痕迹，每一块切割都呈人字形设计。
秋天，有石楠花柔和的紫色和棕色；夏天，有变幻的蓝色海洋和绵长的白色贝壳沙滩，裸露的岩石上布满地衣图案。赫布里底群岛始终是一片充满戏剧性对比的土地，织工们不需要到远处寻找灵感来源。
哈里斯粗花呢传统上是家庭手工业，尽管有人试图集中生产，但这种传统至今仍在延续。在家织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同时照料农庄(croft)、喂养羊和山羊、切割泥炭。在不久的过去，这个社区完全自给自足；岛民们自己种植大麦、燕麦和黑麦，自己建造船只和房屋，除了粗花呢外还织造亚麻布和家纺布。
岛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季节性的，在哈里斯粗花呢仅供自用的年代，每个工序都在家中完成。女人们在漫长的冬夜围坐在炉火旁纺羊毛，而男人们则修补渔网，之后将纺好的羊毛织成粗花呢。
（左图）玛丽昂·坎贝尔是唯一仍以传统方式生产哈里斯粗花呢的岛民——她在德里尼沙德湾的小屋里亲手染色、梳理(carding)、纺纱、织布并完成布料的整理工作。
哈里斯花呢(Harris tweed)柔和的色调反映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an)景观的微妙色彩。最初，这种布料使用当地植物的天然染料着色：例如，石楠花(heather)采自荒野沼泽，而地衣(lichens)则从突出的岩石上刮取（右图）。玛丽昂·坎贝尔(Marion Campbell)（下图）至今仍使用地衣、黄色花朵和鸢尾根来制作温暖的棕色和黄色，但她现在已转向使用化学染料来获得更鲜艳的颜色。
盖尔语”劳动小调”(labour lilts)那令人难忘的旋律和过去美丽的描述性故事，帮助人们缓解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
哈里斯花呢的故事始于苏格兰黑脸羊(Scottish Blackface sheep)，其羊毛与其他苏格兰品种——杂交羊(Cross-bred)和切维厄特羊(Cheviot)的羊毛混合。这些外表粗犷、毛发蓬松的绵羊在崎岖的高地和山地牧场饲养，它们的羊毛粗糙而厚实。羊毛中含有三种纤维的混合物，其中一种（死毛/kemp）质地脆硬，呈白垩色。这种纤维在羊毛染色后比其他纤维颜色更浅，使布料呈现出独特的不规则性。
初夏时节，岛上的社区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年一度的剪羊毛活动，这是一个盛大的社交场合，女性与男性一同参与。剪毛后，用于制作哈里斯花呢的羊毛——其中大部分来自苏格兰大陆——运抵哈里斯岛和刘易斯岛的三家主要生产商；主要生产中心是刘易斯岛的斯托诺韦港(Stornoway)。
生羊毛在肥皂和洗涤�ite的溶液中洗涤，然后染色。如今几乎都使用化学染料，但在过去，羊毛是在农舍(crofts)的泥炭火上用植物染料染色的。
曾经，梳理(carding)和纺纱(spinning)——准备纱线的下一道工序——也是在家中完成的，但自1930年代以来，这两道工序都已转移到工厂进行。
梳理是指将羊毛纤维梳理整齐，使其排列一致且规则，以生产出可控的纱线。在工厂里，羊毛纤维直接从梳理滚筒转移到纺纱机上，纺纱机将纱线缠绕到线轴上。在过去，纺纱是在家中完成的，最初使用的是纺锤(spindle)——一根末端带有重物的棍子。初生的纱线没有强度，很容易被拉断，因此纺纱工必须用纺锤制造捻度，将纤维纺成连续的纱线。一旦纺锤转动起来，纺纱工就会一次添加少量纤维。
这种原始技术的合理发展就是纺车(spinning wheel)，它在17世纪下半叶传入西部群岛。与其他”女性工艺”（如编织）一样，在工业革命期间，男性采用了新技术，而女性则继续使用纺锤。当哈里斯花呢最初作为时尚面料推广时，它必须使用手工纺纱以及手工织造。这严重限制了产量，1934年
（右图）整经是哈里斯花呢制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因为它决定了基本的色彩图案。整经时需要将纱线缠绕在一个巨大的木钉框架上以保持张力——这道工序现在由工厂完成。
（下图）尽管近年来有人尝试引进动力织机，哈里斯花呢仍然由岛民在家中使用脚踏织机（treadle looms）织造。这样，赫布里底群岛的织工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家庭其他成员在需要时帮忙，这门手艺就这样自然地代代相传。
后来决定允许织工使用岛上工厂纺制的纱线，而不仅限于家庭手纺纱线。
工厂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是整经。每块织物都有两组纱线——经纱垂直排列在织机上，纬纱则穿过经纱，上下交织形成织物。整经时，纱线被缠绕在木钉框架上，保持均匀的张力。经纱的颜色和排列方式决定了成品织物的基本图案。如今，一块双色人字纹图案可能需要600多根经纱，但在过去，整经只用两根纱线。整经一段花呢几乎需要两天时间。
整好的经纱看起来像一束束长纱线，与纬纱、设计说明和图案样品一起打包，准备送交织工。为确保工作分配公平，斯托诺韦现已设立花呢分配中心，负责监督质量标准以及从偏远农庄收发货物这一艰巨任务。
所有准备阶段都已实现现代化和机械化，但实际织造多年来变化不大。最初，织造在简单的框架织机上进行，过程极其缓慢。如今哈里斯花呢仍在岛民家中织造，但使用的是脚踏织机。这些织机是织工的私有财产，通常安置在农庄或住宅旁的棚屋里。
这些织机生产的布幅宽约70厘米，长度约78米。这种窄幅反映了织机是手工操作的事实，但现代制造商越来越多地要求150厘米宽的面料。最近，有人试图引进动力织机使岛屿与大陆接轨，但95%的织工投票保留传统方法，部分是为了保障就业，也是为了保持生活质量和独立性。
（右图）织工将织好的花呢放在路边，由斯托诺韦的货车沿着蜿蜒的道路收取，送回工厂进行后整理。由于织工的农庄分布广泛，货车常常需要攀爬狭窄曲折的道路，穿越偏远山区才能到达。货车在送交布料到工厂进行后整理之前，会先卸下一批新纺的羊毛。
织好的布料此时仍处于”油脂状态”，含有污垢、油脂和其他杂质。再次用肥皂水和苏打进行洗涤，这也会使布料收缩和毡化。最初这是通过”踩布”（waulking）完成的——用脚踩踏或用手捶打。
毡化或缩绒工序使花呢具有良好的”手感”，以及更紧密的质地。
（上图）当邓莫尔夫人将哈里斯花呢(Harris tweed)介绍给她的贵族朋友们时，她开创了一种运动服装的时尚潮流。“狩猎、射击和钓鱼”一族穿着这种当地布料深入苏格兰山区。
（上图）每三米哈里斯花呢都会盖上球形标志，作为正品的象征。
在这个阶段，布料还要进行剪毛处理，即用旋转刀具去除纤维的松散末端。天然多毛的哈里斯花呢可以压平以获得光滑的表面，尤其是较轻的面料，使其更具适应性。
1773年约翰逊博士访问赫布里底群岛时，岛民们正经历艰难时期。歉收、敲诈勒索的地主以及可怕的整村”清洗”运动迫使许多苏格兰人移民到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1886年《佃农法》恢复了赫布里底群岛的和平与安全，但在此之前的1840年代，岛民的困境引起了邓莫尔夫人的注意，她的丈夫拥有哈里斯庄园。她将哈里斯花呢介绍给她的贵族朋友们，他们来岛上享受优质的鲑鱼和鳟鱼垂钓以及猎鹿活动。
邓莫尔夫人说服地区委员会帮助改进岛上的生产方法。引进了小型梳理和纺纱设备，织工们学会了用36根线而不是两根线来整经。由邓莫尔夫人出资聘请的指导员还教授他们新的设计，并为他们在伦敦找到了富有的客户。
“狩猎、射击和钓鱼”是维多利亚时代富裕闲人的新时尚消遣，得到了皇室的认可。他们的服装很快就被那些从未见过苏格兰荒野的人所采用。这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贫困佃农简朴衣物的布料，摇身一变成为剪裁精良的运动夹克和时髦的灯笼裤(plus fours)。
岛民们现在面临着市场扩张和适应需求的挑战。1909年，哈里斯花呢协会成立，以保护和发展这一产业，并采用球形商标作为其标志。
运动服装的标准重量为每米310至340克，但为了使哈里斯花呢更加多用途，开发了轻量型和超轻型——超轻型仅为每米210至245克。每年都会为时尚市场创造新的颜色和设计，这种朴素的地方面料出口到文化和气候各异的国家，如西班牙、日本和澳大利亚。
大多数产业为了生存都会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自1966年的高峰年以来，哈里斯花呢产业再次衰退，年轻人被吸引到海上石油产业工作。然而，岛民们选择保持独立，像他们一直以来那样在家中编织花呢。他们明智地认识到，机械化会破坏”Clo Mor”——“大布”的形象，从而破坏其吸引力。
在那个上路充满危险的年代，赶牛人定期驱赶着大群牛群，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山区前往英格兰的肉类市场。
牛群通常是先闻其声，后见其形。赶牛人的吆喝声与狗吠声、牛叫声和蹄声交织在一起。眼前的景象同样壮观——也许数百头牲畜由身穿苏格兰高地传统服饰或威尔士工作罩衫的人们驱赶着，浩浩荡荡地涌入乡间小道。这喧闹的队伍在大约四百年间，是英国许多地区夏季的常见景象。
从苏格兰和威尔士向英格兰大规模赶牛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与威尔士的定期贸易在都铎王朝登基后逐渐发展起来，而苏格兰的贸易则在1707年《联合法案》之后正式确立，当时设立了海关站点并征收高额关税。苏格兰人选择无视这些规定，从开阔地带越境，后来所有贸易限制都被取消了。
两地的赶牛贸易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达到顶峰，到20世纪初几乎绝迹。新的农业方法、对开阔地带自由通行的限制增加，以及其他运输方式（主要是铁路）的使用，使这一行业走向消亡。
赶牛队伍中的牛是耐寒的架子牛(store cattle)，年龄从六个月到三岁不等。它们习惯了在山区贫瘠的土地上生活，很快就能在英格兰更肥沃的牧场上长膘。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民很少吃牛肉，他们结实的小型牛基本上是经济作物，用来支付租金，而农民和家人则靠燕麦、少量蔬菜和偶尔的猪肉或羊肉为生。他们养肥的牛被送去喂养英格兰的乡绅、海军和陆军，成为”老英格兰的烤牛肉”。
威尔士的牛被送往育肥。
出发（上图）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苏格兰的经济严重依赖赶牛贸易。数百头山地牛被驱赶到英格兰的肉类市场，穿越荒原和山区地形出发。牛群行进缓慢——平均每小时约两英里——但耐心的赶牛人从不催促它们，他们骑马或步行在牛群旁边。赶牛人的目标是让牛群以良好的状态到达目的地，以便它们很快就能准备好屠宰。
在白金汉郡的山谷或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草地上放牧后，这些牛被送往史密斯菲尔德屠宰出售。有些牛在初夏到达，赶上米迦勒节集市，而晚到的牛则在南方过冬。从安格尔西岛到肯特郡的250英里路程大约需要三周时间，每年有多达6万头牛从威尔士踏上这段旅程。而苏格兰牛的最终目的地则是诺福克的牧场。它们的旅程更长，尤其是那些来自偏远西部群岛的牛。
上路的不仅仅是牛，尽管牛的行程最远。从中世纪开始，猪群、羊群和鹅群都有各自的赶集季节，到了18世纪，成群咯咯叫的火鸡也加入了行列。羊群经常从威尔特郡被赶往东安格利亚，但很少进行更长途的旅行。猪的行程更短，以免消耗掉它们珍贵的脂肪。猪通常会被戴上口套防止它们沿途觅食，蹄子则用羊毛和皮革制成的小靴子保护。
大多数牛都会钉蹄铁，不过如果大部分路程是在松软的地面上行走，有时也不一定需要。这项费用可能非常昂贵，每头牛要花费十便士到一先令不等，而且在长途旅行中，牛往往需要重新钉蹄铁。主要路线上的一些铁匠专门从事牛的重新钉蹄铁业务，赶牛人自己也会携带备用蹄铁，钉子则用培根油脂包裹以防生锈。
牛群开始长途旅程时数量相对较少：沿途有许多集市（集市的时间错开安排，以配合牛群的稳定迁移），牛在这些集市上被买卖，逐渐形成更大的牛群。大多数苏格兰牛都前往克里夫和福尔柯克的大型集市，在那里组成数百头规模的更大牛群。
由于大部分交易都是赊账进行的，赶牛人需要是诚信可靠的人——他们必须被信任能够把牛送到市场并带回收益。爱德华四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通过的法律要求赶牛人持有执照，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流浪法的豁免。他们必须在所在郡的治安书记官处登记，并每年在郡季度法庭申请执照，执照只颁发给30岁以上、受人尊敬的已婚户主。无照赶牛人将面临罚款和监禁。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赶牛人都有独特的着装。威尔士人喜欢穿罩衫和厚重的裤子，外面套着及膝的羊毛长袜。涂了肥皂的棕色纸护腿保护他们的腿部免受
威尔士赶牛人（上图）这两位19世纪的威尔士赶牛人穿着适合艰苦旅程的服装，脚穿厚底靴，头戴宽边帽，身披破旧的大衣。尽管外表寒酸，这两位先生可能是他们社区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他们不仅被委托照管贵重的牲畜，还经常被托付携带重要文件和办理金融业务。他们的工资是普通农场工人的两倍。
里程碑（左图）这块风化的里程碑位于什罗普郡一条赶牛道旁。
伦敦 162英里 B.城堡
赶牲口的人（Drovers）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穿越艰难的地形和危险的山坡——来避开路线上众多的收费站。他们不愿支付高昂的费用——“每群牛、母牛或肉牛，每二十头收取十便士，数量多少按比例计算”（右图）——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收费站总是造成严重的拥堵，因为牲畜必须一头一头地清点。如今，许多收费站已被改建成农舍。这座小型收费站农舍（上图）位于克卢伊德郡的登比荒原。它至今仍被称为”Giat y Mynydd”——意为”通往山区的大门”。
工作服总是又湿又脏。他们还会在袜底涂抹肥皂，以防止木屐磨脚。他们还戴着宽边帽，有时穿着坎布里亚粗呢（一种厚重的羊毛布料）制成的外套。苏格兰赶牲口的人则穿着更为时髦，身着开衩背心、长裤、格子呢披肩和软帽；有些人甚至穿着苏格兰短裙和格子呢长袜。
除了牛群，马匹和狗也是赶牲口队伍的一部分。苏格兰牧羊犬（Collies）和威尔士柯基犬帮助驱赶牛群——那些敏捷、身材矮小的牧羊犬会迅速冲上去咬住不听话牲畜的脚踝。威尔士赶牲口的人，尤其是领队，通常骑马，使用威尔士柯布马或罗马军团带来的阿拉伯驮马的后代。苏格兰人则更倾向于把马当作驮畜，携带自用物品和沿途市场上出售的货物。
赶牲口的队伍中还包括其他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冒险长途跋涉的人。例如，去伦敦当学徒的男孩会加入威尔士的赶牲口队伍，以获得陪伴和保护。有一位勇敢的女性曾随赶牲口的人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去投奔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当护士。
通常，一支大型赶牲口队伍包含400头牛、12名赶牲口的人、六条左右的狗、几匹马和一两名同行者。队伍会被分成若干”批次”，每批都有专人照看。集合完毕后，队伍在感人的送别中排成两列出发。出发前，赶牲口的人会摘一枝花楸树枝作为旅途的好运符。
赶牲口队伍持续不断的喧闹声，一方面是为了催促牛群前进，但主要是为了警告当地农民。听到赶牲口人的吆喝声（威尔士语发音为”heiptrw bw”），农民们会迅速把自家的牲畜聚拢圈起来，因为一旦它们混入路过的牛群，就几乎不可能再找回来。有些赶牲口的人会吹号角来提醒人们他们的到来，或者带上一位风笛手同行。
赶牲口的人更喜欢走开阔的乡野，尽可能避开道路和城镇。他们沿着古老习俗确立的路线行进，只要可能就在荒野中分散开来，只在山口或其他狭窄地段才聚拢在一起。
沿着赶牲口人的荒野之路，客栈应运而生，为他们提供食宿，为牲畜提供过夜的牧场，即”歇脚地”（stances）。这些田地因每头牲畜的标准收费而被称为”半便士田”。在赶牲口业的最后两百年间，人们过夜的标准收费是夏季四便士，冬季六便士。然而，只有领队和一两位年长的赶牲口人会享用这种住宿，其余的人则留在田里看守牲畜。尽管赶牲口主要是夏季的活动，但夜晚并不总是温和的，赶牲口的人必须是吃苦耐劳的硬汉。高地人常常裹着格子呢披肩在荒凉的荒原上度过许多寒冷的夜晚。与牲畜待在一起尤为重要。
（上图）威尔士赶牲畜人穿越登比荒原后，通常会在威尔士小村庄鲁尔的”赶牲畜人客栈”休息。这家客栈现已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但名字依然保留至今。
（下图）赶牲畜人经常需要穿越山间溪流和河流，洪水期间尤为危险。如果没有桥，牛群有时会游泳过河或被渡船运送过去。
在赶牲畜的早期阶段，牛群的归巢本能仍然很强。
许多赶牲畜人的客栈不过是偏僻的农舍，只是有多余的自酿麦酒。牲畜群的到来成为举办庆典的理由，有小提琴手和风笛手的音乐表演，还有拳击和摔跤比赛。
客栈也为赶牲畜途中的危险提供了喘息之机。拦路抢劫的强盗是持续的威胁，在赶牲畜历史的早期尤为严重。事实上，涉及的大笔金钱甚至诱使一些赶牲畜人对同伴做出背叛和暴力行为。在苏格兰，16和17世纪，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偷牛或”顺手牵羊”(lifting)几乎成了一项全民运动，赶牲畜人都配备剑和手枪出行。由于偷盗盛行，赶牲畜人被豁免于18世纪的《解除武装法》——这一豁免帮助保留了风笛这种被禁止的战争乐器的传统。
对赶牲畜人来说，更大的危险是瘟疫。1745至1759年间，超过五十万头牛死于牛瘟。集市被取消，虽然死亡牲畜可以获得一些小额补偿，但远不及它们在市场上能卖出价格的一半。许多赶牲畜人因此破产。有些人丢下垂死的牲畜在路上逃跑，另一些人则回到家乡，用一生的辛勤劳作试图偿还债务。
苏格兰的赶牲畜路线终点是福尔柯克集市（tryst是参与者协议建立的非法定集市），它在18世纪取代了克里夫集市。福尔柯克每年有三次集市，分别在八月、九月和十月（十月规模最大）；每次持续数天，每天多达五万头牛易手。大多数买家是英格兰人，他们会雇用一些赶牲畜人将牛群继续赶往诺福克的目的地。
（下图）赶牲畜人发明了一种转移现金的方法，这促成了早期银行的建立。“黑羊银行”发行的纸币上，每一英镑印有一只黑羊图案。
生意并不总是随着牛群出售而结束。赶牲畜人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和长途旅行者——这在工业化前的英国是罕见的组合——被委托传递信件和消息，特别是在威尔士，还承担金融业务。在克伦威尔时代，他们被用作税收员，还为大城市的地主代缴庄园租金。他们很少携带现金，更愿意从出售牛群的收益中结算。这些金融安排促成了几家早期银行的建立，其中包括兰多弗里的大卫·琼斯黑牛银行（后来与劳埃德银行合并），以及阿伯里斯特威斯的黑羊银行。
赶牲畜结束后，一些赶牲畜人会留下来参加南方的收割工作，或者待更长时间，给羊涂上当时被认为对羊群过冬必不可少的焦油和黄油混合物。有土地的赶牲畜人则回去参加自己的收割，在市场上卖掉他们的小马，然后步行回家，或者如果收益特别好，就悠闲地乘坐马车回去。
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赶牲畜人都会把城市的消息带回他们偏远的社区。威尔士人最先从赶牲畜人那里听说了滑铁卢战役，而赶牲畜人讲述的美国机遇故事，是19世纪威尔士移民潮的重要推动因素。他们还带回了新农业技术的消息，以及新作物的插条和种子。
柯基犬(corgis)和牧羊犬(collies)会自己找路回家，牧羊犬有时还背着主人的马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会精确地沿着赶牲畜的路线原路返回，在同样的客栈停留，按照主人事先的安排获得喂食。它们往往是最先到家的，妇女们看到狗回来后，就会兴奋地开始为丈夫们即将归来做准备。
今天，那些曾经被踩踏得结实的赶牲畜路线——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过是
经过漫长的旅途后，威尔士牛群会在埃塞克斯和肯特郡的肥沃草地上育肥，然后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图）出售，或在肯特郡的坎特伯雷、奇尔汉姆和梅德斯通等市场交易。而苏格兰牛群通常会被放牧到诺福克，那里每年售出多达四万头牛。长途驱赶并不会影响肉质。正如丹尼尔·笛福所写：这些被称为苏格兰矮牛的牲畜，从苏格兰高地寒冷贫瘠的山区出来后，在肥沃的牧场上贪婪地进食……它们以惊人的方式茁壮成长，变得异常肥壮：牛肉味道如此鲜美，当地居民更喜欢它们而非英格兰本地牛。
（右上图）在大型市场附近，夏季的牛群有时会堵塞街道数小时。它们造成的麻烦——阻碍交通、闯入人行道——在这幅1877年的”伦敦速写”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
那些被踩踏出来的小径，大多已回归荒野或在文明进程中消失。在高处的荒野中，有时仍能追寻到它们的痕迹，与通往市场的地方道路交错，或者在苏格兰，与从农场通往夏季牧场（shielings）的路径相交。驱牛人经过的痕迹也可以在树丛、建筑物或小路、田野的名称中找到。
在威尔士，希望吸引驱牛队伍的农场会种植三棵苏格兰松树来做广告；这些速生树木充当地标和路标。在英格兰的白垩地带，紫杉或其他更珍稀的树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威尔士语名称——甚至英格兰小路上使用的”威尔士”这个形容词——都是驱牛活动的确切标志，“Drove”（驱赶路）和”Drift”（漂移路）这些词也是如此。“半便士小路”或”半便士田”指的是过夜停留的旧收费标准，而在苏格兰，古老的偷牛习俗在”盗贼小路”这个名称中得以纪念。一些古老的驱牛客栈至今仍存，它们多彩的起源保存在诸如”驱牛童”、“高地小伙”或”黑牛”等富有韵味的名字中。
当人们发现鞣制可以提高动物皮革的耐久性后，它很快成为一项重要产业。但其中一些工艺曾使这门手艺成为最令人不快的行业。
皮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英国文明的最早期。继斧头和箭头之后，古代不列颠人最重要的工具是石刮刀，用于将动物皮转化为各种实用物品。这些物品不仅包括衣服和鞋履，还有坚韧的皮带、容器、护身甲，甚至是简陋的水上漂浮装置！
然而，动物皮这些应用的关键在于鞣制技术的引入。在原始状态下，动物皮几乎没有用处：潮湿时皮革很快腐烂；干燥时则变得脆硬且不易弯曲。鞣制使皮革变得柔软有弹性、不溶于水且耐腐蚀。
压花彩绘镀金皮革（下图）这幅精美的墙面装饰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展现了传统橡木鞣制皮革的天然美感和丰富纹理。
鞣制及相关的后处理工艺不仅仅是保存皮革：它们有选择性地改变动物皮的状态，使其适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皮革具有独特的适应性：有些皮革坚韧硬实，有些则薄如蝉翼，柔软如最精细的织物。鞣制后的皮革可以制成完全防水的容器；但以不同方式处理，同一块皮革又能制成透气的服装，使穿着者保持温暖和保护，而不会感到闷热不适。
最早的皮革保存方法并不涉及鞣制：皮革只是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用各种物质处理以恢复柔软性。油脂是常用的选择，但其他不太令人愉快的替代品包括动物脑髓。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三种主要的皮革加工方法逐渐发展起来，分别使用动物性、植物性和矿物性鞣剂。在英国，最重要的工艺是利用大多数植物物质中存在的单宁(tannin)来保存和保护动物皮。
从原理上讲，这种鞣制方法很简单：只需将皮革浸泡在含有磨碎橡树皮悬浮液的浴池中——橡树皮含有高浓度的单宁。然而，在浸泡之前，必须仔细处理皮革以去除不需要的物质。皮革的大部分是废料：鞣革工只关心保存中间的纤维层，即真皮层(corium/derma)，这一层赋予皮革独特的性能。真皮层下方是肉层，必须在鞣制开始前刮除。皮革的外层，即表皮层，带有污垢、死皮和动物毛发。所有这些都必须去除以露出真皮层。鞣制后，皮革必须仔细干燥，然后进行处理以恢复部分失去的柔软性，或改变皮革的性能以适应特定用途。
鞣制工艺的这些复杂化意味着鞣制很快从自给自足的工艺转变为家庭手工业，然后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产业。
鞣革厂（上图）鞣革厂是出了名的令人不快的工作场所：腐烂肉体的气味（大多数皮革直接从屠宰场运来）与粪便的恶臭混合在一起，粪便被用来分解皮革的纤维。
去肉和脱毛（右图）在鞣制之前，皮革必须由梁工(beamsman)进行去肉和脱毛处理。他使用一把钝的双柄刀从毛囊中刮除松动的毛发，然后用锋利的刀片去除肉层。什么都不会丢弃：毛发通常卖给软垫制造商，而肉层则用来制作胶水。
鞣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相当大规模的制造业。
制革厂远非一个令人愉快的工作场所。有些工序需要制革工人处理腐烂的肉；另一些工序中，巨大的磨坊产生弥漫的粉尘；鞣制化学品会剥落制革工人手臂上的毛发，并将他们的双手染成棕色；锋利的刀具带来持续的受伤风险，而一旦受伤几乎必然会感染。然而，制革厂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味：腐肉和粪便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炎热的天气里，这种气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而在冬天，四面敞开的制革棚也好不到哪里去——冰冷而湿滑。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制革厂里老鼠成群。
生皮以各种状态运抵制革厂。那些刚从屠宰场运来的生皮上可能还附着相当多的肉——在一些制革厂，这些皮会被钉在地上，让厂里的狗撕扯掉它们能吃的部分。经过盐腌保存的生皮则会在水坑中浸泡数天。
去除腌制物。干燥的皮革需要浸泡和刷洗，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
然后将所有皮革浸入一系列石灰池中，以松动附着在皮革两面的肉质和毛发。这些池子含有浓度递增、存放时间不同的溶液。第一个池子浓度最低，但非常”醇熟”——溶液中充满了细菌，可以软化和分解皮革。最后一个池子则含有浓度更高的新鲜石灰溶液。
皮革由横梁工(beamsmen)从石灰池中取出。这些工人的名字来源于他们用来搭放皮革的横梁(beam)。横梁工将皮革搭在横梁上，肉面朝下。然后他会使用一把凹面钝口的”脱毛刀”(unhairing knife)刮去毛发和毛根——即使是毛根周围的一点薄膜残留也足以使皮革变色。去肉是一项技术要求更高的操作，需要使用一把带有双刀片的弯曲双柄刀，两个刀片都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
刚去完肉和毛的皮革仍然浸透着石灰，必须在鞣制前去除。这部分通过流水冲洗完成，部分通过一种叫做”刮刀”(scudder)的钝口工具的刮擦作用完成。
软皮——来自小型动物如小牛和山羊的柔软轻薄皮革——太过娇嫩，无法用这种方式刮擦。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细菌作用的软化(mastering)过程去除残留的石灰。这可能是制革厂中最令人不快的工作，因为启动中和过程最容易获得的细菌来源是粪便。软化池实际上就是粪坑，里面装满了稀释的鸡粪或鸽粪（称为”软化剂”(bates)），或者是狗粪与温水的混合物（称为”纯液”(pure)或”浸液”(drench)）。这段18世纪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后一种溶液的制备过程：“在一个大桶中放入三四桶狗粪……然后往上面倒一大桶水稀释；做完这些，工人穿着木鞋走进桶里，踩踏它，直到桶里装满一半的水。”原料当然不缺：当地的猎犬舍提供了充足的供应。
软化池中细菌的作用不仅中和了石灰，还减少了皮革的厚度。制革师的技艺之一就在于知道何时结束这个过程。
（上图）鞣酸溶液由磨碎的橡树皮在冷水中浸出制成。树皮被储存成两英尺高的圆柱形块状，堆叠晾干。
（右图）为了松动毛发和脂肪组织，制革师将皮革浸入一系列含有不同浓度石灰溶液的池子中。
（下图）如今的皮革制造商受益于现代机械——如染色滚筒，其工作原理类似于大型洗衣机。
在浸酸液中完成处理可能需要一周或更长时间，但浸渍法(drench)能在不到一天内完成这项工作。
在开始鞣制之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将皮革切成几块。动物皮肤的不同部位吸收鞣制溶液的速度不同，因此每个部位在溶液中浸泡的时间也不同。皮革边缘的次等碎料会首先被去除，然后将腹部部分与覆盖在动物背部的皮肤分开。这块中央部分称为”臀革”(butt)，能提供最优质的皮革。
（上图）如今，皮革悬挂在鞣制槽中，处理方式通常采用矿物鞣制而非植物鞣制。
（右上图）皮革整理工(currier)最重要的任务是削薄皮革，减少其天然厚度。
经过复杂的准备程序后，实际的鞣制过程相对简单。只有两种活性成分——水和干燥的橡树皮。橡树皮在制革厂被研磨成精确控制的细度。
研磨后的树皮与水混合，被泵入一系列鞣制池中，皮革按照严格的顺序依次通过这些池子。第一批池子含有最弱的溶液，皮革在其中只停留很短的时间——每个池子大约一天左右。从这里，皮革被转移到”翻动池”(handlers)或”浮动池”(floaters)，在那里皮革平铺在溶液中，使用鞣制钩定期翻动，以确保鞣制液均匀分布。大量撒入的研磨橡树皮有助于增强最后几道翻动浴的效果。
翻动处理大约需要六到八周，之后皮革进入鞣制的最后阶段——层叠池(layer pits)。首先在空池底部铺上一层橡树皮粉，然后在上面放置一张皮革。皮革上再覆盖树皮，然后再放一张皮革，如此反复。层叠持续进行直到池子装满，然后从翻动池中泵入鞣制液。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皮革从一个池子转移到另一个池子，每个池子的溶液浓度逐渐增强。
鞣制完成后，皮革需要清洗，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独特的工具和技艺：皮革用刮光器(slicker)进行平滑和拉伸处理，但设计略有不同；磨石(stockstone)、擦洗刷或玻璃刮光器用于去除皮革肉面的霜花；湿法整理工序以彻底上油结束，以保护皮革在干燥过程中不受损害。
为了保护皮革在日后使用中的耐久性，还需要在皮革干燥后进行一次额外的上油或”填充”(stuffing)处理，使用牛油和鳕鱼油的混合物。后续加工主要是装饰性的。有些皮革用软木板摩擦；有些用灯黑和肥皂染黑，或染成棕色及其他颜色；用胶水上浆使皮革更光滑、更有光泽；各种抛光工序使用玻璃、钢和桃花心木工具，使皮革呈现丰富的光泽或突出纹理。
皮革经过刷洗或擦洗以去除浸泡后留下的霜花，然后上油以在干燥过程中调理皮革。干燥在阴凉通风的房间进行，期间穿插一系列调理阶段：皮革从架子上取下，喷水润湿后堆叠成堆进行回软，使皮革柔软且湿度均匀。然后用三棱刀刮削，并在锌板之间高压滚压以压平任何褶皱。
正如皮革在鞣制前必须经过仔细处理一样，鞣制后的皮革在使用前也需要进一步加工。鞣革工将成品皮革交给整理工(currier)，由他根据皮革的最终用途改变其外观和质地。
鞣革工的工作主要是化学处理，而整理工则主要通过机械方式处理皮革。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减薄皮革厚度——这一工序称为”削薄”(skiving)。
在开始削薄之前，整理工必须清洗皮革，并用漆树叶的热浸液软化它。然后他将皮革放在倾斜的工作台上，用钢、铜或石刃的”刮光器”去除鞣制后留下的霜花。这是一种钝刃工具，长约六英寸，由两个木柄操控。干燥后，皮革被转移到陡斜的木质工作台上进行削薄。
这道工序比任何其他制革操作都需要更高的手工技巧。整理工使用一把形状独特的锋利刀具，从皮革肉面削下薄薄的皮屑。需要相当的技术才能防止刀具切穿整张皮革。随后还有其他整理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其独特的工具和技艺：皮革用刮光器进行平滑和拉伸，但设计略有不同；磨石、擦洗刷或玻璃刮光器用于去除皮革肉面的霜花；湿法整理工序以彻底上油结束，以保护皮革在干燥过程中不受损害。
机械化和化学技术缓慢但不可阻挡地侵蚀了鞣革工和整理工的手工技艺。随着更具适应性且速度更快的矿物鞣制方法的出现，植物鞣制逐渐衰落。人工浸灰溶液在19世纪末出现，消除了制革厂的一些可怕气味。1809年削皮机的引入几乎淘汰了手工削薄。
今天的制革厂与前工业时代的小型手工制革作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仍有少数传统工艺的遗存。令人惊讶的是，并非所有都是工作博物馆——虽然逼真，但本质上已无生命力：对于某些应用，如矫形器具，传统橡树鞣制皮革仍然无可替代。
（上图）这张照片展示了伯蒙德西一家公司为”帽子和靴子用途”整理”薄皮革”(skivers)的场景。
（右图）1809年引入的削皮机使鞣革工能够轻松地从一张皮获得两张皮革。
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取得成功后，英国新兴的葡萄酒酿造业因数百年的恶劣天气而衰落。如今，随着适应当地气候的葡萄品种出现，英国葡萄酒正迎来复兴。
葡萄园常被认为与英国景观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它们并非这片土地的外来事物。恰恰相反，它们属于一种农业传统，这一传统的起源——如同我们许多遗产一样——可以追溯到尤利乌斯·凯撒和他的军团。在征服了不列颠的反叛部落后，罗马人引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自然包括——考虑到他们的地中海故乡——饮用葡萄酒的习惯。由于当地没有葡萄藤，葡萄酒必须从意大利进口，在城镇住宅和别墅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酒罐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28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罗布斯皇帝急于加速罗马化进程，颁布法令在多个行省推广葡萄种植，其中包括不列颠尼亚。此后进口酒罐数量的减少表明普罗布斯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公元312年，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圣餐仪式需要葡萄酒），葡萄种植因此得到进一步推动。然而，不到一百年，罗马人的撤离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破坏了不列颠的葡萄种植业。
幸运的是，这种中断是短暂的：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并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葡萄酒，并发展出葡萄种植技术。
教会再次提供了及时的推动力。公元597年，教皇格里高利派遣奥古斯丁前往向盎格鲁人传教，使成千上万人皈依。因此，对祭坛用酒的需求大幅增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白葡萄酒常用接骨木果染成红色，用于圣餐仪式。此外，在奥古斯丁传教活动的影响下，修道制度传入不列颠：修士们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社区，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其中包括葡萄酒。
到8世纪，葡萄园必定已相当普遍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它们在公元731年被尊者比德在其对英国农业的简要概述中提及：“这个岛屿盛产谷物和树木，非常适合饲养牛和役畜。许多地方都种植着葡萄藤……”阿尔弗雷德国王（849-899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损害他人葡萄园的人都必须支付全额赔偿，这进一步证明了葡萄藤在黑暗时代英格兰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证据之上，还有一个流行的理论：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十月重新命名为”Wyn Moneth”（葡萄酒月），以纪念葡萄收获季节。
《末日审判书》仅记录了45个葡萄园，虽然记录不完整，但确实显示了葡萄种植如何在从沃什湾（传统上认为伊利曾被称为”Isle des Vignes”，即葡萄岛）到威尔士边境以南的整个地区传播。根据这份调查，种植最密集的地区是东盎格利亚（尤其是埃塞克斯）、现在的大伦敦地区和西部乡村。英国葡萄种植业在诺曼人统治下蓬勃发展：在威廉的新王国中获得土地的众多贵族和宗教团体，无一例外地在其庄园的一部分种植葡萄藤。
然而，英国葡萄种植业在12世纪至16世纪之间逐渐衰落。这始于1152年，当时亨利二世迎娶了阿基坦的埃莉诺，从而获得了富饶的波尔多葡萄酒产区。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廉价的克拉雷红葡萄酒大量涌入英格兰，压低了本土产品的价格。
然而，在整个中世纪，葡萄酒都是一种受欢迎的饮品：价格便宜——大约一便士一加仑——而且安全，因为它含有足够的酒精来杀死伤寒病菌。因此消费量很高，英国葡萄酒仍然供不应求。
影响英国葡萄种植业命运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气候变化：从大约1300年开始，夏季变得越来越凉爽多云，冬季变得更冷更长；这种恶化持续了三个世纪。在此期间，八月的平均气温从62°F降至59°F，足以延缓葡萄的成熟过程，而且由于晚春霜冻和早秋霜冻缩短了生长季节，葡萄园管理变得有些像赌博。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列颠遭受了瘟疫的蹂躏：14世纪中期，黑死病可能消灭了一半的人口，从而大大减少了劳动力。
葡萄藤和酿酒技术最初由罗马人引入英国，一直繁荣发展到约1300年（左图）。此后三个世纪的凉夏使得英国的葡萄种植风险增大。尽管私人葡萄园和温室葡萄仍有种植，但直到1875年布特勋爵在卡斯特尔科赫（上图）种植葡萄园后，商业葡萄园的经营才变得切实可行。20世纪见证了人们对英国葡萄酒兴趣的强劲复兴。汉布尔顿（右图）的葡萄藤产出了自卡斯特尔科赫以来首批商业年份酒。
（下图）已故的盖伊·索尔兹伯里-琼斯少将于1951年开始种植汉布尔顿葡萄园。1955年开始销售，汉布尔顿是自40年前卡斯特尔科赫酒庄关闭以来首款商业化生产的英国葡萄酒。
（右图）虽然用于酿酒的葡萄藤直到19世纪才大规模种植，但多个世纪以来，许多小型葡萄园蓬勃发展。特别是两位作家推广了葡萄藤的种植，并赞扬了英国葡萄酒的特色。他们的著作——约翰·罗斯的《英国葡萄园辩护》和威廉·休斯的《完整葡萄园》（右图为扉页），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罗斯是威廉三世的园丁，他是最早提出英国葡萄酒必须在英国土壤、天气和地形条件下来理解的人之一。
由于劳动力短缺，许多地主放弃了劳动密集型的葡萄栽培，转而从事耕作或畜牧业。
命运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逆转发生在1536年，当时亨利八世发起了解散修道院运动。在短短几年内，英国失去了主要的葡萄园和照料它们的修士们的专业技能，商业葡萄栽培逐渐消亡。然而，葡萄园本身并没有完全消失。
在整个16和17世纪，富人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葡萄藤，部分作为装饰，部分用于自酿葡萄酒。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经常赞扬威廉·巴顿爵士的佳酿：“他高兴地给大家开了一两瓶自己去年在沃尔瑟姆斯托种植的葡萄酒；在座的人都说，他们从未喝过比这更好的外国葡萄酒。”但尽管人们对本土葡萄酒普遍冷漠和怀疑——这是波尔多贸易联系留下的遗产——私人葡萄园在18世纪继续繁荣，甚至有两次值得注意的大规模生产尝试。第一次发生在1730年，地点在萨里郡戈达尔明附近的韦斯特布鲁克，当时韦斯特布鲁克的乡绅、黑斯尔米尔的议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他庄园的一部分改建成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大的葡萄园。
另一项伟大的尝试也发生在萨里郡，地点在科巴姆附近的佩恩斯希尔。
或
一种优秀的
葡萄藤
种植
方法
依据
德国和法国的方式
并在英格兰长期实践
其中
阐述了种植葡萄园的方法和所有必要条件；包括土壤的选择；园址的位置；种植幼苗的最佳方法；修剪的最佳时间和方式；土地的翻耕和整理；
以及其他
必要的观察
作者W·休斯大幅增补过半
伦敦，F.C.印刷，威尔·克里克出版，圣殿门外绿龙店，1670年
（下图）为葡萄藤喷洒防霉剂。萨默塞特郡伍顿葡萄园的所有者科林·吉莱斯皮是1986年英国年度葡萄酒奖的获得者。该奖项——戈尔-布朗奖杯，是凭借伍顿1985年的赛瓦尔（Seyval）葡萄酒获得的。
查尔斯·汉密尔顿，阿伯康公爵之子
1740年前后，汉密尔顿种植了五英亩——后来扩展到十英亩——的葡萄园，并最终聘请了一位法国葡萄种植师(vigneron)来管理。当汉密尔顿首次尝试销售他的葡萄酒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质疑。但到1750年，他已经开始向商人供应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每霍格斯黑德桶(hogshead)售价五十几尼；有一位酒商一次从我这里购买了价值五百英镑的酒，他告诉我，其中最好的酒每瓶售价从7先令6便士到10先令6便士不等。”
然而，汉密尔顿的成功并未引发葡萄园的复兴。富人们一向偏爱进口葡萄酒，即使在拿破仑封锁期间也设法获取。普通百姓则喝啤酒，因为啤酒免税，价格便宜得多。
英国葡萄种植史上最新的篇章——当代复兴——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两位园艺爱好者开创：爱德华·海姆斯和雷·巴林顿·布洛克。海姆斯在肯特郡和德文郡建立了两个新葡萄园，并出版了《英格兰的葡萄藤》一书，这是一本涵盖葡萄藤历史、栽培和商业潜力的综合手册。他发现肯特郡罗瑟姆一户农舍花园中生长的黑葡萄是莫尼耶皮诺(Pinot Meunier)品种（汉密尔顿主要使用的葡萄），已经适应了英国气候。海姆斯进行了扦插繁殖，罗瑟姆黑皮诺现已成为欧共体推荐在英格兰使用的葡萄品种之一。
世纪之交前后，威尔士卡斯特尔科赫的布特侯爵葡萄园所产的葡萄，是在卡迪夫城堡用手摇铸铁压榨机压榨的（左图）。卡斯特尔科赫酒庄在一战期间因糖荒而关闭，此后再未重开；又过了四十年，英国才再次商业化生产葡萄酒。如今，英国的葡萄收成通常使用闪亮的电动压榨机压榨（上图）。
与此同时，巴林顿·布洛克在萨里郡奥克斯特德建立了葡萄栽培研究站，以探索哪些葡萄品种最适合在英国户外种植。他听取了约三百年前威廉二世的园丁约翰·罗斯的建议。罗斯认为，英国葡萄种植业起伏不定的历史，部分原因是使用了不适合英格兰土壤、地形和气候的葡萄品种和方法，因为这些都来自”与我们国家差异甚大的地区”。在他的第一份报告中，巴林顿·布洛克列出了六种”在恶劣条件下可能成功”的酿酒葡萄，并补充说雷司令-西万尼（或米勒-图高）在这里也可能生长良好。米勒-图高(Müller Thurgau)现已种植在96%的葡萄园中。
1952年，葡萄种植业的复兴取得重大进展，已故的盖伊·索尔兹伯里-琼斯爵士在汉普郡汉布尔顿种植了一个葡萄园。
（上图）在年度收获期间，奇尔斯当葡萄园的采摘工人将各自桶中的葡萄倒入中央采摘拖车。1972年种植奇尔斯当葡萄园的佩吉特夫妇，凭借1983年份奇尔斯当干白葡萄酒于1984年荣获金奖——这款干型葡萄酒由米勒-图高和莱肯施泰纳(Reichensteiner)葡萄混酿而成。
英国葡萄酒酿造成功复兴的证明是1967年英国葡萄园协会的成立。该协会最初只有20名成员，现已发展到550名。下方展示的葡萄园标签均为协会成员，他们生产的葡萄酒独具特色，越来越受到追捧。
三年后，他生产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斯特尔科赫酒庄关闭以来英国首款商业葡萄酒。盖伊爵士的创举开启了一股潮流：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葡萄藤被种植，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已有超过300家商业葡萄园，规模从1英亩到35英亩不等。大多数现代葡萄园位于英格兰南部，继承了中世纪修道院葡萄种植的遗址——但也有一些葡萄园远至北部的德比郡和约克郡，以及西部的威尔士海岸。
由于葡萄藤需要最大程度地接受阳光照射，葡萄园的理想位置是朝南的避风山坡，最好是沙地、砾石或白�ite土壤，或者如罗斯所说，只适合长荆棘的土地。葡萄藤是一种需求旺盛的植物，贫瘠的土壤反而会促使其发展出庞大的根系，从而保证稳定的生长，并抵御地表附近湿度和温度的不利变化。
至于葡萄品种，在类似纬度国家（如卢森堡和德国）表现良好的品种占主导地位，尤其是米勒-图高（Muller Thurgau）、雷琴斯坦纳（Reichensteiner）以及一种耐寒的法美杂交品种赛瓦尔白（Seyval Blanc）。它们通常以每英亩约3500株的密度种植，排列成对称的行列，由杆和铁丝组成的棚架支撑；每株葡萄藤的一两根结果枝被引导沿着离地约18英寸的水平铁丝生长——高度足以避免地面霜冻，又低到可以接收土壤表面反射的热量。葡萄藤通常在第三年开始结果，但要到至少六年后才能达到完全产量。
平均而言，一英亩葡萄藤可产出2400瓶葡萄酒；在特别好的年份，如1976年漫长炎热的夏天，这个数字可以翻倍。相反，凉爽多雨的天气可能使产量降至每英亩仅200瓶。尽管产量每年波动很大，但英国葡萄酒（官方定义也包括威尔士葡萄园的产出）正在赢得品质声誉，如今已被葡萄酒爱好者认真对待。
目前几乎所有英国葡萄酒都是白葡萄酒，但适合酿造红葡萄酒的葡萄品种研究正在进行中。英国葡萄园的复兴仍在蓬勃发展，但已经足够稳固，确保这一古老传统将延续下去。
白葡萄酒 英国佐餐酒
对于古代的酿酒师来说，泰晤士河既提供了酿造麦芽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将这种广受欢迎的产品运往远方的水上通道。
诗人、作家和画家们赞美过泰晤士河的魅力，但也有人从更务实的角度看待伦敦这条水道的特性。水是啤酒中最大的单一成分，而这条河流恰好含有适量的溶解钙盐和钠盐，能够酿造出美味醉人的佳酿。
与许多我们现在认为具有英国特色的事物一样，啤酒是由罗马人带到这里的。而罗马人则是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用大麦酿造”葡萄酒”的技艺。据说埃及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从农业之神奥西里斯那里习得了这门技术。
古代不列颠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罗马人的饮品，并立即开始改进所学到的技艺。主要原料大麦即使在相当北部的地区也能生长，因此与葡萄酒不同，啤酒几乎可以在英国任何地方酿造。
酒精度是酿酒师的主要追求之一。从酿酒最早期开始，英国饮酒者就将酒精浓度视为一种美德。休闲饮酒而非仅仅为了解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当时饮酒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所有庆典活动：“bridal”（婚礼）一词就源自”bride-ale”（新娘麦酒），这是一种为庆祝婚礼而特别酿造的酒。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宴会被称为”beorscopes”（啤酒聚会），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颂扬饮酒，如《贝奥武夫》中所写：“一位侍从负责服务：他手持一只装饰精美的麦酒壶，倾倒出纯净的琼浆。”
到诺曼征服时期，啤酒已经彻底融入英国人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入侵的诺曼人比他们的臣民更嗜酒：《末日审判书》中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好麦酒可能比现代的大麦酒还要烈。
后来的配方更加浓烈，人们消耗了大量的酒：16世纪酿造”单料麦酒”的方法会产生原始比重为1070°-1100°的酒。如今很少有啤酒能达到这种浓度，而当时的”双料麦酒”则更加浓烈。在早期规范饮酒器皿大小的法规中，麦酒的最小法定容量是夸脱（quart），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次只喝一品脱。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喝啤酒，很少有人——甚至包括婴儿——喝水。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18世纪初一位典型伦敦印刷工人的啤酒消费情况：早餐前喝啤酒，早餐时喝，早餐和午餐之间喝，午餐时也喝；然后六点钟再喝，下班时还要喝一品脱。富兰克林甚至还没有写到晚上的社交饮酒！
这位印刷工人会从
（上图）许多酿酒厂沿泰晤士河两岸而建，河水为酿酒提供了极好的水源。由于河流也是便利的运输通道，惠特布雷德等酿酒商都拥有自己的码头。
（左图）锡制和银制啤酒杯，无论有盖还是无盖，都能经受住豪饮的磨损，并能盛放大量啤酒。人们一次饮用的量很大——一夸脱是最低标准。
这是一家酒馆与酿酒坊的结合体，可能由一位酒馆女主人经营，她也可能被称为女酿酒师(brewster)或酿酒女(brewess)。酒馆自酿啤酒的传统源于麦芽酒保质期短的特点：在啤酒花引入英国之前，啤酒不易保存，因此酿造是持续进行的。酒馆通过悬挂一根叫做麦芽酒杆(ale stake)的杆子来标识自己，而新酿的酒则用冷杉树或灌木丛来表示。后来，酒桶箍成为该处有酒出售的标志。在14世纪的伦敦，这类酒馆数量惊人——大约每12个成年人就有一家——以至于这些招牌成为交通隐患，不得不加以管控。
酿酒不仅是世俗活动：教会也参与酿酒业务。在中世纪的”教堂麦酒会”(church-ales)上，教堂执事出售啤酒为教区筹集资金。所有修道院都有自己的酿酒坊，但修士们的酿酒技术似乎不如教堂执事。1224年，一位作家评论道：“即使在伦敦修道院，我也亲眼见过修士们喝的啤酒酸得有些人宁愿喝水。”
尽管酿酒带有半手工业性质，一些酿酒商却变得相当富有并热心慈善。埃尔斯特里的酿酒商理查德·普拉特于1596年创办了一所免费学校，但他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们远离他财富的来源，禁止”出入酒馆和小酒店”。
啤酒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大规模生产。在此之前，大多数酿造都是小规模的。然而，酿造过程的第一步——大麦的制麦——需要大量空间，因此这一工序最先实现了工业化。
要制造酒精，酵母必须以可溶性糖作为原料来发酵，但大麦和其他谷物主要由淀粉组成。制麦(malting)是使大麦发芽的过程。
古埃及人制作啤酒时，将发酵在水中的麦芽大麦饼挤压出汁。类似的方法至今仍在埃及用于制作一种饮料，巧合的是，它被称为”boozah”。
（左图）啤酒花在15世纪被添加到麦芽酒中制成啤酒。它赋予了饮品独特的苦味，并具有轻微的镇静作用。啤酒花可以长到30英尺高，黄色的”花朵”花瓣中含有树脂和油脂，赋予饮品风味和香气；不同品种的啤酒花造就了各种不同的啤酒。
（下图）成熟的啤酒花必须在十天内采摘完毕。在机械化之前，每年都要招募大量临时劳动力，主要来自伦敦东区。整个家庭会一起出发，度过一个”劳作假期”。
让大麦短暂发芽——以产生酶，在后续酿造阶段将淀粉转化为糖。
麦芽制作(Malting)从大麦粒在水槽中浸泡最多三天开始，然后将其铺在”麦芽房”(maltings)的石板或烘烤粘土地板上发芽。发芽速度需要仔细控制，主要通过调节温度和湿度来实现。良好的通风和加热使房间保持在55-60华氏度，发芽的谷物要定期用木耙翻动和搅拌。将大麦铺开可以减缓发芽，而堆成堆或”床”(couches)则会促进发芽。
经过10-14天后，将大麦粒干燥并加热到约80华氏度以停止发芽。随后进行炉火烘烤。用于淡色啤酒的麦芽只需轻度烘烤，但对于深色啤酒，炉温要高得多——可达400华氏度。当谷物冷却沉淀后，将其研磨成”麦芽粉”(grist)——大小均匀的碎麦芽颗粒，供酿酒师使用。
麦芽酒主要由麦芽、水和酵母制成，但15世纪初带来了一种新原料：啤酒花。啤酒花最初可能只是用来调味——这并非新想法，因为其他草本植物如沼泽香桃木(bog-myrtle)、野生迷迭香和蓍草(milfoil)也曾用于同样目的。然而，酿酒师很快发现啤酒花具有其他调味料所没有的特殊品质。添加啤酒花的啤酒比传统不加啤酒花的麦芽酒保存时间更长，而且添加啤酒花使饮品略带催眠作用。（因此有了给睡眠不好的人用的啤酒花枕头，事实上，啤酒花与大麻植物有亲缘关系，具有一些相同的镇静特性，尽管程度要轻得多。）
（右图）传统上，大多数啤酒由各个酒馆和小酒店酿造，甚至在家中酿造，但到了18世纪中期，许多大规模的啤酒厂建立起来——其中一些至今仍在运营。英国啤酒很快被引入其他北欧国家，在那里与当地啤酒竞争非常成功。
磨碎的麦芽谷物被加入糖化桶中，与热水混合形成麦汁(Wort)。几小时后，麦汁被排入铜锅，糖化桶会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注水。后续糖化产生的啤酒酒精度较低，过去被称为”淡啤酒”(Small Beer)。糖化完成后，剩余的麦糟会被出售作为牲畜饲料。
啤酒花的采摘期相当短暂，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传统上伦敦东区居民会到肯特郡的啤酒花田度假帮工。啤酒花在烘房(Oast House)中用火烘干8-10天后，才能用于酿造啤酒。
酿酒师首先将麦芽粉倒入”糖化桶”——通常只是一个旧桶——然后加入热水或”酿造用水”(Liquor)。将麦芽浸泡在热水中，可以让发芽过程中产生的酶将大麦淀粉转化为可溶性碳水化合物。这会产生一种深色的糖溶液，称为”麦汁”，将其排出后，糖化桶会再次注水进行第二次较淡的糖化。这个过程可以重复进行，但后续”糖化”产生的啤酒会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更淡。实际上，第三次糖化是极限，由此酿造的淡啤酒被称为”淡啤酒”。糖化桶中剩余的”麦糟”会被铲出用作动物饲料。
在15世纪之前，人们不会添加酵母进行发酵来制作甜而浓烈的麦芽酒(Ale)。但对于啤酒(Beer)，酿酒师会在这个阶段将啤酒花加入铜锅中的麦汁，然后将混合物煮沸。煮沸可以对麦汁进行杀菌，并从啤酒花中提取树脂和油脂，赋予啤酒特有的苦味。
液体冷却后，被转移到发酵容器中，麦汁进行”投酵”——酵母（有时被昵称为”酒花”(Barm)或”上帝的恩赐”(Godes Good)）被加入。酵母漂浮在液体表面。
从早期开始，酿酒业大部分由女性经营。乡村酒馆通常由女酿酒师(Brewess)或酿酒妇(Bretster)经营，她们自己酿造饮品。酿酒被认为是低等职业，酿酒妇和零售商（从制造商处零售麦芽酒的女性）的产品会定期接受被称为”麦酒检验员”(Ale-Conner)的官员检查。
而非啤酒花，称为Mum麦芽酒。
在酒吧里继续进行混合调配，加热麦芽酒并加入姜、烤苹果果肉和糖，制成”羊毛酒”(lambs wool)。有些调配饮品可与今天的鸡尾酒相媲美。“黄油麦芽酒”(Buttered-ale)需要将热的烈性麦芽酒与冰糖、黄油、蛋黄和胡椒混合。
麦芽汁形成泡沫顶层，随着发酵继续进行，泡沫体积增大；酿酒师撇去多余的酵母，留作以后酿造时使用。发酵在约60-70°F的温度下需要4-6天，但如果温度控制不够完善，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几个世纪以来，啤酒是主要饮品——甚至婴儿和儿童也是喝啤酒长大的。对于大多数城市劳动人口来说，饮酒是他们艰苦生活中的短暂慰藉。麦芽酒馆和小酒馆蓬勃发展，禁酒运动在与酗酒的斗争中节节败退。
在传统酿造中，这几乎是工艺的最后阶段：啤酒从发酵容器中排出装入木桶，静置沉淀；木桶中还会进行一些二次发酵。过去，酿酒师依靠重力去除使饮品浑浊的颗粒，不过在木桶中加入打发的蛋清也有帮助。如今清澈透明的啤酒是经过过滤和化学”澄清”处理以去除浑浊物的。
几个世纪以来，啤酒与面包一样是主食：“面包和麦芽酒法令”(Assize of Bread and Ale)是大约11世纪时控制这两种商品价格的早期尝试。收费过高或出售劣质麦芽酒的酿酒师可能会被送上颈手枷或浸水凳受罚。啤酒的纯度由”麦芽酒检验员”(ale conner)检测，其检验程序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能显得古怪。他会走进酒馆，将一滩啤酒倒在座位上，然后穿着皮裤坐在上面半小时。劣质的含糖啤酒会让他的裤子粘在座位上，而好啤酒则让他能自由站起。
酗酒问题与麦芽酒和啤酒的质量一样让立法者头疼，既出于道德原因，也因为醉汉在拥挤且极易燃烧的城镇棚屋中造成火灾风险。
酗酒并非人类的专利。伍德福德牧师的日记生动地展现了18世纪的乡村生活，他用酿酒废渣喂猪，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7世纪初，开始引入控制过度饮酒的法规，此后一直延续。从1643年起，通过征税来抑制酗酒，这也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来源。
这些立法大多不受欢迎，有些甚至无法执行；因为历代的文学、诗歌和寓言故事一直在毫不含糊地颂扬啤酒、饮酒——以及醉酒的乐趣。
工艺上的变化使酿酒师能够改变啤酒的特性。大麦烘烤的程度影响饮品的颜色——例如，世涛(stout)是通过添加少量深度烘烤的大麦制成的。麦芽汁中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控制着啤酒的酒精度，使酿酒师可以选择酿造淡啤或烈啤。但酿造烈性啤酒不仅仅是为了让人醉倒；非常烈的啤酒保质期更长，可以让饮酒者从三月一直喝到十月下一次制麦芽的时候。这些烈性酿造品有特殊的名称，如Huff-cup、Pharaoh和Nipitatum。
在糖化桶(mash-tun)中向大麦添加不同的谷物，可以产生更广泛的风味；例如，用小麦酿造的啤酒
用酸涩英国苹果汁酿造的浓烈苹果酒(Cider)，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乡村劳动者的饮品，而每年的苹果酒酿造与干草收割和庄稼收获一样，是乡村日历上的重要日子。
古代凯尔特人崇拜缠绕着槲寄生的苹果树，并将苹果果实视为神圣之物，他们是英国最早的苹果酒酿造者。但他们的饮品是一种用发酵的野生苦苹果汁制成的原始酿造物。是征服者威廉的诺曼追随者们引入了用专门种植的苹果酿造的苹果酒——sidre，这至今仍是诺曼底的传统饮品。从1066年起，苹果酒生产迅速传播：它成为平民的饮品，而在14世纪百年战争切断了来自法国的葡萄酒供应时，贵族也开始饮用。由于其酸性使其不含细菌，饮用比水更安全，甚至被用于洗礼仪式。
到17世纪，科学进步帮助创造出更好的水果和更好的饮品。除了酒精含量在4%到9%之间的普通农场苹果酒外，还有一种酒精含量达11%到12%的葡萄酒级饮品。时尚圈采用了这种”英国葡萄酒”，用特制的水晶杯或笛形杯饮用。它还被宣传为有益健康。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1664年写道：“苹果酒能刺激和清洁胃部，增强消化，并确实能使肾脏和膀胱免于产生�ite石。”近200年来，英国船只携带苹果酒以预防坏血病。
在18世纪，苹果酒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它被用来支付农场劳动者部分周薪。配给量——每天约半加仑，在干草收割或收获季节可达三到四倍——被量入个人木桶中，在某些地方称为costrel（便携酒桶），在其他地方称为firkin（小木桶），可以带到田间解渴，以应对一天繁重体力劳动产生的强烈口渴。这种农场苹果酒的年度生产成为农业年度中的关键阶段。
尽管苹果酒广受欢迎，全国年消费量估计在500万到1500万加仑之间，但并没有商业化生产。苹果酒酿造是一种家庭手工艺，由农民使用自己的水果为家人和劳动力生产饮品——尽管他可能会将多余的卖给当地的客栈和酒馆。小农户只有几棵苹果酒苹果树，要么长在树篱中，要么与其他果树混种。
（右图）苹果酒用的苹果非常硬，因此在榨汁前必须先压碎。在过去，这通常用马力驱动的圆形磨坊完成。
（右图）由于要经过磨碎处理，苹果酒用的苹果不需要外观好看，所以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敲打使其从树上落下来采收的——过去用长杆，现在用机械摇树器。
果树。在大型农场和庄园里有苹果酒苹果园：树木间距很大，以便进行间作——通常种植黑麦——或者放牧绵羊和养蜂。
苹果酒苹果与甜食苹果和烹饪苹果有很大不同：它们个头小、质地硬、表皮斑驳、单宁含量高、纤维多，而且太苦无法食用。在苹果酒的鼎盛时期，有超过350个品种，许多都有奇特的名字，如Foxwhelp、Slack-my-Girdle和Lady’s Finger。苹果酒历史上最著名的苹果是Redstreak，由斯库达莫尔勋爵培育。他是查理一世驻法国大使，退休后回到赫里福德郡的庄园，专心致力于苹果酒苹果的栽培和研究。Redstreak是大多数现代品种的始祖。
苹果酒苹果主要分为两大类：苦酸型(able bittersharps)和苦甜型(bittersweets)。苹果酒可以用这两种苹果酿造，也可以用普通的烹饪苹果或甜食苹果——酸型和甜型——但几个世纪以来，苦酸型最受欢迎，酿出的酒既涩口又非常干爽。
苹果酒苹果成熟较晚，在十月中旬到新年之间，所以它们总是最后收获的作物。人们用长杆把苹果从树上打下来，然后让它们成熟，要么在果园里堆成覆盖稻草的堆，要么放在谷仓的上层。在这段时间里——大约两到三周——果实会排出多余的水分并浓缩糖分。当苹果用拇指按压时能够凹陷，就可以进行研磨了。
较贫穷的乡村百姓用手研磨或压碎苹果，但较富裕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马力驱动的圆形磨坊。这种磨坊由木头或石头制成，有一个垂直的磨石，沿着外缘的凹槽推动。酿酒师把水果装在中间，用棍子有规律地把苹果敲入槽中。不时加入一桶水，防止果浆(must)变得太粘。研磨结束时，果浆呈深棕色，香气浓郁。
旋转式或刮擦式磨坊(scratter mill)于1600年代首次引入，提供了另一种压碎苹果的方法。木框内的两个带齿滚筒在水果通过时将其压碎。刮擦机最初用手转动，后来改装成可以从水磨或蒸汽机接皮带驱动。它们比石磨便宜、速度更快，而且便于携带，但产出的果浆较粗糙，也不能像石磨那样打碎果核释放苦油。
新鲜研磨的果浆通常立即压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将果浆堆成稳定的堆，称为”奶酪”(cheese)。在赫里福德郡，这是通过用马毛布包裹来完成的。第一块布铺在压榨床上，然后将两桶果浆倒在上面，布的四角像信封一样折叠起来。上面再铺一块布，再倒一层果浆，信封叠着信封，直到”奶酪”堆到大约三到四英尺高。在西南部，“奶酪”是用大麦秸秆层层堆叠而成的，秸秆起到粘合剂的作用，而且根据当地传统，还能用”从土壤中吸收的大量矿物质”来丰富果汁。
一块厚重的木板放在堆好的”奶酪”上面，然后拧紧压榨机。早期的压榨机有一个安装在巨大橡木框架中的中央螺杆；操作它们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力量。然而在1800年代后期，更易操作、效率更高的双螺杆压榨机开始广泛使用，使压榨水果变得轻松。每拧一下螺杆，果汁就流出来——每吨水果可产出100多加仑——收集在压榨机下方的木制或石制容器中。
在许多农场，压榨后的果渣——即果渣(pomace)——会加水重新调配，静置后再压榨第二次。稀释后的果汁产出的酒精度较低，通常正是这种”淡苹果酒”(small cider)或苹果酒渣酒(ciderkin)被用来代替工资发给仆人和劳工。最终，废弃的果渣被喂给牲畜——前提是它没有明显开始发酵，尽管在酿酒季节，醉醺醺的鸡和喝醉的猪并不罕见。
通常，压榨出的果汁会立即倒入橡木桶中发酵，这是野生酵母作用于苹果的结果。
斯库达莫尔对苹果酒苹果的热爱极大地推动了它们的种植。约翰·伊夫林当时评论道：“在斯库达莫尔勋爵的高贵榜样下，整个赫里福德郡……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果园。”
每日配给的苹果酒是农场工人工资的一部分。在田间收割或制作干草时，他们可以随意饮用。
COWARNE RED（考沃恩红）
REDSTREAK（红条纹）
FOXWHELP（狐崽）
KINGSTON BLACK（金斯顿黑）
JOEBY CRAB（乔比海棠）
果皮。如果三天内发酵没有开始——以塞子周围冒出嘶嘶作响的泡沫为信号——就会加入一把果园表土来启动发酵过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有时会加入兔皮或培根来喂养酵母；加入葡萄干、小麦或大麦来提高酒精含量；加入甜菜根或焦糖来改善颜色。
温暖天气下发酵持续几周，寒冷时则需要几个月。酒桶在严冬时停止发酵、到早春又重新开始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最终，嘶嘶声停止，表明发酵已经结束；然后用石灰和�ite土或羊脂将塞子紧紧封住。
（上图）苹果酒酿造师拖着他的scratter mill（破碎磨）和螺旋压榨机，巡游于各个村庄、酒馆和农场。没有自己设备的果农会付钱请他——在19世纪末期是每加仑半便士——来碾磨和压榨他们的水果。一些流动苹果酒酿造师一直经营到1950年左右。
（下图）如今传统苹果酒仍在酿造，使用的方法和设备与旧时大致相似。cheese（奶酪式果渣层）的每一层现在可能用金属网格分隔，但操作压榨机仍然需要大量艰苦的人力。
一桶优质苹果酒供自家饮用，可能是在圣诞节享用。这种酒是用精选苹果通过一种叫做keeving（澄清发酵法）的特殊工艺制成的。苹果被碾碎时几乎不加水，然后静置24小时；压榨后，加入石灰的果汁放在敞口桶中，直到形成一层厚厚的棕色硬壳。然后将液体虹吸到木桶中，通过定期将果汁倒入另一个桶中使其缓慢发酵，留下酵母沉淀物和其他杂质。最终得到的是一种清澈、微甜、酒精含量较高的饮品。
18世纪末，传统苹果酒酿造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期。工业革命将工人从农场带到工厂，随着城市的蓬勃发展，啤酒的生产和消费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政府宣传啤酒是杜松子酒的健康替代品，但也因为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粮食短缺，迫使农民用宝贵的谷物作物和牲畜饲料取代了果园。最终，在1887年，《实物工资法》禁止以苹果酒支付工资。
橡木是苹果酒容器的传统材料，无论是旧式木桶还是布尔默酒厂桶房中的这些巨型大桶。每个大桶可容纳40,000至60,000加仑的苹果酒。
新的商业苹果酒公司在赫里福德和西部乡村等传统苹果酒产区建立起来。这些地区的气候特别适合苹果种植，冬季温和、春季无霜、夏季温暖多雨。
三个月后，苹果酒就可以饮用了。农场苹果酒从不过滤，但通常会进行澄清，要么倒入干净的桶中，要么通过下胶——在桶中加入蛋清、明胶或牛血来带走悬浮固体。
农场苹果酒在最佳状态时是一种极好的饮品，非常干爽且浓烈。但很多酒酿造得很差，味道尖酸，后劲恶劣，被称为”squeal-pig”（尖叫猪）。许多农民还会生产
然而，尽管农场苹果酒衰落了，新兴城市为商业化生产的苹果酒提供了现成的市场，这些城市集中区通过铁路和运河与西南部和赫里福德郡的传统苹果酒产区便捷相连。许多苹果酒酿造公司，包括布尔默（现为世界最大的苹果酒生产商）、汤顿、盖默和怀特威斯等知名品牌，都创立于这个时代。
如今，商业苹果酒酿造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但它并没有抛弃其传统根源。苹果本身——大多是现代苦甜品种，反映了口味的变化——仍然保留着质朴的名字，如Brown Snout（棕鼻）、Yarlington Mill（亚灵顿磨坊）和Chisel Jersey（凿子泽西），它们仍然从树上被打落下来——但是用机械摇树机。果渣（pomace）继续被回收作为动物饲料——尽管果胶通常被提取出来卖给果酱制造商。一些公司仍然将果浆堆叠成奶酪状——用合成布而非马毛布——并使用橡木桶发酵果汁。然而，在最后阶段，商业苹果酒会被调配以制成一致的产品——并添加一些水。工厂苹果酒的酒精含量从安全的3%到4%不等，到一些老式品种的8%到9%——与斯库达莫尔最好的酒一样烈。更烈的是苹果酒皇家和苹果酒白兰地：两种被遗忘了近300年但现在正在复兴的传统饮品。
在商业产业之外，仍有约300家农场生产商在小规模酿造苹果酒——供自己使用、供当地酒吧和门口销售——这些生产商使用的设备和方法与他们祖先的基本相同。
制桶工艺——桶的制作——曾是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人从事的手艺，数以百万计的坚固木桶是日常货物的标准容器。
如今，昔日制桶匠的木桶被锯成两半，种上天竺葵，成为花园中这门古老手艺的纪念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街景照片中，木桶随处可见。它们堆放在码头上，排列在店铺门前，或堆积在马车上。它们挤满了货船的甲板、工厂的院子和农场的仓库。几个世纪以来，制桶匠制作的木桶是几乎所有物品的标准储存容器，从葡萄酒到陶器，无所不包。
约公元前2700年的埃及壁画显示了类似木桶的板条木桶，用木箍捆绑。但正是在木材丰富的北方国家，制桶工艺才得以蓬勃发展。罗马人可能将这门手艺引入了英国：“coop”一词来自拉丁语”cupa”，意为木桶。北方的造船技术也可能独立发展出了木桶的特殊结构：锥形两端和防水接缝。
没有木桶，英国很难成为如此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木桶将进出口货物安全、完好地运送过数千英里的海洋，经受住了酷热、严寒、潮湿和风暴的各种极端考验。装有淡水、腌肉和蔬菜的木桶使皇家海军能够在海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在帆船时代的几个世纪中保持海上霸权。如果没有用于腌制和储存渔获的木桶，英国渔船队也不可能从北海获得丰富的鲱鱼收成。
木桶持久强度和韧性的秘密在于其箍绑桶板(staves)的应力曲线——桶板是构成木桶的成型木条。木桶通过动态张力而非紧固件和接头连接在一起，因此比普通包装箱更加耐用。木桶的形状使其即使装满液体、重量超过一个人所能举起的数倍，也能被人工搬运。它可以轻松滚动和转向，借助绳索在坡道上下、车船进出、地窖内外移动。它可以摇晃立起、推动前行。
虽然现在许多液体都储存或运输在金属或塑料桶中，但”湿式”制桶工艺制作的橡木桶对于许多烈酒的陈酿仍然至关重要，包括威士忌、白兰地和雪利酒。苏格兰威士忌在容量从33加仑到145加仑不等的木桶中陈酿。
传统上，木桶有多种尺寸。最小的是容量4.5加仑的pin(品)；然后是9加仑的firkin(弗金)；接着是18加仑的kilderkin(基尔德金)；36加仑的barrel(桶)；54加仑的hogshead(霍格斯黑德)；以及108加仑的butt(巴特)，装满时重达半吨。
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尺寸的桶形木桶一直是包装和运输干货与液体货物的标准容器。
干桶制作是制桶工艺中专业化程度最低的形式，用于制作盛装干货（包括腌鲱鱼，如左图所示）的木桶。这类木桶不需要完全防水，由于所装货物不会产生很大压力，因此制作精度要求不高，机器生产很早就取代了手工生产。这种”松桶”的锥度比”紧桶”小，桶板用木箍而非铁箍固定。如果所装内容物是特别细的粉末，如面粉或火药，桶板可能会采用榫槽结构以获得更紧密的贴合。
木桶可以单端立于平衡点上滚动，也可以稳固地堆放并分层捆扎成组。
制桶匠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制桶匠行会可追溯至十三世纪，规定必须完成七年学徒期才能加入行会。实际操作中，通常是六年学徒期加上第七年的”熟练工”阶段。入会仪式上，制桶匠必须制作一个霍格斯黑德桶（Hogshead，54加仑容量的木桶）。然后他会被放进桶里，被泼洒煤灰、面粉、啤酒、水和木屑，再被推着在车间地板上滚动。学徒期满后，制桶匠会收到契约证书，正式成为自由匠人。
然而，尽管成为了自由匠人，他仍然无法在没有行会支持和认可的情况下在城镇工作。行会确保工艺秘密得到保护，并实行有效的封闭式行业政策以维持价格。任何违反行会规定的制桶匠都会被禁止工作，不得不离开城镇。他继续从事这一行业的唯一途径
制桶匠的工具和工作方法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就像现代同行一样，一位都铎时期的制桶大师（右图）在竖桶和烘烤之前先准备桶板。制桶作坊的其他成员用锤子敲打柳木箍，将桶板固定到位。长接合刨和木墩（可能是由树桩改造而成）是作坊的固定工具。所有其他切割和敲击工具，包括前景中的大圆规（用于测量木桶容量），都属于各个制桶匠个人所有。
行业中若想获得其他地方的认可，可以在行会管辖范围之外的村庄开设铜匠铺，或者加入商船队伍。尽管在行会体系之外工作，许多村庄制桶匠都是技艺精湛的工匠，能够制作从大型储存桶到小型奶酪桶等各种容器。一些村庄制桶匠专门从事”白色制桶”——即制作用于乳制品和家庭用途的容器或器具。
制桶业的另一个分支是”干制桶”，生产不需要完全防水的木桶，通常用于存放非液体货物。这些”松散”木桶由多种木材制成，包括花旗松、云杉、杨木、山毛榉和榆木。箍环通常由编织的柳条或榛木制成，木桶的锥度不太明显。这类木桶的内容物包括鲱鱼、贝类、陶器、面粉、糖、烟草、钉子、种子、水果和蔬菜。
但真正考验制桶匠技艺的是”湿制桶”，因为这需要制作足够坚固的木桶，能够承受啤酒和葡萄酒等液体在”木桶中”继续发酵时产生的压力。这类木桶几乎都是用紧密贴合的橡木桶板制成，并用铁箍固定。
橡木，最好是俄罗斯梅梅尔橡木(memel oak)，被用于湿制桶（英国橡木节疤太多）。它易于弯曲，很少开裂，用锋利的工具加工起来也很方便。梅梅尔橡木非常昂贵，而且随着家具制造商开始争夺这种纹理精美的木材供应，价格变得更加昂贵。最终，质地坚硬且纤维丰富的美国橡木成为制桶业最常用的橡木。
制桶过程从伐树开始，理想情况下是一棵两百年树龄的橡树，将其锯成略长于桶板长度的原木段。然后将原木对半劈开、再劈成四分之一，并通过楔子进一步劈分。在树干的横截面上，不透水的射线从中心木材向外辐射，穿过木纹直达树皮。劈成桶板的木板要确保每块都包含一条完整的横向射线。这样可以保证木材天然防水。修整成平整的木条后，
（下图）木桶成功的秘诀在于其强度和韧性，以及便于推动、滚动或有时相对轻松搬运的设计
（上图）桶板准备好后立起来。临时的白蜡木箍环在木桶烘烤定型时将它们固定在一起。桶盖(A)最后安装，在永久箍环——(B)边箍(chime)、(C)四分之一箍(quarter)和(D)腰箍(booge)——被敲打到位之后。木桶最粗的部分是桶腹(pitch)(E)
桶板捆扎后需要陈化长达五年。
在这个阶段，制桶匠会根据用途挑选最好的木材。然后凭借熟练的眼光和多种工具，根据所制木桶的尺寸来塑造桶板。对于容量超过九加仑的木桶，木板会用金属钩夹固定在工作台上——通常是一段粗壮的树干。初步成型使用短柄宽斧完成。桶板的侧面用双手操作的”刮刀”（draw knife）打磨光滑。桶板内表面用凸刃的”挖槽刀”（hollowing knife）挖空，背面则用略凹的”背刀”（backing knife）修圆。桶板成型后，在一个大型倒置的箱式刨床或”接合刨”（jointer）上进行最后的精加工。
成型的桶板垂直放置在金属”立桶箍”（raising hoop）内。然后将一个厚实的白蜡木捆扎箍——“过箍”（over-runner）推到桶板中部位置，暂时固定住它们。桶板立起后，通过蒸汽或湿润木材使其变得柔韧，从而塑造出典型的桶形。木材变软后，通过逐渐敲入越来越小的捆扎箍来弯曲木材。然后将木桶放在燃烧刨花的小火盆上烘烤。桶底张开的末端逐渐被收拢，最后一道临时箍——“底箍”（dingee）被敲打到与桶顶齐平的位置。木桶留在火上进行最后的干燥。此时桶板已经定型，即使没有箍来固定，也能保持弯曲的形状。
烘烤完成后，两道永久性的铆接铁箍——“边箍”（chimes）被安装在桶的顶部和底部。为了腾出空间，底箍和立桶箍被敲掉，然后制桶匠用短柄锛子削斜桶的内缘，并用”平顶刨”（topping plane）将桶板末端修平。接着他准备桶的两端以安装圆形桶盖。在这个阶段，他会用一把巨大的圆规——“对角规”（diagonals）来检查木桶的容量。
然后拆除捆扎箍，制桶匠将桶的内外表面打磨光滑。如果木桶用于储存陈酿的葡萄酒、烈酒或某些啤酒，内部会保持粗糙。
桶盖的制作方法是将短木板用木榫连接成板材，然后从中切出圆形。再用”盖刀”（heading knife）在边缘两侧削出斜面。安装桶盖时，先拆下一端的边箍，将桶盖敲入槽中，然后装回边箍。另一端的桶盖则通过拧入把手或敲入钉子来操作，以便将其推入凹槽。
最后安装剩余的铁箍。制桶匠用带凹槽的”驱动器”（drift/driver）将铁箍敲入位置，配合三磅重的锤子使用。最后在桶上钻出塞孔。
城镇中的制桶作坊通常是独立经营的。它们可能为酿酒厂生产木桶，但更多时候，酿酒厂会雇用自己的高技能湿桶匠来制作用于发酵、储存和运输啤酒的大型酒桶和小型木桶。
如今只有少数制桶匠仍在从事这项古老而精湛的手艺。他们在专业博物馆、威士忌和白兰地酿酒厂，以及较为传统的啤酒厂和苹果酒厂工作。虽然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已不如从前，但他们仍以同样一丝不苟的方式准备桶板，并最终敲上箍圈。
在桶腹箍之间用螺旋钻钻孔，然后烧制光滑。
直到19世纪中叶，仅在伦敦三个区就有超过一千名制桶匠(cooper)在工作，仅伦敦东区就有150家制桶作坊。但对昂贵进口橡木的基本依赖加速了这一古老手艺的衰落。同样起作用的还有进口葡萄酒的流行，这些酒装在制作精良、可重复使用的木桶中运来。随着美国波本威士忌酒桶的进口，制桶匠的产品需求进一步减少——根据美国法律，这些酒桶只能使用一两次，后被苏格兰酿酒商进口使用。制桶业的最终消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获取木材进口许可证的困难与玻璃纤维储酒罐和塑料内衬金属啤酒桶的发展同时出现。
如今，制桶这门手艺仅由少数制桶匠传承，他们在手工艺博物馆、酿酒厂、苹果酒厂和啤酒厂工作。虽然曾经无处不在的木桶在现代容器工业中已无一席之地，但36加仑的桶作为石油计量单位延续至今——石油如今是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
随着20世纪中叶金属桶（下图）作为储存容器的出现，木桶（上图）的命运就此注定。然而，近年来人们对真麦酒兴趣的复兴带来了对传统风味的新需求。
干垒石墙工艺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一种使用当地石材、不加灰浆砌筑墙体的技术。这项工艺在英国高地地区至今仍然兴盛，新墙不断建造，古老的墙体也在持续修缮。
如果你站在湖区、德比郡或约克郡的山坡上——实际上，在大多数高地山坡上——你都能看到灰色的石墙，而非树篱，蜿蜒数英里，沿着地形的轮廓穿行，标记着田野和边界。看起来只需轻轻一推，就会引发多米诺效应，像毛衣脱线一样将整个山谷拆散。干垒石墙（在苏格兰被称为”drystane dyking”）——将收集来的石块不加灰浆地堆叠起来，仅靠重力和摩擦力固定——是已知最古老的砌石工艺。然而，与大多数看似简单的工艺一样，这项技术背后蕴含着数百年的经验积累。
干垒石墙通常出现在高地地区，因为高处往往不适合种植树篱所需的灌木和树木。同时，这里也最容易找到可用的石材，无论是露头岩石，还是距离地表足够近、便于开采的岩层。
一堵精心砌筑的干垒石墙可以永久存在——只要维护得当，它的寿命将远远超过最初的建造者和出资人。相比之下，灰浆墙会随着雨水、潮湿、霜冻和风力逐渐侵蚀灰浆粘合层而慢慢失去强度。干垒石墙唯一的要求是，维护者必须理解它最初的建造方式。没有什么比对一堵精心砌筑的古墙进行拙劣修补更显眼的了。
英国最早的干垒石墙技术实例可追溯到约4000年前，可以在被称为长冢（long barrows）的古代墓室土丘中看到。位于科茨沃尔德地区查尔顿阿巴斯的贝拉斯纳普（Belas Knap）山顶遗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和林永（Rinyon），以及设得兰群岛的约里肖夫（Jorishof），都发掘出了这一时期村落遗址中完整的干垒石墙结构。
一些最精美的早期干垒石墙建筑是苏格兰的”布罗赫”（brochs）。这些巨大的圆形敞顶塔楼建于约公元100年至400年间，高度可达40英尺，有时还有内墙，围成一个直径约40英尺的院落。布罗赫是为抵御海上劫掠者和海盗的侵袭而建造的防御性避难所。
最早的田野石墙可能起源于间隔放置的标记石和石堆（cairns），用于标示领地边界。后来，标记之间的空隙被填满，以防止牲畜走失。有些石墙的出现可能更多是出于清理潜在耕地上表面巨石的需要，而非划定产权界限。最初的小型围栏是用于夜间圈养牲畜的农舍结构，也可能用于保护家庭种植的谷物或亚麻作物。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需求的增长，砌墙技术不断改进。如今在英国可见的大多数石墙不早于15世纪，其中大部分建造时间更晚。湖区的石墙是最古老的之一，相当一部分保存完好。
在湖区、苏格兰、约克郡和德比郡高寒荒凉的牧羊区，高地景观被干垒石墙纵横交错地分割。这些石墙是产羔母羊的救命屏障，当风雪肆虐、遮蔽处弥足珍贵时，也是羊群的庇护所。人们同样感激它们的坚固和保护。
（上图）干石墙看似简单，实则结构复杂——凝聚了数百年的技艺与经验。干石墙工匠至今仍有需求，他们建造新墙、修复旧墙。与砖砌灰浆墙不同，干石墙可以无限次翻新，只需使用其自身的石材即可。
这种可测量里程的技艺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圈地法案》对英格兰北部的影响大于南部，到1580年代末，诺森伯兰郡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围墙圈定，当地地主借此确立了自己的领地。在更南的地区，主要的圈地运动发生在18世纪中叶。现代干石墙以其规整的结构和笔直的线条著称，正是源于这一较晚的时期。
圈地运动主要时期（1760年至1840年）修建的大部分石墙都是由劳工队伍建造的。这一时期恰逢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采矿业的长期衰退，许多筑墙队伍由矿工组成，他们在春夏季节修筑石墙，冬季最恶劣的天气时则返回矿井工作。今天可见的许多奔宁山脉石墙就是由这些矿工建造的，他们长时间劳作，报酬微薄，常常在工地露宿。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被认为是一”鲁德”（rood），即六到七英尺的成品墙。
根据所使用的石材类型而定。
干石墙(dry-stone wall)的高度通常在四到六英尺之间，但也可以建造更高的墙——例如大庄园之间的”边界墙”(march wall)。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墙型，但最常见的设计是：浅层地基支撑两面外墙或”面墙”(facings)，从底部到顶部逐渐收窄形成”斜坡”(batter)。两面墙之间填充较小的石块作为”填芯”(hearting)。“贯穿石”(through-stones)——也称为”贯穿带”(through-bands)、“穿石”(throughs)和”系带”(tie-bands)——按一定间隔横穿整个双层墙体，帮助固定结构。墙顶以连接两侧的”盖带”(cover band)收尾，最后用大块规整的石头做”压顶”(coping)。
砌墙工使用的工具很少，除了挖”基脚”(footings)的铁锹外，在某些地区还会用一把船形头的砌墙锤，重量在一到四磅之间。砌墙工的第一项工作是用木桩和绳子标出地基沟槽的位置。沟槽比墙基稍宽。“双层墙”(double)——即双层结构部分——的”斜坡”(batter)或倾斜角度使墙体从约26英寸的底宽收窄到约14英寸的顶宽。有些砌墙工仅凭目测工作，但许多人，包括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过去和现在都使用”斜坡框架”(batter frame)。这是一个由四根木条和一根横撑钉在一起制成的模板，用于确定所建墙体的正确轮廓或横截面。
存在许多独特的地方干石墙风格，包括康沃尔的人字形图案(herring-bone pattern)（上图）。
这堵长满杂草的康沃尔墙上的锥形缺口（右上图）曾经用于在田野间运送棺材。
为了阻止过于大胆的绵羊翻越墙壁，墙顶的石层有时会故意留有空隙，上面通常放置一层松动的摇晃石(rocking stones)。
标出地基范围后，砌墙工用铁锹切除草皮，将基脚平整到坚实的底土或岩床。六英寸的深度通常就足够了，但在较软的低地土壤中有时会挖得更深。地基材料各不相同。有些规格要求在沟槽中仔细铺设小块扁平石头，有些则要求使用非常大的基脚石。地基铺好后，在其上建造双层墙或面墙。如果使用一对斜坡框架，则在框架之间拉上绳子，将双层墙的石块放置成面朝绳子、长度向内伸入墙体的方式。沿墙体长度方向横向放置长石是一种薄弱的技术，会导致下沉和开裂。双层墙的两面同时均匀升高，随着墙体升高，填芯被仔细地填充在两面之间。填芯使用优质石材并仔细放置。在可能的情况下，面墙石块的放置方式使其从中心向外侧略微倾斜，有助于雨水排出。
在规定的高度和间距处，将贯穿石嵌入墙体。根据墙体的高度和风格，贯穿石有一到三层。如果有多层贯穿石，则交错排列。它们通常相隔约一码，长度通常足以在墙体两侧略微突出。当墙体
墙体建造到指定高度后，顶部平整均匀。盖带石条被放置在顶部以封闭墙顶，同时也作为压顶石的基座。压顶石是由大块、形状均匀的石头紧密排列、竖立在边缘形成的墙冠。
当公共人行道穿过墙体时，砌墙工可能会砌入加长的贯穿石，略微错开排列，形成跨越台阶。其他变体可能包括”挤压口”——一种V形缺口，允许人通过但能阻挡绵羊和牛，或者是完全跨越墙体的独立木梯式跨栏。
墙脚处通常会在坚固的石过梁下方留出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多种名称，包括smoot（小洞）、creep-hole（爬行孔）、hogg-hole（羔羊洞）和lunkie（通道孔）。它们的主要用途是让暴雨水流通过，或为动物提供通道。
“门头侧墙”或”墙头”建造在干石墙的末端，或在地界处与另一堵墙连接的地方。通过交替砌筑贯穿石层和长石条跨越墙面，形成坚固、自支撑的末端。
压顶石贯穿石墙面石填心石墙头墙面石大型基脚石斜度框架浅沟槽
英国各地可以发现多种不同的墙体设计，因当地石材和传统而异。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单层砌筑法使用单层堆叠的大石块代替其他地方常见的双层墙面。这种墙体特别难以砌好，但对于更敏捷的绵羊品种（如黑脸羊）来说是很好的围栏。在德文郡和康沃尔发现的一些墙体顶部种植了树篱——称为”加洛韦树篱”(Galloway hedge)。这些墙体使用小石块和泥土混合物作为填心，并沿墙冠种植树篱。有时种植在墙后，让树篱从两侧穿过生长，高出墙顶。在这种情况下，压顶石会保留。
另一种康沃尔变体使用薄片状的康沃尔石材，呈独特的人字形图案，顶部是紧密排列的垂直压顶石，像一排薄书。更常见的是将人字形图案作为装饰层砌入传统墙体中。这种图案墙体常用作护坡的挡土墙。
科茨沃尔德石灰�ite是理想的砌墙材料，劈裂非常规则且可预测，允许达到花岗岩地区较硬、较大的碎块和卵石所无法实现的精确风格。一些德文郡的墙体包含相当大的花岗岩卵石，通过四英尺厚板、配重和中心支点抬升到位。
（上图）在建造或修复时，两道向内倾斜的墙面填充填心石。大型贯穿石将墙体固定在一起，厚重的压顶石封盖墙顶。
（右图）当地石材以倾斜图案紧密堆砌
（左图及下图）穆萨布罗赫塔（Broch of Mousa），建于公元100年至400年间，是一座防御性庇护所。外墙底部厚达二十英尺，从地面向上约25英尺处采用内倾斜坡设计，总高度为43英尺。村民和牲畜通过一条低矮的隧道进出，隧道可用巨石封堵。据估计，建造这座布罗赫塔（broch）使用了约10,000吨石材和旋转石门。
诺森伯兰石灰�ite可以切割和劈裂成非常精确的石块，从而砌筑出接缝紧密、整齐规则的墙体。相邻层的石块按照砖砌方式规则交错叠放，使效果更加突出。这在石墙中至关重要，因为厚重饰面层中的垂直缝隙很快会导致滑移和坍塌。
奔宁山脉的石墙按照非常严格的圈地规范建造，是精美的建筑结构。它们比大多数石墙更高——达六英尺——有三排交错排列的贯穿石（through stones）。这些墙经常建在陡峭地形上，顶石略微向上坡倾斜，仿佛是为了避免一块石头脱落时产生的”连锁反应”。
（左下图）对这项古老技艺的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干石墙砌筑比赛。在发现这类石墙的许多地区，比赛定期举行。
这是一种发展到极致的地方变体，凯斯内斯（Caithness）的干石墙（下图）由层叠的板岩（flagstones）砌成。
许多干石墙已经坍塌，但仍有数百英里的石墙保存完好，并由乡村工匠精心维护。这门手艺至今仍需至少两年的培训期，并未失传，技艺精湛的砌墙工（waller）可以通过景观工程和墙体维护获得可观收入。这门手艺得以延续的一个因素是各类组织的热情支持，如1968年由斯图尔特里干石墙委员会（Stewartry Drystane Dyking Committee）成立的干石墙协会（Dry Stone Walling Association）。越来越多的农业展会举办砌墙比赛，新一代年轻砌墙工正在多个志愿计划下接受培训。
长久以来，树篱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树篱的建造和维护为农场工人提供了宝贵的冬季就业机会，而丰富的果实和草药收获则是全年免费食物和药材的重要来源。
树篱是英国乡村如此典型的景观，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们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为特定目的人工种植的屏障——为庄稼挡风、防止羊群或牛群走失，以及为牲畜提供遮阳避雨的庇护所。
过去，所有树篱都会定期维护，因为如果任其自然生长，树篱会不断向上和向外蔓延，顶部杂乱无章，底部则变得稀疏多缝。要使树篱长得茂密、坚固且能防止牲畜穿越，必须由熟练的树篱匠每隔20到30年进行一次精心修剪或”编织”(laying)，具体间隔取决于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树篱编织技艺自罗马时代就已存在，如今却是一门日渐式微的手艺，因为大多数树篱现在都用链锯和机械切割机粗略修剪——这种方式在时间和人力上更为经济。但在从前，当秋叶落尽、农场上大部分工作都已停歇时，在乡间常能看到树篱匠忙碌的身影。
树篱编织是一项缓慢而费力的工作，一两块大田地就能让树篱匠忙上整整一个冬天。这项工作需要大量且多样的技能，传统上这些技能像许多乡村手艺一样父子相传。树篱匠必须精通树篱中的各种树木和灌木，还要有敏锐的眼光来判断哪些枝干最适合编织、哪些木材最适合做桩子，以及如何制作用于捆绑树篱的柳条或榛条”绑条”(ethers)。他还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工具；工具的效用既取决于使用方式，也取决于制作工艺。树篱匠还需要防护服装，因为编织树篱可能是一项扎手的苦差事——厚皮手套用来保护双手免受荆棘和尖刺的伤害，有时还需要皮裤。
一位熟练的树篱匠一天可以编织多达30码的树篱。首先，他要清除树篱底部的枯叶以及黑莓、野蔷薇和接骨木的杂草。然后，他会从树篱中挑选出长长的榛木、柳木或榆木枝条，修剪掉侧枝，放在一旁以备日后用作绑条。同样，他会砍伐并修整较粗的榛木、白蜡木或榆木枝干用作桩子。在继续清理木材的过程中，关键技巧在于判断保留哪些老枝干。他清除的木材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原来的树篱几乎什么都不剩。然后他修剪剩余灌木的两侧，用柴刀(billhook)向上削切以避免撕裂和劈裂木材。
现在可以开始真正的编织工作了。通常他从左向右工作，但如果树篱在斜坡上，则将枝干朝上坡方向编织。他用柴刀向下一砍，将第一根主干（称为”编条”pleachers）尽可能贴近地面砍断，只砍到刚好能弯曲的程度——但必须保留足够的树皮，让树液能够向上流动以保持枝干存活。然后他将砍过的枝干弯折成60度或更大的角度，沿着树篱重复这一过程。
（上图）树篱编织者使用他的钩刀(billhook)，戴着厚实的皮手套，用”绑条”(ethers)——榛木或柳木的柔韧枝条——绑扎树篱的顶部。
（左图）新修剪并编织好的树篱将会长得茂密结实，能够阻挡牲畜。成熟的树木为牛群提供遮蔽。
沿着树篱的长度方向，所有主干都以相同的角度向左倾斜。如果可能的话，枝干会朝向阳光方向铺设，以便给它们最好的再生机会。
为了固定枝干的位置，他每隔两英尺左右打入一根垂直的木桩。这些木桩必须打得又深又牢，以防止牛群将它们撞倒。如果树篱中有活的幼树，他可能会用这些幼树作为木桩，并将它们砍到最终高度。然后将灌木的枝干编织穿过木桩，刷状枝条朝向田地一侧，木桩修剪到最终高度。最后，树篱编织者绑扎树篱：将柳木、榛木或榆木的长条编织穿过木桩之间，沿着树篱顶部形成一条连续的编织带。他通过修剪树篱的刷状一侧、焚烧从中清除的多余枝条以及清理沟渠（如果有的话）来完成工作。
树篱编织有许多地方风格，这些风格部分取决于树篱是用来围栏牛还是羊。典型的英格兰中部技术被称为”牛栏围栏”(bullock fencing)，旨在围住牛群，必须足够坚固以承受它们沉重的倚靠和
（上图）为了围住牛群，这种风格的树篱比其他类型更高，并且有垂直的木桩。
（下图）这种树篱的底部填充了枯木，以堵住缝隙，防止羊群穿过。
（上图）树篱的枝干被弯曲并分层排列，然后用坚固的木桩牢牢固定。
威尔士树篱则是为了防止羊群穿越而设计的：它的编条（pleachers）从树篱两侧编入，底部填充枯木以阻止羊群挤过，因为羊能从很小的缝隙钻过去——农民中有句俗话：“羊能看穿的地方，它们就能穿过去。”在狂风肆虐的彭布罗克郡，树篱建在土堤上，结实而低矮。它们通常宽度大于高度，并朝向盛行风的方向倾斜。另一种风格是”耕地式”，即将树枝直接铺在被砍到根部的”树桩”（stools）上，让新芽从旧枝中长出。
树篱编织中费时费力的劳作因某些专用工具而变得轻松一些。这些工具过去由村里的铁匠锻造，如今则在当地五金店出售。砍伐大枝干或树苗需要大斧头，修剪灌木丛则需要砍刀或长柄刀。但最重要的树篱工具是钩刀（billhook），一种末端弯曲的重型砍刀。这种古老的工具最初与战斧或戟（halberd）有关，后来演变为短柄的单刃或双刃工具，用于砍切除最粗枝干外的所有树枝。钩刀的设计因郡而异。例如，威尔士的防羊树篱通常用单刃钩刀修剪，而中部地区的防牛树篱则用双刃钩刀。
传统树篱编织所需的时间和劳力是其在机械化农业时代衰落的主要原因。但这项手艺在一些地区通过比赛得以传承。来自英国各地的树篱编织者被吸引到全国比赛中，比赛每年十月最后一个周末在不同地点举行。这是一项引人入胜的活动，因为这些工匠工作的速度和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当树篱编织者完成工作后，曾经繁茂的过度生长的树篱将变成一大堆废弃的枝条。但尽管看似残酷的修剪，树篱中的灌木和攀缘植物——黑刺李、山楂和接骨木，顽强的荆棘以及
接骨木果
野生苹果
野玫瑰很快就会重新生长，现在更加紧密，但仍然硕果累累。很快它不仅会成为茂密的绿色屏障，还会成为宝贵的经济资源。事实上，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树篱曾经既是野生食品储藏室，也是药箱。乡村妇女对树篱植物了如指掌——哪些可以食用，哪些有毒，哪些能提供有用的药物。
树篱的收获贯穿整个生长季节。从早春第一批嫩芽出现时起，多汁的嫩叶就被用来补充单调的冬季饮食。嫩荨麻芽被做成汤，繁缕(chickweed)像水芹一样用于沙拉，蒜芥(garlic mustard)用来调味酱汁，而最早的山楂叶生嚼时被称为”面包和奶酪”。
随着时间推移到盛夏，野生香草出现在树篱边——百里香、琉璃苣(borage)、茴香、细香葱和牛至。大蒜和薄荷生长在沟渠旁的阴凉处。蒲公英用于沙拉，接骨木花用来制作甜酒和布丁，啤酒花和车前草像菠菜一样烹饪，锦葵切碎放入汤中。酸模(sorrel)可以做成很好的肉类或鱼类酱汁，而漂亮的黄花艾菊(tansy)以其浓郁独特的风味为蛋糕增添香料。
随着白昼渐短，秋寒给田野带来薄雾，乡村主妇会提着篮子外出采蘑菇和收集浆果。接骨木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被做成馅饼和调味酱，黑莓被做成孩子们喜爱的布丁和果酱，野生苹果被做成果冻，玫瑰果被做成糖浆。榛子的收获要与松鼠和其他啮齿动物竞争，黑刺李(sloes)和野生李子(bullaces)被采摘用来酿酒和制作蜜饯。
Miles Birket Foster（1825-99）的水彩画展示了乡村典型的秋季场景。村里的孩子们在丰饶的树篱中采摘黑莓——这曾是宝贵的食物来源。
一年四季，树篱的收获为乡村居民提供了他们原本缺乏的营养，因为这些食物中许多富含维生素、铁和其他矿物质。其中许多还可以保存以度过漫长的冬季；在一个更依赖以物易物而非金钱的社区中，这种食物来源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树篱植物的药用价值对村庄社区至关重要，那时每个妇女都必须既是自己家庭的医生又是护士，依靠她继承的民间疗法知识来治疗任何小病——有时甚至是大病。许多瘀伤或骨折都会用紫草(comfrey)敷剂来治愈。为了治疗头痛或退烧，会服用柳叶浸剂——其中含有阿司匹林，而毛地黄(foxglove)茶被认为可以治疗水肿。经过数代人的反复试验，这些植物和许多其他植物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大多数”老妇人”都知道至少一种植物疗法来治疗几乎任何疾病。今天，随着现代植物药物研究不断得出结论，许多这些乡村疗法并非仅仅是安慰剂，而确实是有效的药物，她们对这种传统知识的信任正在得到证实。
黑刺李
玫瑰果
黑莓
尽管现代电动工具使工作更简单快捷，但今天的护林员与森林和谐共处，正如他们的前辈在几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
与许多生活和工作与乡村紧密相连的人一样，护林员与他工作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季节，他会与森林中的其他工人合作，完成一些森林管理任务，但他经常独自在树林中度过数日。伐木——在公众印象中与护林员联系最紧密——实际上只是他森林生活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这是一个漫长周期的终点，这个周期可能延续数十年，贯穿几代护林员的工作生涯，他们照料、培育然后收获森林。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的新石器时代移民首次开始开发大片原始森林，这些森林是在约5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形成的。
到罗马入侵时，大部分古老的原始森林已被清除，为麦田让路。但罗马人在建造大型千英亩农业庄园时也砍伐了许多树木。当他们在公元5世纪中期左右离开不列颠时，由于黑暗时代早期有规律的系统性森林管理衰退，森林可能略有恢复。
到7世纪，恢复的森林再次被开发利用，这次是由撒克逊人进行的，他们引入了被称为”林务官”(woodwards)的专业护林员。他们组织和监督森林中的木材砍伐、灌木丛清理和动物放牧。从此以后，森林成为商业经营场所。森林居民为他们享有的权利付费，从收集柴火到放牧猪只。这些森林承租人通常就是执行维护工作的人，而这些工作今天由现代护林员承担。
矮林作业(Coppicing)从11世纪诺曼入侵之前就开始科学地进行，为围栏、栅栏(hurdles)和墙壁提供杆材和枝条。矮林作业中使用的”林下木”(underwood)为地主提供收入，最终在15和16世纪，法令被通过以保护新近砍伐的区域，用围栏围起来，给树木恢复的时间。
（左图）借助电动工具如链锯的优势，今天的护林员独自工作就能在几分钟内砍倒一棵大树。然而，即使有现代技术的帮助，林业工作仍然需要关于树木和木材管理的古老知识，以及强壮健康的人所具备的技能。
（上图）直到20世纪中叶，伐木斧作为护林员的传统工具，在全国许多地方仍被日常使用。它既可以单独用于伐树，也可以在初步斧砍之后，与两人操作的横切锯配合使用。斧头和横切锯后来被机械链锯取代，再后来又被伐木机取代——这种巨型机器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大树的砍伐、去枝和切段。
英国橡树和苏格兰松是主要树种。狩猎区域也被保留下来自然更新。
英格兰最早有记录的人工林（1580年）位于温莎公园，占地13英亩，种植橡子并设围栏防止鹿群破坏。到1625年，这里已发展成一片繁茂的橡树林。
随着森林保护从狩猎用途转向木材产业，清理、种植、间伐和采伐等基础林业工作变得比防范偷猎者更为重要。
人们对木材管理日益高涨的热情因圈地运动而进一步增强。1702年至1844年间，圈地运动使六百万英亩土地被围栏圈起。富有的地主设计自己的园林景观，引进新树种，推动了针叶树的传播。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将苏格兰松重新引入英格兰，用作护林树(nurse tree)。这种树生长快速、树冠浓密，能很好地庇护与之间种的橡树和山毛榉。现代护林员仍然使用现有的混交林。
最早的一些苗圃源于中世纪及之后修道院进行的园艺实验。种植和照料专门培育的幼树成为护林员的职责，有远见的地主开始引进有用的树种来补充本地树种。从18世纪起，山毛榉、挪威云杉和欧洲落叶松都被种植在苏格兰的庄园中，与传统树种一同栽培。
林地作为条带种植幼苗的早期保护措施。只清理出一条狭窄的行用于种植幼苗。随着幼苗生长，保护性的灌木丛和现有树木可以逐渐疏伐。
种植通常在春季进行，但必须经过仔细准备。通道和”林间小路”(rides)必须提前挖掘、铺设或用推土机开辟，以便在未来几十年后，木材收获时可以在不损坏成熟林木的情况下运出。一个人每天可以种植多达2000棵树，徒步作业，使用传统工具如铁锹和鹤嘴锄(mattock)。除了早期的除草和偶尔清除入侵的攀缘植物（如忍冬和常春藤）外，树木在大约二十年后的首次主要疏伐之前都任其自然生长。
早期疏伐时会移除整行树木，在后期阶段则保留最好的树木，同时移植其他树木以给它们生长空间。疏伐下来的木材并非损失，因为在这个树龄它们可以提供可用的木材制作桩子和栅栏柱。针叶树在50到60年之间达到最佳商业尺寸。落叶树需要80到150年才能达到相当的经济成熟度。砍伐和清理之后，循环再次从种植开始。
（下图）两名林业工人使用斧头准备切口面和砍伐切口。第三名林业工人从树枝上剥下树皮送往当地的制革厂。
（下图）在良好的种植条件下，一名林业工人每天可以种植多达2000棵幼苗。这里种植的西特卡云杉(Sitka spruce)需要60到80年才能成熟。
林业工人最基本的工作是伐树。几个世纪以来，伐木斧是他的主要工具。双人横切锯的引入——一种由两人操作的长刃双柄锯——大大加快了这一过程。现代电锯使一个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在几分钟内就能放倒一棵成熟的树并修剪枝条。然而，历经岁月，砍伐顺序始终完全相同。
首先，林业工人观察地形，决定他希望树木倒向的方向。他脑中考虑的因素包括：地面坡度、树木的形状、大小和倾斜度、枝条的分布和整体重量、其他树木的位置——它们可能被倒下的树木损坏——以及风向。理想情况下，树木应该倒入灌木丛中相对空旷的通道，
（左图）钢制双人横切锯长度在四到六英尺之间，沿凸形切割边缘有大齿，彼此交错排列。
在进行第一刀时，伐木工必须决定是直接砍倒，还是需要通过额外的楔子、辅助切口，或使用绳索和链条来引导树木倒向正确的方向。
第一刀是在树木将要倒下方向的那一侧切出一个V形缺口。这被称为面切口、下沉切口或底切口。先水平切入树干大约四分之一直径的深度，然后从上方斜向下切，形成一个楔形缺口。这可以用链锯或横切锯完成。用斧头则需要更长时间，切口也不会那么整齐，但效果是一样的。伐倒切口或背切口是在树干面切口的对侧进行，用于最终放倒树木。
伐倒切口水平进行，位置略高于面切口的底面。当锯片深入树干时，会到达一个点，树木会”坐”在锯片上使其无法移动。这时需要用大锤将楔子打入锯口后方，释放锯片以继续背切。必须小心防止”拉扯”现象，
（左图）在机械设备出现之前，木材由马匹拖拽到装载点，然后装上马车运出森林。森林居民或伐木工的家人参与相关的堆放树皮工作，让树皮风干后，再将其切成小块并装袋。
（下图）大多数大型林场都有永久性锯木厂，以满足地主及其佃户的需求，但伐木工不需要大规模操作这些设备。如果达成大宗木材交易，相关的木材商会在林地附近搭建便携式锯木设备。
（右图）需要坚固的机械设备才能应对森林中崎岖的地形。专用车辆——集材机（forwarder），将砍伐的木材从森林运送到路边，再装载到大型运输卡车上。
（下图）虽然山坡的部分区域会变得荒凉光秃，但大多数林务员都有采伐计划，旨在与景观相协调。在地形过于陡峭、车辆无法进入的地方，会使用架空缆索绞盘将原木拖运到更便于收集的地点。绞盘连接到经过特殊改装的拖拉机上，由两人操作，通过无线电通讯。一人是挂钩工（chokerman），负责将原木挂到牵引索上；另一人是绞盘操作员（winchman），负责在堆放点卸载原木。
树木被砍倒后，会在树桩上留下一根参差不齐的长木芯。拖拽可能会损坏树干中最致密、最有价值的部分。
劣质木材，或在短期内按窄尺寸专门种植以快速收获的木材，最终可能被制成纸浆。林务员将纸浆木材切成四英尺长、直径四到八英寸的段，按标准堆垛堆放，称为”考德”（cord）。无论是采伐木材还是纸浆材，林务员都会边工作边清理，将废弃的树枝和枝叶在篝火上焚烧，有时篝火会持续燃烧好几天。
然后，木材被切割并标上采伐者的个人编号，运出森林。传统上，木材由马匹拖入空地和林道，再用马车运输。如今，通常使用配备机械抓斗或缆索绞盘的专用拖拉机拖车。即便如此，有时仍需采用传统方法。
现代林务员拥有现代化设备的优势，但他的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变化却出奇地小。木材生产，加上与周围动植物的密切关系，仍然将今天的林务员与他的前辈们联系在一起。在夏秋两季的采伐季节，他随日出而起，趁着炎热和蚊虫使森林变得闷热难耐之前，尽早投入工作，有时凌晨四点半或五点就开始一天的劳作。他仍须保护苗圃和幼树免受鹿、松鼠和兔子的侵害。他仍须熟练使用古老的手工工具——手斧、钩刀（billhook）、楔子和大锤（maul）。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真正林务员一贯的沉静、耐心的性情——能够满怀爱心地播下种子，培育幼苗长成大树，尽管他永远看不到它成材的那一天。
在几乎所有工艺都依赖木材的年代，林地管理或矮林作业(coppicing)是一项珍贵的技能。矮林作业确保了各类木材的可靠供应，从白蜡木啤酒花杆到橡木矿井支柱，应有尽有。
当一棵阔叶树被砍伐后，它通常不会死亡，而是经历一次显著的再生过程。失去了分枝的树冠后，庞大的根系将所有能量集中于重新生长。新芽迅速萌发，在深层根系的滋养下，笔直地向着阳光生长。这种生长方式使单个树桩能产出许多有用的杆材。矮林作业就是利用这一自然过程，定期生产特定形态的特定木材。在英国，适合矮林作业的树种包括橡树、白蜡树、悬铃木、椴树、桤木、榛树、桦树、柳树和欧洲栗。除了美国红杉外，针叶树无法进行矮林作业，因为砍伐至树桩后，其浅根系统会死亡。
早在公元前3174年，英国可能就已开始矮林作业，为铺设在萨默塞特沼泽地泥炭沼上的木排路(corduroy roads)提供笔直的杆材。后来，罗马人在英国可能也有意识地进行矮林作业，为烧制木炭提供木材。之后的撒克逊人凭借其木屋建造传统，发展了这项技术以生产更多种类的木材，只有较粗壮的房屋框架梁木才从未经矮林作业的森林中砍伐。
到了中世纪，矮林作业的技术变得更加成熟，在矮林树木间种植”标准树”(standards)的做法也确立起来。橡树或榆树等标准树被允许与矮林木一同成熟生长，为船舶、桥梁和房屋等大型结构提供木材。
（左图）许多工匠就在矮林中工作，身处他们的原料来源地。这位栅栏制作者正在劈开立柱，将它们安装到一根劈开的原木或模具中，模具会在他编织劈开的榛木条时固定住框架。
矮林作业产出的木材可用于制作乡村日常生活中数百种物品，包括这些用橡木薄片编织的劈条篮(spale baskets)，以及清扫用的桦条扫帚(besoms)——用白蜡木柄捆扎的桦树枝束。
这一时期为满足巨大的木材需求，在萨福克郡一片有着悠久矮林作业记录的林地中，可以发现超过40种不同的树种。
经过妥善管理的矮林具有自我更新能力。最早的矮林几乎可以肯定是自然形成的（源于土地开垦过程中被砍伐树木的残桩），但一旦这项技术得到推广，人们就认识到需要建立某种轮伐制度，其周期取决于特定树种达到所需尺寸的时间。人们通过种植或压条繁殖来营造同一树种的林区，使所有树桩或”萌生桩(stools)“属于同一物种。
轮伐周期差异很大：细柳条最短只需三年，而用于支撑煤矿井道的粗壮橡木杆则长达24年。用于冶铁的木炭（木材不完全燃烧的残留物）由树龄达21年的矮林木材制成。用于制作长啤酒花架杆的白蜡木每15年砍伐一次。榛木如果用于制作栅栏，则每9至12年砍伐一次。
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性，护林员的目标是拥有与木材达到所需尺寸年限相等数量的林区。这样，例如十二块榛木林地就能为栅栏制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每年砍伐一块。
其他轮伐周期可能是五年用于带天然弯钩的手杖，但如果手柄需要蒸汽弯曲成型，则只需两年的生长期。最常见的手杖木材是白蜡木和欧洲栗木。
每年，林业工人都会按照严格的顺序砍伐他负责的林区。砍伐一英亩榛木矮林需要一周时间。
还需要另外六周时间来切割、分拣和捆扎这一英亩地里的枝条，分成板条、豌豆架和豆架。砍伐季节从秋季持续到春季或初夏——此时木材中的树液最少。夏季则用来制作最终产品。
通常，收割矮林(coppice)的人也会制作成品。他们住在林地附近，会购买成熟矮林地块的产出，砍伐所有可收获的木材，挑选自己一年所需的部分，然后卖掉多余的。
并非所有收获的木材都用于同一目的。例如，一英亩生长了10年的榛树矮林可以提供3500根篱笆桩、188捆豌豆架、127捆豆架、148根铁丝网桩、70捆燃烧用的柴捆(faggot)、27根晾衣绳撑杆和一吨引火柴。
快速生长的榛树萌发出纤维状的枝条，易于劈开，柔韧性好，可以扭转、弯曲，甚至打结而不会沿纹理断裂。榛树的扭转强度使其非常适合用于捆扎和编织，除了直接用作支撑物和柴火外，榛树还用于制作茅草屋顶固定钉(thatching spar)、扫帚绑带(besom binder)、桶箍、饲料槽、编条栅栏(wattle hurdle)和板条箱。
（左图）树木按轮伐方式砍伐，取决于木材的用途。树干在靠近树桩处斜切以排水，按大小分拣，然后用马车（上图）运送到工匠的作坊或附近的村庄。
编条栅栏是一种用于围羊的便携式围栏板。由编织的榛条制成，约六英尺长、三英尺高。编条工匠将十根立柱或称”帆柱”(sail)固定在一根劈开的原木上的孔洞中，这根原木称为模具(mould)。最初六英寸的编织使用整根榛条，而大部分水平编织的条带则使用劈开的榛条。编条工匠唯一的工具是钩刀(billhook)，用于劈开枝条并削尖帆柱的底端。栅栏顶部用另一层未劈开的榛条收尾，中间留一个孔，方便牧羊人将几块栅栏穿在杆子上扛走。
纹理笔直的白蜡木是矮林木材中用途最广泛的，因其强度和天然弹性而备受重视。它易于沿纹理劈开，也可以通过蒸汽弯曲。用途包括各种工具柄，如干草耙、弯曲的镰刀柄(scythe snead)和斧柄。其长度和强度使其非常适合
用于制作梯子和车辕。它也是制作栅栏门、茅草工弓形夹（thatcher’s bows）、懒人背铲（lazy back shovels）、帐篷桩和扫帚柄的首选材料。
传统的干草耙及其各种地方变体可以完全用白蜡木制成，不过有些制作者更喜欢用榆木或悬铃木来制作耙头——即安装耙齿的横梁。耙齿和耙柄始终使用白蜡木。耙齿是用木槌和一种叫做劈刀（froe）的金属楔子从直径六英寸的白蜡木杆上劈开的。木杆先沿一个方向劈开，然后再沿90度方向劈开。这样就产生了一束方形截面的耙齿，然后可以将其矫直，并通过敲打使其穿过固定在工作台上的锋利金属管来磨圆。
有些耙柄直接固定在耙头上，并用半圆形的榛木箍加固。另一些则先沿长度方向劈开一小段，将两半分开，然后插入耙头上钻好的孔中。如有必要，可以先蒸汽处理耙柄，然后将其拉过耙子制作者的矫正架（brake）来矫直。矫正架是一个巨大的木框架，带有一根加重的枢轴横梁，用于夹紧正在加工的木材。矫正架还用于在成型和钻孔安装耙齿时固定耙头。耙齿在敲入之前要先浸湿。一种类似巨型自制卷笔刀的工具叫做柄杆修整器（stail engine），用于在矫直后打磨耙柄。
橡木是英国最珍贵的木材，因其硬度高、强度大、耐候性好而备受推崇。它最初主要用于造船和建房，但后来成为木炭工业的主要原料，直到被焦炭和煤炭取代。橡树皮也从幼树杆上剥下，用于皮革鞣制业。树皮在春季树液上升时剥取，而幼树本身要到当年晚些时候才采伐。橡木心材用于制作轮辐和梯子横档，矮林杆则用于制作橡木薄板篮。
（左下图）扫帚制作者骑坐在扫帚马上，使用一个带有圆形开口的强力夹具——称为扫帚夹（besom-grip）——将桦树枝捆成紧实的圆束，用榛木条或柳条固定，现在也用软镀锌铁丝。
（下图）有时矮林中会散布一些允许完全成熟的其他树木。橡树是这种处理方式的首选树种，其木材曾被用于建造早期几个世纪的英国舰队等用途。
薄板篮或称spelk篮是用交织的橡木薄条制成的，直径可达三英尺，呈碗状。碗的边缘用榛木制成，煮沸后使其柔韧。
制作薄板需要选用二十五到三十年树龄、直径六英寸的橡木杆。木杆在干燥后切成五英尺长的段，然后煮沸数小时，再用一种叫做大木槌（beetle）的重锤劈成四瓣，楔子通常是劈刀。然后用较小的楔子或柴刀将四瓣劈成十六分之一英寸厚的薄条。无论哪种情况，薄条都是正确劈开的，刀刃小心地插入端面纹理，然后沿木材长度方向摇动工具。接着用刮刀（spokeshave）打磨”薄板”，浸水后编织并固定在框架上。薄板篮制作被认为技术要求很高，需要七年学徒期。
防水的桤木用于制作木屐底和挤奶桶，其古老的历史可追溯到用于湖上村落桩基的时代。栗木用于制作栅栏桩、浅篮（trug）框架、手柄和一些栅栏门，以及啤酒花杆。悬铃木是雕刻师和车工的木材，非常适合制作碗、黄油模具和爱情勺。榆木既不会裂开也不会劈裂，被锯成板材用于外墙板。
木材还用于制作隔板。椅座、桌面、地板、马车轮毂、楔块和楔子都是用榆木制成的。
“扫帚匠”的手艺，即扫帚（besom，也叫女巫扫帚）制作，主要依赖（现在仍然如此）桦树。秋季，从七年生桦树树冠上砍下的枝条被捆成束堆放，在同样由桦木搭建的人字形屋顶下风干过冬。春天，这些枝条束被卖给扫帚匠，他们打开捆束，用钩刀修剪，并将细枝分类，用剥皮钩刀切除易碎的部分。长而粗糙的细枝被分出来做扫帚芯，较短、较光滑的细枝则留作外层。扫帚匠跨坐在扫帚马（broom horse，一种夹持工具）上，用脚踏夹钳和一卷铁丝，制作扫帚头并用两个铁丝环固定，身体向后靠在夹钳的握把上以拉紧绑扎。扫帚柄由白蜡木、椴木或榛木制成，一端用手斧削尖，插入扫帚头的铁丝端并敲紧。熟练的工人每九十秒就能完成一个扫帚头。
经过长期稳步衰退后，矮林作业（coppicing）目前正在复兴。随着木材成为日益珍贵的资源，落叶林的管理再次变得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地主发现，通过疏伐以前被忽视和无产出的林地，向木浆和柴火行业供货，可以赚取收入。在林地信托等组织的鼓励下，使用传统工具和方法的古老矮林作业技艺正在重新得到实践。然而，其好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矮林作业还可以改善林地本身的质量。疏伐老树或病树可以为健康的树木创造光照和生长空间。此外，通过提供一种潜在可行的管理方式，矮林作业可能会使大片落叶林免于被毁或被单调统一的针叶林所取代。
无数工具的手柄都是用矮林作业采伐的白蜡木制成的。铲子和镐（左图）的手柄是从笔直的幼树上切割的，但镰刀柄（snead，下图）则必须弯曲并蒸汽定型成正确的形状。
就在一个世纪前，英国的工匠们还在制作超过200种不同类型的篮子，他们所运用的技艺在九千多年间几乎未曾改变。
用树枝和草编织篮子是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甚至早于纺织和制陶。然而，当大多数传统手工艺要么被机械化取代，要么已经消亡时，编篮工艺却始终保持着真正的手工技艺并持续繁荣——如今英格兰西部地区生产的柳条篮，与数千年前那些砍伐和编织柳条的工匠们建立起了一条活的纽带。
编篮工艺对早期人类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编篮是一项相对容易掌握的技能，几乎不需要任何工具，而且所用材料就长在树上。柳条篮提供了一种力量与轻便的完美结合，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材料能够超越。因此，人们为各种用途开发了不同的篮子，从搬运木柴和泥炭，到运输家禽和鸡蛋。
编篮工艺也常用于制作家具，而用于圈养牲畜的栅栏（hurdles）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最近在萨默塞特沼泽地的沃尔顿荒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编织板，它们被平铺在地上，用作穿越沼泽地的道路。
在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考古学家最近还发现了三十座房屋的遗迹，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50-1100年，这些房屋完全由编篮工艺建造。据估计，每座建筑包含约五英里长的精细编织榛树枝条，排列成两道五英尺高的同心墙，墙间留有一英尺的空隙，用碎稻草填充隔热。两道墙以相反方向紧密编织，形成防风结构，所有尖锐的末端都被推入空腔中，使内外墙面都整洁光滑。外墙顶部矗立着一个十英尺高的锥形编篮屋顶。遗址上发现的其他证据表明，这些是富人的住所，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编篮材料更多地与穷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买不起木材或加工木材的工具。除了支撑柱外，他们用柳条和粘土建造房屋，混合山羊毛或稻草——这就是编条涂泥墙（wattle and daub）。
（下图）头顶篮子并不总是用来承载货物。15世纪时尚的女性会戴着覆盖亚麻布的高筒编篮帽。
篮编工艺甚至进入了时尚领域。在十五世纪，女性佩戴由轻质篮编框架覆盖亚麻布制成的”尖塔”帽。后来，当精致厚重的假发成为时尚时，它们通常由篮编结构支撑。
在英国，还有制作小型篮编科拉克尔船(coracles)的悠久传统。如今在爱尔兰西海岸、威尔士和塞文河上仍能看到少量这种船。1757年的《环球杂志》描述了渔民用一只手划这种船，另一只手空出来操作渔网。
尽管柳编工艺应用广泛，篮子始终是篮编工匠的主要产品。篮编几乎可以使用任何具有自支撑刚性和可编织柔韧性的材料。但在英国，篮编传统上使用柳条来制作柳编或藤编制品。
几个世纪以来，篮子被制作用于各种可以想象的用途，即使在世纪之交，据估计全国各地仍有超过200种不同的设计在生产。
与其他传统工艺一样，大多数柳编制品最初是在当地生产以满足当地需求——肯特郡的啤酒花篮、林肯郡的土豆篮、莱斯特郡的奶酪篮。虽然柳编制品不像笨重的
（左图）为了容纳大型篮子的长辐条，现代篮编工匠大卫·德鲁在户外使用传统工具和技术进行工作。
（下图）在现代包装材料出现之前，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篮子被用于包装和运输货物。
易碎物品如陶器需要用篮子包装，虽然体积较大，但更重要的是，编篮的原材料分布广泛，因此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制作篮子。
在纸板和塑料出现之前的年代，从帽子到大玻璃瓶，几乎所有东西都用篮子包装。从面包酵母的小篮子可以窥见编篮工艺曾经的普及程度——酵母从酿酒厂供应给面包房时就装在这种小篮子里。一个熟练的编篮工匠每天能编出约40个这样的篮子，而每个篮子只会送一次面包房，最后就被扔进烤炉当柴火烧掉了。
如今，人工和材料成本的上涨，除少数例外，已使这类编篮工艺变得不经济。但这门手艺本身依然兴盛，尽管现在制作的篮子种类有所减少，那些仍在生产的篮子继续证明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它们比任何替代品都更能胜任设计用途。更令人惊叹的是，许多现代编篮工匠仍然遵循着数百年来不变的生产流程。
与大多数乡村手工艺人一样，传统编篮工匠只需要很少的工具，而他的原材料——柳条——则需要精心种植和管理。在柳条还是重要建筑材料的年代，全国各地只要有一小块沼泽地，就会有柳条种植园（osier beds）。威斯敏斯特的修道士们曾在如今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位置、泰晤士河畔种植柳条。
凯撒曾记载德鲁伊教徒将活人放入巨大的柳条编织人像中焚烧献祭，如这幅年代较晚且历史不准确的版画所描绘的那样（右图）。
（左图）在安特里姆郡格拉纳尔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处由30座编织房屋组成的聚落，建造于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这些圆形房屋有双层墙壁，间距一英尺（30厘米），由榛木枝条以独特的图案交织而成，使编织墙（wattling）呈现出螺旋效果；墙壁之间填充稻草用于保温，而外墙则支撑着圆锥形的编织屋顶。
（上图）篮编制品有各种形状和尺寸，提供轻便耐用的容器——从鸟笼到针线篮，应有尽有。
过去，大批季节性工人被雇来砍伐柳条。然而如今，像大卫·德鲁这样自己种植柳条的篮编工匠，可能会亲自完成这项工作（右上图）。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因为柳条需要贴近地面砍伐。
（右图）篮编工具几乎没有变化。敲打铁（beating iron）用于压紧编织的部分；矫直器（commander）用于矫正弯曲的柳条（withies）。
（最右图）洛伊丝·沃尔波尔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用染色的天然藤条、彩绘纸板条和回收的合成包装材料创作原创设计。
泰晤士河流域。柳树生长迅速，易于管理，除了每年的砍伐外几乎不需要其他照料。1607年，一位作家对自己种植柳条田的决定非常满意，以至于感叹道：“我认为现在每英亩每年给我带来的收益比最好的小麦还要多。”
如今，柳树种植主要集中在萨默塞特低地：这是一片被排水沟或”莱茵沟”（rhines）分割的低洼地带。商业柳树种植者倾向于专注于一种优质的通用品种，称为黑莫尔（Black Maul），不过也有专门种植多达20种新老柳树品种的专家，每种品种都有适合不同篮子的特定品质。
柳树种植周期从早春开始。约9英寸长的绿柳枝条，即”抽取的柳条”（drawn withies），被种植成行，行距约2英尺。一英亩好地可以种植约15,000根柳条。这些枝条非常容易生根，甚至不需要在意种植时的朝向。在夏季最好的日子里，柳条每天可以生长一英寸，到9月时已经长到约6英尺高。从11月底到春季树液上升之前，嫩枝或柳条会用锋利的刀贴近地面砍下。如今柳条通常用拖拉机运输，但在萨默塞特低地的洪泛区，柳条捆或”柳束”（bolts）传统上是用浅底双头船收集的，这种船像平底船一样用杆子在狭窄的莱茵沟中撑行。柳树的残桩或”柳墩”（stools）留在地里，准备在来年春天再次发芽，迎接下一年的收获。柳条田可以连续产出年度作物长达50年。
然后柳条被仔细分类。如果要保留树皮（“棕柳”），柳条只需晾干储存即可。要生产”白柳”（剥皮柳条），绿柳条需要立在约8英寸深的浅水坑中，直到5月下旬。这样可以保持柳条的活性，当树液上升、树皮不再紧贴木材时，就可以剥掉树皮。另一种颜色变体称为
“Buffs”是一种经过数天煮沸处理的柳条，直到完全煮透并变色。这项技术于十九世纪在诺丁汉郡发展起来，不仅能产生美观的颜色——尤其是生长在重黏土上的柳条——还意味着剥皮以及整个生产周期可以延长到全年进行。
剥白柳条曾经是一项季节性工作，就像收割一样，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每根柳条都要穿过一个双叉柱，像一个巨大的衣夹，称为”剥皮架”(brake)。近年来，人们开发了一种剥皮机，它有一个旋转滚筒，上面安装着成排的小型剥皮架。剥皮后，柳条在风中和阳光下晾干，然后按大小捆扎。
在编篮匠使用柳条之前，首先需要浸泡。剥皮的柳条只需在水中浸泡一小时左右，然后在湿麻布下放置几小时；“棕柳条”(browns)则需要在水中浸泡数天才能变得足够柔韧以便加工。然后将柳条分拣或”切割”，即用”工作刀”(shop knife)将其修剪到所需尺寸。编篮匠使用的其他工具包括基本的锥子或穿孔器(bodkin)、用于在篮子完成后修剪长端的”修剪刀”(pick knife)、用于在工作时收紧编织的”敲打铁”(beating iron)，以及用于切割粗枝的剪刀。
编篮匠仍然使用”油脂角”(grease-horn)，这是一个装满牛油的空心牛角，用于给穿孔器上油。另一种工具是特殊的斧头，一面是平的，设计为右手使用：篮子传统上总是向右向上编织。编篮匠坐在略微抬高的木制平台上工作，篮子放在他面前的膝板上。
（左上）制作白柳条编织品时，柳条要在水中浸泡几个月。随着树皮下的汁液上升，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剥皮，可以用传统的手动剥皮架（如图所示），也可以用装有旋转滚筒和小型剥皮架的机器。
篮子通常从底部开始编织。对于圆形或椭圆形篮子，将两把柳条交叉放置，然后像车轮辐条一样展开成圆形或椭圆形。然后将其他柳条在它们上面交替编织，直到底部填满。接下来，添加立柱或桩条，然后编织篮子的侧面直到顶部。各种装饰性的编织和扭转技术用于”收边”(bordering off)和制作把手。方形篮子通常在简单的螺旋夹具中制作，它像虎钳一样将柳条固定到位。
观看编篮匠工作很有欺骗性：一切看起来都很快很容易，他将一堆杂乱的枝条整齐而熟练地扭转编织到位。然而，即使经过准备和浸泡，编篮材料仍然很难处理，需要相当大的体力和技巧。在熟练的双手下，柳条弯曲、压平，并被敲打紧实以增强强度和均匀性。整个过程中穿插着有目的的手法技巧，并以干净的刀切留下的白色闪光点缀其间。
（右上）一个即将完成的篮子正在收边。有多种收边方式——可以将立柱折入，也可以用不同粗细的编织条锁住篮子顶部。
近年来，柳编制品的供需已趋于稳定，尽管受到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繁荣的柳编产业仍然存在。在农业部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土地种植了柳树，对生长速度更快的杂交”超级柳树”的研究也在继续。由于对柴火篮、猫狗篮、洗衣篮、信件包裹篮、水果蔬菜篮以及餐具、食品和葡萄酒野餐篮的需求仍然很高，编篮传统正在证明它与篮子本身一样经久耐用。
几个世纪以来，手杖、拐杖和权杖为无数旅行者提供了支撑。有些只是从树篱中随手取来的粗糙木棍，而另一些则是由乡村工匠精心制作的。
从最早的时代起，徒步穿越荒野和险恶地形的旅行者就会使用从路边树篱捡来的木棍来支撑和保护自己。在野兽和强盗出没的地方，一根结实的木棍是有用的武器，而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它能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样的木棍不需要多么精致，一根从树上折下或在地上捡到的粗壮、较直的树枝通常就足够了，但对旅行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手杖如此珍贵，很快就获得了宗教意义和实用价值。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手杖成为权力的象征，而在《圣经》中，基督常被比作手杖。在《马可福音》的某处，旅行者被告诫”行路的时候不要带什么，只带一根手杖”。
作为权威象征的手杖往往制作精美，材质也不限于木材，但直到中世纪晚期，旅行者的手杖仍然是路边捡来的简单粗糙的木棍。大约从14世纪开始，经过精心塑形和打磨的专业制作手杖才开始出现。
早期旅行者的手杖是长而粗壮的杖棍，与今天常见的短手杖不同。只有这样的杖棍才能在路上提供足够的防护，抵御袭击者。短手杖只是在道路旅行变得相对安全之后才被采用。事实上，短手杖很可能最早出现在皇家宫廷内，主要用于展示而非防护。
这些早期的宫廷手杖大约在1500年从法国传入英国宫廷，是用硬木精心制作的，装饰着华丽的珠宝。亨利八世收藏了40多根手杖，极大地推动了手杖的流行。很快，任何有钱人都会购置这样的手杖，当时称为”canes”（藤杖）。有趣的是，亨利拥有一些现在所说的机关杖——具有双重用途的手杖。他的一根手杖内置了小刀、指甲锉、镊子和一瓶香水。16世纪后期，帆船船长们在手杖中藏有香水瓶，用来驱散从甲板下方飘来的恶臭。
手杖常常雕刻精美、装饰华丽，对于中世纪教会来说，它是基督权威的终极象征。对于朝圣者和旅行者而言，手杖通常是路边的发现，提供支撑和保护。
（左图）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从树篱中砍伐，橡木、白蜡木、栗木、黑刺李和冷杉木杖都需要经过修整和准备，然后才能送入干燥室。在那里，它们至少要放置一年进行干燥处理。为了防止木杖变形，需要将它们夹在笔直的木条上，垂直悬挂在无湿气干燥室的天花板上。
真正的旅行者和乡村居民继续使用粗糙的手杖。但在整个17和18世纪，手杖的使用开始从城镇向外扩展，并逐渐向下层社会普及。乡村居民采用手杖并非为了防身，而是作为行走的辅助工具。他们使用的手杖比宫廷手杖更简单、更结实，不是用乌木等异国材料制成，而是用本地木材——白蜡木、柳木、山毛榉、苹果木、樱桃木和黑刺李——这些都可以在树篱中自由生长找到。许多乡村居民用合适的树枝或幼树自己制作手杖，但也有少数由工匠制作，他们开始发展出精美手杖制作的传统。
与此同时，在宫廷和城镇，手杖变得越来越流行。18世纪是手杖的鼎盛时期，到世纪末，任何自诩时尚的淑女或绅士出门都会携带一根手杖。虽然17世纪装饰手杖的那些华丽绶带和绳饰已被摒弃，但富人们对精工细作的手杖需求日益增长，这些手杖常常用金银、瓷器、大理石和各种异国材料以非凡的技艺和巧思进行装饰。时尚人士竞相定制最精美、最独特的手杖，将简单的手杖提升为时尚配饰，而非实用工具。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或许是受到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徒步旅行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开始到乡村进行长途徒步，往往手持一根手杖。并非道路和小径状况太差需要支撑，也不需要防范狼和熊，但手杖可以为旅途增添一点乐趣。
手杖手柄可以用多种方式制作。光滑弯曲的手柄（右图）是通过蒸汽弯曲技术制成的，将木杖放在从下方加热的湿沙床中。这使得杖头变得足够柔韧，可以在弯曲夹具中弯成形状。然后将其绑定固定，待其定型后再进行精加工、密封和抛光。（下图）有些手柄是用树干部分制成，木杖杆身就连接在上面。（右下图）用兽角制成的非木质手柄常常安装在木质杆身上。珍贵的手杖常被装饰成石楠丛中松鸡的样子。
手杖能为行走增添活力，也能帮助拨开荆棘。
用于制作手杖的材料种类繁多。有玻璃手杖、鲸骨手杖、象牙手杖，以及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木材制成的手杖。有些木材来自热带，如乌木、马六甲藤(malacca)和棕榈藤(rattan palm)；许多则是本地生长的，如苹果木、梨木、樱桃木、橡木、雪松、柳木、山毛榉、枫木、金雀花木。手杖甚至可以用泽西卷心菜的巨大茎秆制成。但在所有本地木材中，最受欢迎的是树篱树木：榛木、白蜡木、冬青木和黑刺李。
（顺时针方向）各种形状和材质的手杖一直是工作用杖和时尚配饰的热门选择。角质手柄通常雕刻精美，有时会安装在普通手杖上。拇指杖(Thumbsticks)通常比大多数手杖更长，在乡村地区仍然很受欢迎。V形手柄由两根树枝的分叉形成。球头杖(knobstick)约三英尺长，杖身保留粗糙的树皮。球头部分去除树皮后进行抛光和上漆。牧羊人弯钩杖(shepherd’s crook)的头部由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普通手杖的弯曲头部是将末端在热湿沙床中蒸软后弯曲成型的。手杖曾在宫廷和社交界流行一时，配有镶嵌珠宝或雕刻的球头。
（右图）一位现代手杖制作者正在为弯钩杖头做最后的修饰，他从一整块木头上钻孔、雕刻、锉削而成——金属杖头（下图）则更为便宜。
进行商业规模生产的手杖制作者往往没有时间去野外寻找手杖材料，许多人专门种植自己的树苗。栗木手杖通常采用矮林作业法(coppiced)种植，在两三年后茎干长得笔直且无节疤时砍伐。白蜡木手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种植，在种植园中，可以训练幼苗生长出良好的天然手柄。
在手杖种植园中，白蜡木幼苗先让其直立生长一两年，然后连根拔起。主茎在侧芽上方切断，将树苗放入沟中埋好，只让侧芽露出地面。侧芽直立生长三四年达到合适的手杖长度后，再次将树苗连根拔起——埋在地下的部分
对于个体乡村手杖制作者来说，找到合适的木材往往是整个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即使在上个世纪，当树篱还很丰富的时候，找到一根完美的手杖材料也绝非易事。手杖制作者通常会寻找一处疏于管理的人工铺设树篱，那里的枝条从几乎水平的主干上笔直向上生长成高大的直枝。从主干上切下一小段连同合适的枝条，就能做成一根带有天然手柄的手杖。切下一根笔直的榛木茎连带部分根部，也能为手杖提供同样好的（虽然有些疙瘩的）手柄。
然而，手杖鉴赏家的要求远不止一根直杖和一个好的天然手柄。手杖的价值在于重量、平衡感、向杖尖的锥度以及杖尖的优美形状。一根好手杖必须没有节疤，或者节疤排列美观。对于刺木手杖，刺的间距被认为至关重要。
打磨抛光后，涂上多达六层清漆，最后在杖尖装上黄铜套箍(ferrule)。
除了天然的疙瘩状手柄外，商业手杖制作者还可以通过蒸汽弯曲制作平滑弯曲的钩形手柄。将手杖末端浸入底部加热的湿沙床中，使木材变得柔软，可以轻松地在弯曲夹具中弯成所需形状。
然而，牧羊人手杖上精美的卷曲装饰并非通过弯曲制成，而是费力地在大木块上钻孔、锯切和锉削而成。这使得此类手杖价格昂贵，因此许多手杖的手柄改用铸铁制作，再安装到直杆上。
普通手杖也常常配有非木质手柄。公羊角(Ramshorn)经过数小时煮沸后弯曲成型，再用锉刀、砂纸和骨头打磨，是特别常见的材料。在苏格兰，鹿角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手柄材料。
手杖不再是时尚配饰，作为工作用杖的需求也大为减少，手杖及其传统工匠在20世纪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如今，以传统方式制作手杖的商业制作者已寥寥无几，尽管工厂每年仍大量生产手杖。然而，全国各地仍有个体手杖制作者在延续古老传统，他们在树林中搜寻合适的木材，运用古老技艺将其加工成型。少数人制作手杖出售，但大多数人纯粹是出于对这门手艺的热爱。
老乡绅倚靠着他那根粗犷的手杖，神采奕奕（上图），与18世纪时尚绅士手持优雅手杖的潇洒姿态（右图）惊人地相似——然而两者相隔一个多世纪，财富和社会地位也有天壤之别。这种相似性恰恰说明，手杖是如何有效地跨越所有阶层障碍，成为各行各业男士珍视的物品。
主干现在成了完美的疙瘩状手柄。
所有手杖，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都必须在一年中恰当的时间采伐。如果采伐过早，树液仍在上升，手杖干燥时会开裂；如果采伐过晚，树苗已经开始重新生长。最佳时间通常是12月的最后几天。
采伐后，手杖需要垂直悬挂在干燥的房间里干燥一年，有时需要两年。商业手杖制作者有专门的干燥房，配备特殊控制的无湿气环境。为确保手杖不变形，会将其牢牢绑在一根直木上。手柄出现一些裂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手杖制作者通常会切割一个较大的手柄，以便修剪掉开裂的部分。
手杖干燥后，会被取下，在台钳中通过锯切、锉削和打磨加工成型——技艺精湛的手杖制作者会充分利用木材的节疤和天然瑕疵。爱尔兰黑刺李(blackthorn)手杖会保留树皮，但大多数其他手杖会去除树皮，然后进行打磨抛光。
偷猎者既是一个不法之徒，也是一个浪漫的英雄形象。在普通乡村百姓眼中，他常常被视为抵抗外来地主和遥远权威入侵的反抗者。
在人类开始耕种之前的十多万年里，人类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而自由狩猎和漫游乡野的冲动至今仍然强烈。但自从人类定居以来，土地的使用权就受到了限制，在土地上狩猎的权利也至少部分受到了控制。
最早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外的猎场出现在8世纪，但真正在公共狩猎地和私人狩猎地之间划出明确界限的是300年后的诺曼征服。从那时起，偷猎者就成为英国独特乡村等级制度中的固定成员，与领主、牧师、铁匠等人并列。人们继续像自人类诞生以来那样为生存而狩猎，但由于贪婪地主的干预，这些人被视为偷猎者和不法之徒。
诺曼入侵者将国王自动拥有所有土地及其上所有生物的封建观念强加给了心怀不满、不情愿接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后所有的狩猎权都由国王授予，主要用作奖励忠诚追随者和顺从的地方统治者的手段。根据新的森林法，古老的森林被吞并，狩猎权被分配，园林被圈围，猎物的种类也按照谁被允许猎取来界定。对违反森林法的人施以残酷的惩罚，这些法律遭到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其中许多人一夜之间就被一纸法令变成了偷猎者和违法者。
贵族狩猎的主要猎物是赤鹿和野猪。次要的猎物包括狍子、野兔、狐狸和獾。狩猎等级最低的是”养兔场”里的动物——主要是兔子。所有这些动物的狩猎权都需要国王的许可，而农民只能偷偷摸摸地获取他能得到的东西。如果领主的管家抓住他，他就会受到惩罚。地主和偷猎者之间的战线就此划定，至今未变。
起初，偷猎者的工具是陷阱、网和狗。投石索也很容易隐藏，配上鹅卵石，威力和准确性都很强。合法的狩猎变得高度仪式化，需要昂贵的猎犬和精心培育的马匹、复杂的号角信号语言以及大批随从。
14和15世纪见证了乡绅阶层的崛起，他们猎取各种猎物，包括雉鸡、鹧鸪、鸻和丘鹬等鸟类。他们还猎取天鹅和鹅等水禽，与鹰猎师一起放鹰狩猎，在私人河流中垂钓，并运用相当大的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乡绅用弩狩猎，而偷猎者则使用新发展出来的长弓。他穿着森林色调的衣服，在皮肤上涂抹伪装，使用经过特殊训练的猎犬。一旦触犯法律，他往往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不法之徒，在森林中艰难求生，运用高超的野外生存技能(woodcraft)来维持生计，并获取
（左图）将雪貂放入兔窝入口，迫使里面的兔子逃窜，然后被设置在出口处的袋网(purse nets)捕获。
偷猎者
只要有机会就猎取国王的鹿。
在另一个层面上，“农舍”式偷猎仍在继续。尽管有狩猎法的限制，人们仍然用陷阱捕捉兔子和诱捕鸟类作为食物，而这些法律的条款变得越来越具体。乡绅们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制定了新的法律，禁止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拥有猎犬、雪貂(ferret)、网具、陷阱或其他捕猎设备。运动型弩的使用同样仅限于有产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加的限制和新的狩猎法，加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迫使普通乡村居民越来越多地依靠偷猎来养家糊口。土地被圈占以便进行更集约化的养羊业，造成了大量无地劳动者，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种植粮食。后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谷物价格下跌，导致了广泛的农业萧条。地主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从土地上榨取最大利润。狩猎活动越来越按照商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上图）曾经人们食用的野味种类更加丰富，因此偷猎者的目标不仅包括野鸭、鹧鸪、鸻鸟、雉鸡和丘鹬，还包括苍鹭等鸟类。
猎场看守与偷猎者之间的战争在19世纪初期最为激烈，双方都发生了许多残暴的过激行为。偷猎者需要穿越布满捕兽夹和连接火枪的绊线的危险地带，偷猎团伙与同等数量的猎场看守及其帮手之间经常爆发全面斗殴。在这种场合，流血是常态：双方都有人被打残、致伤甚至丧命。偷猎者在这些对抗中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一旦被抓，他很可能被终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流放殖民地。
猎鸟开始被人工饲养，大量雇用猎场看守来保护这项新投资。狩猎法变得更加严厉，惩罚也更加严酷。
在中世纪，虽然一些偷猎者因猎取皇家鹿而被送上绞刑架，但森林法主要成为增加收入的手段：罚款充入国王的金库。在都铎时代，“未经所有者许可”猎鹿可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并被保释七年。然而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偷猎者更可能被”流放到范迪门斯地十四年”，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三个大胆的偷猎者”那样。偷猎被视为盗窃，在那个年代仍可被处以绞刑。六个月或一年的监禁更为常见，但在18世纪的监狱里待上一年，即使是最强壮的乡下人也可能因各种疾病和困苦而丧命。
除了被抓后法律施加的惩罚外，19世纪的偷猎者还面临其他风险。他必须避开凶残的捕兽夹——那种带有弹簧和锯齿状夹口的装置几乎可以切断一只脚，还有战略性地布置在猎场树林周围的绊线枪，能用火枪筒喷出的金属碎片杀死粗心大意的人。最终，这类装置被定为非法，但法律，尤其是地方巡回法庭，通常偏向地主，地主往往授权其猎场看守开枪致残或殴打偷猎者。
那时和现在一样，他所冒的巨大风险既激励偷猎者精进技艺，也起到威慑作用。在猎场看守最严密看守、偷猎者最渴望得到的猎物中，有河鳟和鲑鱼。对于这些，偷猎者只需要一双稳定的手和对最近的鳟鱼溪流的熟悉了解，无需其他装备。
新鲜的野生鲑鱼长期以来一直是昂贵的美味佳肴，不可避免地成为偷猎者觊觎的目标。图中他们正在用一种特殊的带倒刺鱼叉捕捉鲑鱼，这种工具被称为”鱼钩”(gaff)。大多数鲑鱼会通过后门流入当地酒店的菜单。
“抚摸”鳟鱼（tickling）必定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狩猎技艺之一。尽管鳟鱼能狡猾地躲避钓鱼者带倒刺的飞蝇钩，但如果被巧妙地抚摸，它似乎会陷入一种恍惚状态。
当发现一条鳟鱼躺在河岸悬垂处下方的凹陷中时，偷猎者会慢慢将手伸入冰冷的水中，从鳟鱼藏身处的下游向它靠近。随后的抚摸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小心的抚摸动作，手指弯曲，使手从三面轻抚鳟鱼，从尾部向头部不知不觉地移动。突然间，偷猎者会抓住已被催眠的鳟鱼的鳃部，一个动作完成抓握、捞出和用另一只手接住，将鱼放到岸上。
捕获鳟鱼后，偷猎者还必须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把它带回家。“偷猎者口袋”通常被特别缝制在夹克里，可以藏匿数量惊人的猎物，尽管看守人的狗很快就能嗅出来。有时偷猎者会把猎物藏在树上、灌木丛中或岩石下面，但他冒着在取回之前被野生动物吃掉的风险。许多鳟鱼是被装在偷猎者的威灵顿长筒靴里带回家的。
现代鳟鱼养殖使得从溪流中偷猎鳟鱼变得不划算，尽管有时贪婪的偷猎者会通过倒入石灰粉来清空溪流，杀死下游数百码内的所有生物。许多传统偷猎者会鄙视这种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暴露出的对乡村及其居民缺乏感情。
逆流而上的鲑鱼是偷猎者和持证渔民都喜爱的另一种猎物。在急流和鲑鱼”跳跃点”下方的浅滩，偷猎者可以用带钩的鱼钩（gaff）或多叉鱼叉捕获它，用手电筒照出鱼的鱼雷形身影，因为偷猎鲑鱼是夜间活动。在一些威尔士河流上，偷猎者使用科拉克尔小舟（coracle）在鲑鱼溪流上布网。
在兔黏液瘤病爆发之前，兔子是20世纪偷猎者的主要生计来源。捕捉兔子的方法很多，包括网、套索、夹子陷阱（gin trap）、枪、狗和雪貂。有时会在田野上架设长网，由人和狗将猎物驱赶向网。门网会设置在已知兔子和野兔会从门下逃窜的地方。当动物撞上网时，会从门顶拉下网的上边缘，上边缘用石头加重。
阿尔伯特·埃比尼泽和埃比尼泽·阿尔伯特·福克斯，一位浸信会传教士的同卵双胞胎儿子，两人共获得了200次偷猎定罪，但他们和蔼的态度和灿烂的笑容使他们成为地方法官的宠儿，经常被无罪释放。
最流行的捕兔方法之一是用雪貂（ferret）捕猎。雪貂是臭鼬的驯化品种，可能是由罗马人引入英国的，众所周知罗马人是狂热的雪貂猎人。雪貂被放入兔子洞中（有时会戴上口套），将洞中的居民驱赶出来，等待的猎人配备有网、枪或狗。雪貂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偷猎者被打扰，他必须把雪貂留在地下，自己躲起来。危险过后，他会回到洞穴，必要时把动物挖出来。如果没戴口套的雪貂在地下杀死并吃掉了一只兔子，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饱餐一顿后，它会蜷缩起来睡上几个小时。
野鸡长期以来一直是偷猎者的最爱，原因与合法猎人相同：它体型大、味道好、动作慢且愚蠢。最容易在夜间它们栖息时捕获。野鸡以家庭为单位栖息，它们圆胖的身形在天空的映衬下清晰可见，使它们成为偷猎者的容易猎物。
不用射击就能捕获野鸡的策略数不胜数。偷猎者甚至会用浸泡在酒精中的谷物或干果作为诱饵。贪婪的鸟儿很快就会喝醉，很容易被徒手抓住。
弹簧枪（Spring Gun）：偷猎者触碰绊线就会被散弹击中。
夹子陷阱（Gin）：偷猎者用来捕捉兔子的钢齿陷阱。
捕人陷阱（Man-trap）：设置在林间小路附近用来捕捉偷猎者。
偷猎者的主要帮手是他的狗，最受欢迎的是梗犬（terrier）和猎兔犬（lurcher）。梗犬因其能够追踪猎物进入洞穴的能力、勇气以及穿越茂密灌木丛的技巧而受到重视。猎兔犬是灰狗的杂交品种，速度特别快，能够在全速逃跑中捕获猎物。梗犬和猎兔犬有时会一起使用，梗犬将猎物驱赶到开阔地带，速度更快的狗可以扑向它或追上它。
看守人与偷猎者之间的关系…
猎兔犬极其聪明狡猾，经过训练后行动隐秘：它会警告主人猎场看守的靠近，必要时还能不被发现地独自回家。有些猎兔犬会在追赶的看守腿边绕圈奔跑，让偷猎者得以顺利逃脱。
猎取兔子、野鸡和斑鸠作为食物，至今仍是许多乡村居民喜爱的消遣活动。
传统的当地偷猎者与猎场看守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敌对的。他们常常通过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存。两者有很多共同点：都是技艺精湛、行事谨慎的乡野人，对当地的地形和野生动物了如指掌。
如果偷猎者手法过于笨拙，损害了看守的威信，就可能被抓获。但如果他尊重某些狩猎管理的规矩，比如不打扰幼鸟的繁殖，双方就可能形成某种默契。在兔子数量充足的地方捕猎可能会被容忍，但看守会追捕任何天黑后在野鸡林中游荡的人。
乡村偷猎者至今仍然存在，尽管已经非常罕见。如今的偷猎往往涉及为商业利益而残忍屠杀动物，与那些为自家和邻居餐桌而精心狩猎的乡野人完全不同。鹿被强光照射致盲，被专门训练的狗扑倒，然后被滥杀。现代偷猎者可能使用搬家货车来装载高科技设备和猎物尸体，而猎获物早已提前卖给了可能远在数百英里外的商业贩子。这一切与那个民间英雄形象相去甚远——那个敢于挑战地主、用隐秘和狡黠智胜看守的人，晚上却会和看守在当地酒馆一起喝酒，对某些人来说，他象征着在艰难世界中的独立精神。
弥漫的新鲜泥炭火香正在迅速成为过去。如今泥炭主要用于园艺目的，通常由机器开采而非手工切割。
烟雾从中世纪小屋的茅草屋顶渗出，或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农舍烟囱袅袅升起，几乎可以肯定来自泥炭火而非木柴——尤其是在泥炭丰富而树木稀少的地区。它会整天稳定燃烧，堆积起来后可以闷烧一整夜——让房间充满温暖、淡淡的香气，以及在微风中飘散的细腻粉状灰烬。
泥炭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化石燃料，由部分腐烂的植被压缩成厚层形成。它的形成需要凉爽的气候——以防止地表水分蒸发——最重要的是需要高地下水位：由大量降雨或地形条件维持。在这些条件下，当植物死亡并沉入下方的沼泽时，水隔绝了氧气、细菌和真菌，从而阻止了正常的腐殖质分解过程。
相反，半腐烂的叶子、茎和根躺在密集的水浸物质中，在后续堆积物的重量下逐渐下沉并固结成坚硬致密的层。只要气候没有剧烈变化，泥炭层就会持续生长，每一百年深度增加约六英尺。
在整个不列颠群岛，泥炭沼泽主要形成于过去四千年间，分布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点。一方面，它们普遍存在于低洼沿海地区，如剑桥郡沼泽地和萨默塞特平原，这些地区在约一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曾遭受海水淹没：当海水退去后，留下了很快被芦苇和莎草——泥炭最常见的原材料——占据的咸水沼泽。另一方面，泥炭沼泽经常出现在山地和荒原，如奔宁山脉和苏格兰高地，那里的地形和气候共同创造了适合泥炭堆积的环境。
在这些高地栖息地，泥炭的形成往往是人类活动无意中促成的。五千年前，例如达特穆尔主要是森林覆盖的；然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社区砍伐树木、焚烧灌木丛，系统地将该地区改造成开阔的荒原。结果，达特穆尔大部分地区退化为水浸的荒地——加上高降雨量和排水不良：这是泥炭形成的最佳条件。
早期人类砍伐英国森林有双重目的：一是开辟耕地和牧场，二是获取木材作为燃料。但砍伐树木后，他们不得不寻找另一种燃料来源……于是发现了泥炭。到罗马时代，泥炭切割已是一项成熟的活动——不仅用于家庭，还供应盐业（从盐水中蒸发制盐）等产业，凯尔特人及其后继者沿东海岸发展了这些产业。
在林地已被清除而泥炭供应充足的地区，泥炭块或草皮曾被广泛用作廉价的替代燃料。在壁炉中闷烧并散发出独特的烟熏香气，泥炭火提供了格外温暖的欢迎。如今，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农舍居民——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仍然燃烧新切的泥炭。
（右图）泥炭在春夏季节切割，此时草皮像海绵一样已经失去了部分水分。堆放晾干后，家人们将整齐切好的泥炭块装入特制的宽轮手推车中。如果地面泥泞，则使用其他运输方式：雪橇、背在肩上的柳条篮，甚至是浅吃水的小船。
整个中世纪期间，泥炭开采规模惊人。诺福克湖区（Norfolk Broads）——实际上就是被水淹没的泥炭采掘坑——正是在那时形成的。在12至13世纪的生产高峰期，约有一千万立方英尺的泥炭从诺福克海岸地区被挖掘出来。“湖区”的大部分产出供应给了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诺里奇市，仅大教堂修道院每年就要烧掉20万块泥炭。
尽管煤炭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日益重要，泥炭作为家庭燃料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如果附近有泥炭地或”采掘场”（turbaries），村民们继续享有中世纪的采掘权：可以在规定期限内（通常为20年）租用并开采一片沼泽地。他们沿袭新石器时代祖先的做法，用传统方式——手工切割泥炭。
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将每块大泥炭切成三块”泥炭砖”（在苏格兰称为”peats”），同时她会区分棕色表层泥炭——适合引火但灰烬太多不宜全天使用——和来自更深层的优质黑色泥炭。然后将泥炭砖堆成低矮松散的小堆，称为”hiles”或”widrows”。这样暴露在空气中，泥炭开始失去水分、收缩，大约六周后就可以堆成”ruckles”——约八英尺高的锥形晾干堆。无论是hiles还是ruckles，空气流通都至关重要，因此每块泥炭之间都留有通风空间，形成整体的格子状结构。
（右图）不列颠群岛深色、海绵状的泥炭沼泽由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腐烂植被形成。正常的分解过程被水浸土壤和相对凉爽的夏季所阻止，后者抑制了土壤细菌的生长。几个世纪以来，泥炭层越来越深——每100年惊人地增加六英尺。
理想的挖掘月份是四月和五月：足够晚以让冬季洪水排干，又足够早以让新切的泥炭在夏季充分干燥。在农民和佃农中，切割工作成对进行——切割者和接收者——通常由夫妻搭档；传统上男人挖掘，女人堆放。两项工作都同样累人，因为新鲜泥炭含水量约90%，非常沉重。
从现有坑的边缘开始，切割者首先剥去表面植被，划出切割线，然后使用一种特殊的长刃铲子，称为scyve或slane，将泥炭挖成块状——在西部乡村称为mumps。每块mump约12英寸长、6英寸宽、6英寸厚，在浸水状态下重达20多磅。通常切割者以六块mump为一条，向下挖三层深；如果体力充沛、天气良好，他一天可以清理多达5000块mump，到周末时他希望已经备足了家人来年冬天的燃料需求。
切割好的泥炭块被堆成松散的土堆，称为”biles”，然后放置晾干。大约六周后，它们被堆成高大的锥形”ruckles(草垛)“——干燥的空气在每块”mump(泥炭块)“之间自由流动，慢慢逼出残余的水分。
将泥炭运回家一直是繁重的体力活——尽管泥炭干燥后重量大大减轻。这项任务通常由妇女承担。
她们用背篓背负泥炭，在有水道的地方则用平底船将冬季的燃料运到干燥的地面和等候的马车上。泥炭运到家后必须保持干燥，因为湿泥炭无法燃烧：泥炭块要么存放在遮蔽处，要么堆成斜坡状的垛子以便排水。多余的泥炭总能在邻近城镇找到现成的市场，那里的人们无法直接获取林地或泥炭地资源：乡下人推着一车泥炭沿街叫卖，每一块都能卖出去。
泥炭作为日常燃料的衰落是相对晚近的事：在1940年代，它甚至一度复兴，作为战时配给煤炭的补充。在偏远或山区，泥炭至今仍用于取暖和烹饪。
七八月间，泥炭地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只有”鬼火”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据解释是沼泽气体——甲烷混合磷化氢——自燃后从沼泽中冒出的气泡），以及一簇簇棕黑色的草垛在夏日阳光下蒸发水分、减轻重量。到了秋天，泥炭块已经轻了许多——一吨新鲜泥炭干燥后只剩三英担燃料——此时便可以更轻松地从沼泽地运出。
由于普通轮式车辆会立即陷入泥泞的沼泽，泥炭地居民使用其他运输工具，如担架式手推车、雪橇、大型柳条篮，这些篮子绑在肩上背负。
切割工使用专用工具和大量体力切开泥炭层。他先用划线铁垂直切开表层草皮，然后用削皮铁剥去表面植被。最后，他用一种长而窄的铲子——称为”slane(泥炭铲)“——切割浸水的泥炭块，即”mumps(泥炭块)“，每块重量可超过20磅。
（上图）现代泥炭商业化——用于园艺和工业——引入了巨型草皮切割机，这些机器贪婪地吞噬着泥炭沼泽。由于这些机器无法在水中作业，必须提前很长时间排干沼泽的各个区段，才能开始开采过程。然而，手工切割的泥炭仍然为一些当地小型产业提供燃料，比如艾莱岛（Islay）上的这家小型酿酒厂（小图）。
泥炭的获取成本加上其较低的热能，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这并不排除泥炭的其他用途。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用途包括：熏制鱼类和肉类——自史前人类发现泥炭烟雾不仅能干燥肉类，还能保存肉类（因为其中含有甲醛）以来就一直在使用；在茅屋建造中，用于衬垫茅草屋顶和填充干石墙双层结构之间的空腔；麦芽制作（malting），即在泥炭窑中干燥发芽的大麦；炭化威士忌和其他烈酒的酒桶；以及冶炼铅——但不能冶炼铁，因为泥炭无法在高炉中承受矿石的重量。
更现代的应用范围从造纸——特别是吸墨纸和包装纸——和塑料制造，到药品和染料生产。从19世纪末开始，泥炭还被用作良好的吸水性牲畜垫料。
然而，目前泥炭的主要用途是园艺。利用泥炭作为堆肥的想法是在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商业上流行起来。如今，以颗粒形式，泥炭被用于各种肥料和草坪养护剂（顶级产品适用于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而湿润的草皮块则作为通用土壤改良剂销售。
泥炭的商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开采方法的变革。就大规模生产而言，几个世纪以来艰苦的切割和搬运团队协作现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机械化挖掘需要提前数年进行规划，因为要开采的沼泽区段必须首先排水。一旦地下水位降低，植被覆盖层和表土就会被移除——即”剥离”（unridded）——然后标出沟槽线或”工作面”（heads）。切割机随后沿着工作面移动，切出泥炭块并将其堆放在沟槽旁边。当这些泥炭块部分干燥后，会被翻转，最终堆成”草垛”（ruckles）——比过去隆起的土堆形状更加规整，但以其独特的方式，仍然忠实于泥炭采掘区的景观。
（右图）传统上，苏格兰偏远的西部群岛上的佃农（crofters）使用泥炭来取暖过冬。堆放在农舍外整齐草垛中的深色泥炭块，其丰富的深色调反映在他们编织的著名粗花呢的色调和质地中。
自诺曼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石匠的工具和传统与历代工匠创造的石建筑和纪念碑一样经久不衰。
自远古以来，人们就在英国建造和加工石材。巨石阵这座伟大的纪念碑见证了史前时代大规模石材加工的技艺，而石材的坚不可摧保存了康沃尔和奥克尼群岛铁器时代的住所遗迹。
但真正开启英国石匠伟大传统的，是1066年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入侵。
诺曼征服者需要大量的石制教堂和城堡来彰显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精神和军事权威，并带来了自己的熟练石匠来建造这些建筑。诺曼石匠将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带到英格兰，并将技艺传授给英国建筑工人。
正是诺曼人为英国石匠行业带来了许多方法和大量术语。例如，“Banker”石匠（工作台石匠）的名称来自法语单词”banc”，意为工作台，而”mallet”（木槌）和”chamfer”（倒角）等词也源自法语。在某些情况下，诺曼人甚至带来了自己的石材。美丽的奶黄色卡昂石灰�ite从奥恩河畔的采石场运往英格兰，用于建筑工程。
几个世纪以来（左图），尽管工作方法有了许多改进和完善，但石匠的基本传统、方法和工具几乎没有变化。在英国，石匠行业的鼎盛时期是中世纪（左上图）。直到19世纪中叶，大规模砖块生产减少了对石材的需求，石匠技艺才开始衰落。
坎特伯雷大教堂、温彻斯特大教堂以及其他众多教堂。
诺曼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城堡建设尤其是大教堂建设迎来了大爆发，石匠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在任何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型建筑工程中，都雇用了数以百计的石匠。在当时英国人口仅有几百万的情况下，仅博马里斯城堡的建造就雇用了400名石匠，外加1000名劳工、200名车夫以及30名铁匠和木匠。
管理所有这些工人的首席石匠，在中世纪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指挥建筑施工，通常还兼任”建筑师”的角色，提供详细的图纸和模板，并在地面上规划建筑布局。像负责瓦尔皇家修道院建设的赫里福德的沃尔特，以及爱德华一世在威斯敏斯特的首席石匠亨利·耶维尔，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例如耶维尔就拥有珀贝克的兰顿庄园。但所有石匠都是技艺精湛的工匠，需求量很大，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例如，在皇家建筑工地工作的石匠赢得了在停工的宗教节日获得半薪的权利。
大多数中世纪石匠都是流动工匠(journeymen)。
（上图）如今，专门从事建筑雕塑的石匠的大部分工作在于修复前人因风化而损坏的作品。图中石匠正在使用凿子和木槌这些传统工具，为国会大厦外墙上的女王雕像制作新的下半部分。石匠的技艺将确保新制作的下半部分与上半部分完美匹配。
他们在全国各地奔波，参与大型建筑工程——这是唯一大量使用石材的地方。在大教堂和城堡工作的石匠中，只有极少数是本地人：大多数来自数百英里之外。例如，在韦尔皇家修道院建造工程中记录的石匠名字——赫里福德、多尔、弗内斯、巴特尔、牛津——就表明他们来自多远的地方。在工地上，这些流动石匠住在专门搭建的木制”工棚”(logges)或小屋(lodges)里，这也是共济会会所名称的由来。
然而，从16世纪开始，大型石材建筑工程的数量减少了，而石材在房屋建造中的使用——这在中世纪很少见——开始增加。起初，只有庄园宅邸和公共建筑使用石材建造，但随着时间推移，农舍、谷仓甚至村舍也开始采用石材。石匠不再需要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但随着建筑规模的缩小和工作日益简单化，他们的地位也下降了。“粗石”砌筑(Rough masonry)使用粗切石材，开始大行其道，尤其是在乡村——尽管在城镇，使用精细切割石材的”自由石”砌筑(free masonry)继续繁荣，巴斯和斯坦福德美丽的18世纪石屋就是明证。
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当地可用的石材（以及客户的财力），因为运输石材的成本很高。在花岗岩地区，由于花岗岩坚硬难以切割，只能用锤子和凿子加工，房屋往往采用粗切石材。而在自由石(freestone)地区，房屋则有光滑平整的外墙——自由石是细粒石材，如石灰�ite和砂岩，可以沿任何方向”自由”切割。
为建筑选择合适的石材是石匠工作的关键部分，首席石匠会定期前往采石场，准确指出他需要什么石材以及需要供应多大尺寸的石块。
在采石场，大块石材通过在岩石上每隔6到12英寸打入一系列楔子（称为”塞子和羽毛”(plugs and feathers)）从基岩上劈开。但在打入楔子之前，必须先钻孔，方法是费力地提起并转动一根末端带有扇形刀片的铁棒，称为”跳杆”(jumper bar)。现代气动凿岩机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多了。
在软岩中，采石工实际上可以用锯子将石块锯出来，使用一种叫做”摩擦锯”(frig-bob)的厚锯进行垂直切割。然而，像花岗岩这样的硬岩，即使用塞子和羽毛也无法撼动，采石工学会了利用岩石中的天然裂隙。“黑火药”(Black gunpowder)用于处理特别顽固的部分，但这会造成极大的石材浪费。如今，使用一种叫做热切割枪(thermic lance)的火焰枪，可以将花岗岩切割成薄而光滑的板材，这种板材常用于现代建筑的外墙饰面。
有时，石材会在采石场用镐和斧头进行粗加工。通常，石材还会按照石匠提供的模板精确切割。这对石灰岩尤其有价值，因为石灰岩在刚从地下挖出时更容易加工。新鲜的石灰�ite在�ite粒之间的空隙中含有水分——随着这种”采石场汁液”(quarry sap)干燥，石材中的方解石结晶并�ite化，使石材变得更坚硬。
（左图）建筑用石材由台式石匠(banker masons)进行修整、准备和编号。在建筑工地，定位石匠(fixer masons)根据图纸和平面图将石材安放到位，然后用�ite浆固定。有时，石材定位后会由这些石匠进行额外雕刻，但更常见的是由建筑雕刻师完成。
（左图）工作台石匠（Banker masons，这个术语最早用于诺曼石匠，源自法语单词banc，意为工作台）负责在工作台上切割、雕刻和装饰石材。
（下图）诺曼征服之后，石匠技艺迎来复兴。这些技艺最早由罗马人引入不列颠。诺曼人建造的大教堂、城堡和教堂在此后500年间一直是石匠们的灵感源泉。
石材更加坚硬，难以切割。
将石材运送到建筑工地是一项漫长而昂贵的工作，满载的牛车整日往返不停。自然，石匠们尽可能使用当地石材，在大型工程中，可能会专门在附近开采新的采石场。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石材，就会用大型驳船沿河运输，少数情况下还会通过专门修建的运河运送。
石材运到工地后，需要按照主石匠绘制的图纸切割成型。主石匠通常在工作间刷白的地板和墙壁上绘制这些图纸，有时甚至在工地上方便的地方绘制。一些中世纪的图纸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威尔斯大教堂的门廊上方就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主石匠完成图纸后，木匠会根据图纸制作木质模板（现代石匠使用锌板）。
模板、图纸和粗切石材或”毛坯”随后交给工作台石匠，他的任务是切割石材和线脚，并雕刻任何装饰图案。从都铎时代开始，尤其是在18世纪，他最费心的工作之一是将石材切割成琢石（ashlar）块。这些石块切割得极其方正，可以拼接在一起，形成几乎看不到接缝的建筑外墙。如今，借助热切割枪，几乎任何石材（包括花岗岩）都可以加工成琢石，但在过去，石匠们即使只用简单的工具，也能将易加工石材（freestones）切割成琢石。
石材加工完成后，工作台石匠会在顶部刻上主石匠给定的编号。
（上图左）各种新开采的粗切石材，包括石灰�ite和砂岩（有些显示出从岩石上劈开的痕迹），被运送到石材锯切场，用机械锯成基本形状和尺寸。然后石材存放在石匠的工场中备用。（中图）石材使用各种工具加工，包括刮刀（drags）、卡钳和锯子，这些工具几个世纪以来变化不大。主要区别在于许多现代工具采用了碳化钨或金刚砂刃口，以增加硬度。以前这些工具需要经常回火，通常由工地上专门雇用的铁匠负责保持工具锋利。（右图）工作台石匠使用主石匠绘制的模板，在石材上标出需要雕刻的窗花格（tracery）图案。他使用凿子、錾子和木槌将图案雕刻出来。
其中一个至今仍存在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贝尔哈里塔中——由于将数百磅重的石头精确放置到分毫不差的位置需要极其细腻的操作，因此无法使用畜力。石头会用吊索提升到建筑上方，但在实际安放时，任何起重设备都无法从下方穿过。解决方案是使用刘易斯吊具(lewis)将石头吊装到位，这通常是一个三脚支架，通过一个燕尾形楔键将石头悬挂起来，楔键插入石块顶部切割的榫眼中。石块会被精准地轻轻放入位置，然后取出刘易斯吊具。
主石匠会在石头上标注代码。这些代码标记指示了建筑组装时每块石头应占据的确切位置。
除了这些定位标记外，工作台石匠通常还会用一种叫做”印记”(sigil)的个人标记来”签署”自己的作品，通常刻在石头的顶面，这样石头安放后就能看到。单块石头需要以这种方式标识，以便明确谁应对错误负责，以及为了支付目的而确定每个人完成了多少工作量。
工作台石匠之后是安装石匠(fixer mason)，他们负责安放和铺设石头。石头总是通过绞车吊装到位，由强壮的臂膀或踏轮驱动。
（上图）一支专业的石匠团队花了10年时间将威尔斯大教堂的西立面恢复到14世纪中期的辉煌。（左图）这里，大教堂的一位专业石匠在完成塔楼顶部时展示了所有传统技艺。
（下图）石匠传统上会在石头上留下标记，以便为支付目的识别他们的工作。不过很少有人像这里的石料”账单”那样详细记录。
修缮费用总计：150英镑
石雕在中世纪结束后持续衰落，但18和19世纪流行的墓碑纪念碑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以雕刻石板和雕塑墓碑形式出现的石质纪念碑早在12世纪之前就已安装在教堂中，但直到乔治王朝时期，它们才开始出现在教堂墓地，几乎标记着每一座坟墓。从18世纪中期开始，对雕刻墓碑的需求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石匠开始专门从事纪念碑工作。
纪念碑石匠的真正鼎盛时期随着19世纪大型城市公墓的建立而到来。其中一些，如伦敦的肯萨尔格林和海格特，或利兹的劳恩斯伍德，成为石匠艺术的永恒见证。在这些公墓中，不仅有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墓碑，还有斜顶石碑、箱式墓、基座墓、桌式墓和巨大的陵墓。有些是精致古典品味的完美表达，有些则是哥特式奢华的狂欢；有些是具象的，如莫特莱克安放理查德·伯顿爵士墓的巨大阿拉伯帐篷。
然而，本世纪人们更偏好简单的纪念碑，这种纪念碑可以批量生产，纪念碑石雕艺术因此衰落。与此同时，石材建筑的高成本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房屋和公共建筑改用砖和混凝土建造。
石雕艺术似乎注定要消亡，但近年来由于保护古建筑的趋势日益增长，这种衰落已经停止。像巴斯或牛津这样的历史石头城镇现在可以支持多个石匠作坊，从一人经营的小作坊到大公司的相当规模的子公司都有。大教堂自建成以来一直在进行修复和维修，都至少保留一名石匠。有些大教堂，如奇切斯特和约克，保持着雇用50人或更多的大型作坊，现在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学徒开始学习这门手艺。
燧石打制工匠是我们史前时代的活化石。他运用古老的技艺，将坚硬易碎的石头打制成装饰性的”建筑石”或用于古董火器的燧石。
燧石打制——用锤子敲击塑形燧石——是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非凡技艺。那时唯一的锋利工具都由燧石制成，精心打制的石斧头曾被用作货币。早期人类发现，作为制作工具的原材料，燧石比其他类型的石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比钢铁更硬，本身没有纹理，而且非常脆，敲击时会剥落出锋利如刀的边缘。
最早的燧石工具可能是用从地面捡来的石头制成的，但史前燧石工匠很快发现，从地下挖出的燧石结核在许多方面优于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石头。燧石结核沉积在白垩山坡的地层中，呈不规则块状，外面包裹着一层白色外壳，称为皮层（cortex）。埋藏在不同深度的石头质量各异，新石器时代的矿工
（下图）燧石工匠将一块重达50磅的大燧石块放在膝盖上，用软金属分割锤轻轻将其敲成便于加工的小块。这种分割锤由铁匠打造，专门用于劈开这种脆性石材。
古人愿意深入地下数码挖掘，只为获取最优质的原材料来制作工具。
当最大的石块被搬运到地面后，会被敲碎成更易处理的小块，部分燧石工具就在现场制作。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空气会迅速影响石材的质量，使其更难加工。然而，精细的燧石加工是一项稀有技艺，采石场的石料往往要运送数英里才能到达史前工具制造者手中。
即使在这些技艺精湛的工匠手中，燧石工具的成型也是一件成败难料的事情。有作者指出，现代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制作一件满意的工具之前，会丢弃300片燧石碎片。新石器时代工具作坊周围大量的碎片证实，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生产效率可能变化不大。
史前人类使用多种技术制作燧石工具。最粗糙简单的方法是用小燧石斜向敲击较大石核的边缘。这种技术能产生形状粗糙但边缘锋利如剃刀的石片工具。然而，这类工具往往不便握持，而且很快就会钝化。为了制作更耐用、更精细的石核工具，工匠要么用大石头作为砧石来放置原材料进行加工，要么一手握住石头，另一手用成型石敲击。一旦工具的大致形状完成，就会用较小的成型石或骨角制成的锤子来修整边缘。最精细的修整工作通常不是通过敲击燧石完成的，而是用小燧石或硬木、骨头施加持续的重压。通过这种方法，史前人类展现了对最坚硬材料的非凡掌控能力，制作出既美观又实用的工具。
（上图）位于布雷克兰的格莱姆斯墓地由366个草覆盖的凹坑组成，这些曾是新石器时代燧石矿的矿井。优质的”底层燧石”最初是用鹿角和牛肩胛骨从白�ite土壤中挖掘出来的。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因为矿井深达40英尺。
（下图）史前人类使用燧石结核制作锋利如剃刀的武器和工具。从石块上敲下的石片用于制作刮削器等工具，而像斧头这样较大的器具则由石核制成。
除了提供工具的原材料外，燧石在史前社会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角色——这一角色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金属传入不列颠、燧石工具被淘汰后仍延续了很长时间。燧石敲击在合适的表面上可以生火。在《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描述了”……有人在燧石的纹理中寻找火焰的种子”，但这一次，这并非罗马人引入不列颠的技术。早在铁器时代之前，古不列颠人就已经用燧石敲击天然黄铁矿来生火了。
几乎任何形状的燧石都能敲出火花——但随着时间推移，用于生火的燧石形状逐渐被改进，甚至随时尚而变化。椭圆形燧石曾一度流行，但后来被方形燧石取代。燧石敲击在专门设计成便于手握的钢片上，这两个部件（统称为打火石）通常装在火绒盒中携带，火绒盒还能保持引火材料干燥。
第一批由燧石与钢摩擦产生火花点燃的火器出现在16世纪中期。这些武器采用与打火石相同的原理，配备了一种击发装置，其中特制形状的燧石被夹在一个摆动的、装有弹簧的臂（有时称为snaphaunce或”啄击公鸡”）的夹口中。扣动扳机时，击锤向前弹出，从火药池盖上敲出火花并将其推开，使火花点燃池中的引火药。
枪用燧石的质量如此重要，以至于其贸易蓬勃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仅英国一处的燧石打制工匠就向土耳其出口了一千一百万块燧石。最好的燧石来自法国，但英国工匠的技艺超过了法国工匠。
有一段时期，法国人将燧石出口到英国进行加工，然后再进口成品燧石。
英国工匠加工燧石的方式与他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大致相同，但他们拥有钢制工具来加工石头的优势：两把重锤，分别重约三磅半和五磅，用于”分割”或打碎大块燧石结核；较小的剥片锤用于从石核上敲下燧石薄片；最后成型的工具是一把长柄敲击锤(knapping hammer)，有时由旧锉刀制成。剥片锤的形状各异。英国工匠传统上使用圆头锤，但在19世纪，一种棱角分明的菱形锤——称为法式锤——开始流行。
成型过程从工匠将一大块燧石平衡在膝盖上开始，轻轻敲击石头，仔细聆听声音，这能提供一些关于石头最容易断裂方向的指示。然后，使用分割锤，他会小心地将石头打成具有”可加工”的较平坦表面的碎块：他不会像挥镐一样挥动锤子，而是将肘部固定在靠近臀部的位置，轻轻地从肘部抬起并落下锤子。
接下来，工匠将分割好的石块放在膝盖上，平坦的敲击面斜向下倾斜。他将剥片锤抬起几英寸，敲击石头平面的边缘，使微小的碎片和火花四处飞溅。如果敲击角度正确，一长条燧石薄片就会剥落下来。重锤能产生约一英寸宽、六倍长的薄片；使用较轻的锤子则产生较小的薄片。工匠在敲击之间稍微转动石块，绕着石头工作，直到回到起点。然后他会再绕一圈，使敲击位置与第一轮稍有偏移。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到所有可用的薄片都从石核上剥离——石头的核心部分质量较低，也更难精确成型。
（右图）早期人类发现燧石在与合适的表面撞击时能产生火花，这一发现发展成为打火石(strike-a-light)，由一块燧石和钢片组成。两者通常装在一个简单的火绒盒中，里面装有引火材料。
（下图）燧发枪手枪以不可靠著称，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滑稽决斗的记载，枪支经常走火失灵。这可能由以下任何原因造成：燧石可能滑出位置；火药可能从药池中被吹走；或者装药可能受潮。
为了将薄片横切成适合不同尺寸燧发枪的大小，工人会移到砧台前工作。通常，这是一个树桩，上面钉入一根软铁钉，并覆盖皮革。工人坐在铁钉一侧，用手腕轻轻一甩敲击锤，整齐地敲下燧石方块。观看这些工匠工作是一种奇特的景象：他们工作非常迅速，却能产出非常规整的燧石方块，每块背面都有几个微小的凹痕或”凸起”，可以夹在燧发枪击锤的夹具中。
未使用的石核通常不会被丢弃，而是用作建筑材料。只需稍加工作，敲石工(knappers)就能剥下
（上图）这对古董手枪展示了夹在弹簧击锤中的燧石。扣动扳机时，燧石向前击打，与火药池盖摩擦产生火花，点燃火药。
（左图）燧发枪需要高质量的成型燧石。工匠使用打制锤（knapping hammer），从石核上敲下双脊石片进行加工。
非常精确的燧石成型直到1300年代左右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建筑工人只是像使用其他石材一样使用燧石，作为碎石墙的填充材料。燧石结核不规则的圆形形状可能阻碍了更具创意的使用方式，因为需要大量�ite浆来填充岩石之间的大空隙。此外，圆形结核在砂浆凝固前容易从墙上滚落，这减慢了建筑进度。
到诺曼征服时期，英国建筑工人开始掌握主要用燧石砌墙的技艺。他们通过将燧石粗略打制成较规则的形状来消除结核之间的大空隙，使其比未加工的石头贴合得更紧密。在墙面上砂浆外露较多的地方，通常会镶嵌废弃的石片——这种装饰性做法被称为”镶嵌装饰”（garneting）或”填缝装饰”（galleting）。
他们将石核打制成粗糙的块状，使石头尽可能紧密地贴合在一起。用这种技术砌墙被称为”齐平砌筑”（flush-work），有时会做到极致。例如，刘易斯的一座教堂就是用打制成精确砖块形状的燧石建造的，并按准确的砌层排列。
但即使经过仔细成型，燧石也不适合用于结构的每个部分。将燧石打制成完美的直边立方体是可能的，但非常耗时，而门窗必须有直边。因此，几乎所有建筑都使用砖块或木材来建造柱子、拱门和过梁。
许多建筑工人选择燧石只是出于便利考虑——它是当地的石材，因此便宜且容易获取。
燧石结核的圆形核心常被用作建筑石材。燧石匠(knapper)会从核心上剥离石片，制作出大小规整的形状，便于紧密拼接。由于圆形结核容易滚动移位，需要用大量灰浆固定。
虽然可以将燧石加工成直边立方体，但门窗周围通常使用红砖等其他材料——诺福克郡格兰德福德的这座小屋(上图)就是这种做法的精美范例。许多工匠也被这种石材的装饰特性所吸引：东萨塞克斯郡韦斯特迪恩的这面老墙(右图)充分利用了燧石光亮断面的黑色和灰色，周围环绕着白色�ite质外壳(cortex)的边缘。
不过，燧石也纯粹因其装饰价值而被使用。燧石结核的断面呈现出美丽的深色玻璃质光泽，不同地区的燧石颜色差异很大。有些几乎是黑色，有些则较浅。各种颜色石材的并置为中世纪建筑师提供了丰富的色调调色板，用以创造图案和纹理的杰作。
燧石的不同颜色是由水从石头外部渗透造成的，这也在结核断面上形成了微妙的色彩变化。许多燧石工艺都利用了这些色调特性：建筑师特意以某种方式劈开石头，展现出深浅燧石的同心圆环，外围是明亮的白色皮质层。
值得注意的是，燧石打制工艺至今仍在少数地点延续，尤其是东英吉利亚的布兰登。生产的燧石用作建筑材料，也用于精心修复的燧发枪(flintlock)步枪和手枪——这些武器被收藏家和爱好者收集并射击。此外还有少量出口贸易，销往捷克斯洛伐克和西非等地区，那里的燧发枪尚未完全被火帽(percussion cap)取代。
讽刺的是，真正的燧石已不再用作简单的取火工具：在打火机中，硬化钢轮摩擦的不是石头，而是从铈、铁和稀有金属的合金上打出火花。
直到最近，茅草屋顶工艺一直在衰落，许多村舍被改造成不协调的石板和瓦片屋顶，但使用芦苇或稻草的茅草屋顶再次受到青睐，这项传统乡村工艺在现代世界中蓬勃发展。
绿地上有一个池塘，周围环绕着半木结构的村舍，在金色的茅草屋顶下静静沉睡；砖石墙围起的花园里玫瑰丛生、蜜蜂飞舞；绿荫庭院中矗立着色泽温润的石砌教堂——这种理想化的英国乡村景象具有一种永恒的品质，仿佛人类的作品与自然的造化之间的平衡从未被打破。茅草柔和的轮廓和温暖的自然色彩，与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大多数景观和谐相融，是这幅田园画卷的关键元素。
茅草除了外观优美之外，还有其他优点。曾经它是最便宜的屋顶材料：原始的茅草屋顶使用草皮、稻草、蕨类、石楠——任何手边可用的材料——早在铁器时代甚至更早的定居点就已使用。如今茅草价格昂贵，但它仍然非常轻便，因此对于某些建筑，如德文郡的泥土建造的夯土(cob)村舍，它是唯一可行的屋顶选择。它也是一种高效的隔热材料，冬暖夏凉。但缺点是需要定期更换，而且容易着火——一个火星就能在几秒钟内点燃干燥的茅草。现在可以通过在铺设前将茅草材料浸泡在阻燃溶液中来部分降低这种危险。
在中世纪及更早时期，茅草屋顶是普遍的屋顶方法——“thatch”一词源自撒克逊语”thaec”，最初是指任何类型的屋顶材料。大多数建筑都使用茅草屋顶，包括谷仓、磨坊和住宅，甚至大型建筑，如14世纪的佩文西城堡(Pevensey Castle)和诺福克的燧石教堂。目前英国最大的茅草屋顶建筑是威尔特郡蒂斯伯里(Tisbury)的巨大什一税谷仓。1971年，五名工人花了四个月时间铺设了1490平方码的茅草，使用了130,000捆诺福克芦苇。如果维护得当，更新后的茅草屋顶可以使用一个世纪。
（左图）松散的稻草捆被绑在屋顶上，通常覆盖在原有的茅草上，形成光滑起伏的轮廓。这种金黄色在一年内会风化成深栗褐色。
除了用于建筑屋顶，茅草的主要用途是覆盖谷堆，收获的庄稼会堆放在里面进行熟化。拥有附属建筑和谷堆需要铺设茅草的大型农场，可以为熟练工人提供全年的工作。大型谷堆可能需要长达一周的时间来铺设茅草，这是制作者们引以为豪的作品，他们会用稻草制作的个人标志来”签名”装饰顶部——鸟、钥匙、铃铛和权杖是最常见的图案。
直到不久前，茅草屋顶经历了长期的衰落。茅草屋顶年久失修，被瓦片或石板取代。相当频繁的更换费用和高昂的保险费是造成这种逆转的部分原因，但同时，在一个追求进步的时代，茅草屋顶开始显得过时，并带上了一丝贫穷的污名。然而，在20世纪后期，乡村正被怀念田园生活、逃离内城拥挤、污染和压力的城市人重新发现。很少有乡村人比茅草匠更能从这种乡村命运的转变中受益。茅草屋顶再次变得令人向往。茅草屋的新主人愿意花钱保持茅草屋顶的良好状态，茅草匠再次供不应求。目前英国约有50万座茅草建筑，为大约800名茅草匠提供工作。
茅草铺设(Thatching)的方式与本世纪早期拍摄这张照片时大致相同。成捆的稻草用细长的劈开的榛木条固定，再用金属钩固定在椽子上。
纯正的诺福克芦苇以其棕色羽毛状的穗头（如上图）而著称，有时会与香蒲和野生鸢尾混合使用以增加耐久性。
过去，许多植物都曾被用于茅草屋顶。在苏格兰高地和岛屿地区，石楠茅草屋顶用绳网或旧渔网固定，并在屋檐处悬挂石块以抵御强风。但如今所见的茅草屋顶几乎都使用诺福克芦苇、小麦秸秆（称为长秸秆）或梳理麦秆——这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可像芦苇一样铺设的小麦秸秆。
作为谷物收获的副产品，小麦秸秆曾经产量丰富且价格低廉，因此广受欢迎。然而，现代高产小麦品种的植株高度仅有18英寸左右，其秸秆髓质多且易碎，不适合用于茅草屋顶。茅草用秸秆需要27至36英寸的高度，因此必须专门种植长秆品种。这些品种在冬季稀疏播种，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生长到应有的高度和强度。农民在盛夏收割谷物时，不使用会损坏秸秆的现代联合收割机，而是使用传统的收割捆扎机。
这种芦苇茅草屋顶采用长秸秆屋脊，切割成扇贝形状，并用交叉排列的压条(Liggers)和茅草钉(Spars)装饰。
对于长秸秆，小麦可以脱粒后使用，也可以整株使用。对于梳理麦秆，麦捆被送入梳理机，去除麦穗并”梳理”秸秆，使其完整无损、理顺且方向一致地出来。然后将其捆成束，在德文郡（梳理麦秆最常用的地区）称为”nitches”。
诺福克芦苇（学名：Phragmites communis）野生于英国和欧洲各地的沿海沼泽、河口和淡水边缘。然而，在诺福克的布罗德兰地区，芦苇已被定期收割了数百年。定期收割能产出高大笔直的芦苇，同时也有助于保护苇莺和文须雀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芦苇在隆冬时节收割，此时霜雪已剥落矛状叶片，茎秆呈现金黄色的冬季色泽。传统上，芦苇收割季节从一月持续到三月，最耐寒的劳动者身穿厚外套、脚蹬齐腰高的涉水裤，用镰刀和短镰在冰冷的沼泽中劳作。芦苇割下后，经过清理，捆成标准尺寸的束，根部朝向同一方向。这些捆束在”整理板”(Spot Board)上敲打以使末端齐平，然后堆成”英寻”(Fathoms)——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绕一圈的绳子正好量出6英尺——最后用被称为”芦苇驳船”(Reedlighters)的平底船运走。艰苦而繁重的芦苇收割工作现已基本实现机械化。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芦苇需求，人们开发了专门改装的拖拉机，每分钟可收割并捆扎40束芦苇。
在早期，当交通还依靠马匹时，茅草匠会就近选择材料。因此，诺福克芦苇曾主要局限于东英吉利地区，而长秸秆则分布在其他地区。
不同茅草材料的外观各有特色。芦苇茅草（左图）——诺福克芦苇或小麦芦苇——呈现出刷子般的粗糙质感，而麦秆（右图）则光滑流畅。诺福克芦苇最为耐用，如果铺设得当，可使用长达80年。
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中部的小麦种植区，而梳理小麦芦苇仍是西南部的特产。这种整体格局至今仍依稀可辨，尽管最好的茅草匠现在走遍全国各地，而过去他们只在自己的地盘工作。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是茅草工艺作为手艺存续所付出的代价。
除了纯粹的实用考虑外，茅草材料在外观上也有明显差异，尤其是长麦秆茅草与芦苇茅草之间——无论是诺福克芦苇还是小麦芦苇。长麦秆茅草有一种独特的流畅轮廓，仿佛浓稠的奶油被浇在屋顶上。芦苇茅草则更加棱角分明，呈现出修剪整齐的刷子般质感，与长麦秆柔软蓬松的纹理形成对比——长麦秆露出的茎秆长度要大得多。
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工艺，使用相对稀缺的材料，茅草屋顶不再便宜，因此茅草的耐久性如今比以往更加重要。长麦秆茅草的使用寿命为15-20年，而小麦芦苇更耐用——可达30年——但最耐用的是诺福克芦苇，如果铺设和维护得当，可使用长达80年甚至更久。因此，它现在已在全国广泛使用。一些茅草匠会在芦苇中添加野生鸢尾和香蒲(bulrush)以增加其耐久性。
所有茅草匠都从屋檐向上铺设到屋脊，通常从右向左工作。茅草分层铺设，每一层依次重叠。
用麦秆制作的动物、鸟类、铃铛或其他物品被放置在屋顶或草垛的顶端，作为茅草匠在其作品上的个人”签名”。
在严冬的冰冷深处工作，诺福克芦苇的收割者必定是最耐寒的人。机械收割机已经取代了旧式的镰刀和大镰刀(scythes)，使他们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
（上图）曾经几乎所有建筑都采用茅草屋顶——房屋、城堡、磨坊、教堂、谷仓、鸽舍，甚至如图所示的船屋。
（右图）茅草屋顶需要定期更换。这座美丽的老木谷仓现已废弃，原有的茅草屋顶已无法修复。
长秆茅草(Long-straw thatch)铺设时，每一层都要覆盖前一层。长秆茅草以大捆或称”yealms”的形式铺设，紧密对接，并用”sways”固定——即长条劈开的榛木杆，穿入钉在椽子上的金属钩下。添加新的草捆时，用耙子将其梳理融入相邻的草捆，再用较短的榛木或柳木杆固定，这些木杆两端削尖，弯成发夹状，各地有不同叫法，如”spars”、“broaches”和”sparrows”等。
由于长秆茅草几乎平铺在屋顶上，屋檐和山墙边缘需要加固。通常采用装饰性的细劈榛木杆排列，称为”liggers”和横杆(cross rods)，与屋脊的设计相呼应。最后，用长屋檐刀修整边缘。
诺福克芦苇(Norfolk reed)和梳理麦秆(combed wheat reed)的铺设方式完全不同，因为成品屋顶只露出茎秆的粗端。第一层的草捆或芦苇捆用沥青绳在较细的顶端绑扎到屋顶上。后续各层用榛木横杆固定。随着层层叠加，茎秆逐渐变得几乎水平。然后用一种叫”leggat”的工具将末端整平，“修整”成所需的光滑轮廓，最后用刮刀轻轻修剪完成。
由于尖锐的芦苇是端头朝外铺设的，可以进行装饰性修剪，边缘可以剪成扇贝形、锯齿形或其他几何图案。然而，屋脊需要特殊处理。诺福克芦苇太硬无法弯曲覆盖屋脊，因此使用莎草(sedge)或更常见的长秆茅草。大捆茅草弯折覆盖屋脊，两侧用liggers压住，再用spars固定到茅草上。与长秆茅草的屋檐和屋脊一样，外露的liggers和横杆在茅草表面形成几何图案，屋脊边缘也可以剪出扇贝形和锯齿形。屋脊装饰和装饰性图案常被鸟类破坏，尤其是在筑巢季节；因此许多屋脊覆盖细铁丝网加以保护。
茅草屋顶上的装饰细节是许多茅草匠展示个人技艺的方式。与草垛茅草匠(rick thatchers)一样，有些人用编织的茅草制作装饰物放在屋脊上，有些人有自己独特的屋脊和老虎窗边缘收尾方法。尽管现代茅草铺设技术总体趋于统一，但最好的茅草屋顶从不千篇一律，都清晰地带有茅草匠的个人风格。
（右图）农场院子里的草垛和农舍本身都用农户自家的茅草铺盖，牢固地固定在屋顶上，以抵御戈尔韦湾边缘肆虐的大西洋狂风。
英国各地的房屋——从简朴的农舍到宏伟的庄园——都曾由泥水匠和灰泥装饰工匠（pargetter）运用可追溯至中世纪的技艺进行灰泥装饰。
尽管多年来房屋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木框架结构如画般的美丽，到现代住宅整洁实用的外观，装饰性灰泥工艺始终是房屋装饰历史中一条延续不断的脉络。现代装饰泥水匠仍在使用数百年前由前辈们开发的工具和技术。
灰泥本身是一种古老的材料——早在4000多年前，埃及人就用它来修饰墙面并为绑画做准备。希腊人和罗马人将这项技术推进了一步，发展出硬质灰泥（stucco duro），这是一种混合大理石粉的高度精炼灰泥，可以塑形、切割或抛光至丝般光滑的表面。
灰泥是石灰、沙子和水的混合物，但在过去，人们还会添加各种材料，如鸡蛋、啤酒、牛毛和黑麦面团，以促进或延缓凝固、增强强度，或获得特定的表面效果。
熟石膏（Plaster of Paris）于13世纪中期传入英国，是一种由石膏�ite物制成的柔软、洁白、快速凝固的灰泥。最初用于覆盖精美住宅内墙的石材表面。
（上图）这里展示的壮观浮雕灰泥装饰实例——位于萨福克郡的克莱尔——是工匠仅凭双手和抹刀塑造而成的。设计的线条首先用绳子在前一层灰泥上标记出来。
（左图）20世纪初，工匠们在J·杰克逊父子公司的工坊中辛勤工作。该公司由杰克逊和著名建筑师罗伯特·亚当于1780年创立。虽然早期的装饰性灰泥工艺大多在现场完成，但随着工艺日益精进，灰泥线脚开始在工坊中批量生产。
装饰性灰泥工艺不仅限于房屋内部。早在400年前，木框架房屋的外墙灰泥板就已经通过一种叫做灰泥装饰（pargetting）的技术被刻画或塑造出各种图案。
木框架房屋的墙壁是通过在主要木材支撑之间填充编条制成的。垂直的榛木桩被插入水平木材上预先切好的槽中，柔韧的榛木枝条、柳条、芦苇或橡木板条则编织在它们之间。这些编织板的两面都涂抹上涂料——由粘土混合切碎的毛发、稻草、干草或粪便制成。干燥后，涂料表面再覆盖一层灰泥，使建筑防风防雨。虽然抹灰的最初目的纯粹是功能性的，但人们很快意识到灰泥板具有装饰潜力。
起初，灰泥装饰工匠用抹刀末端或尖棒在新涂抹的灰泥表面划出简单的图案——人字纹、徒手绘制的漩涡和螺旋。后来，更专业的工具被开发出来，包括五齿灰泥装饰梳（可能是最广泛使用的灰泥装饰工具）。其中一颗末端齿比其他齿长，可以插入灰泥中，然后转动梳子，使其他齿在灰泥上切出同心圆。利用这种工具，灰泥装饰工匠可以构建出复杂的图案。
经常使用并在整个板面重复出现的图案被雕刻在松木或橡木模具中，然后压入灰泥形成图案。这些耐用的模具可能传承数代人，这解释了当地风格的延续性。
这种通过压印或刻划产生抽象凹陷图案的灰泥装饰被称为阴刻灰泥装饰（incised pargetting）。它在17世纪之前很常见，通常会涂上几层石灰水。
后来，审美趣味的变化和建筑材料的发展带来了灰泥工艺的革命。精细灰泥和粉饰灰泥（stucco）造型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功复兴，其影响很快传到英格兰。1501年，亨利七世向灰泥工匠行会授予皇家特许状，使这门手艺获得认可和地位。
意大利影响的全面冲击首先体现在1538年委托建造的诺萨奇宫（Nonsuch Palace）。这座非凡的建筑装饰着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由佛罗伦萨人托托·德尔·努恩齐亚塔（Toto del Nunziata）指导的工匠团队塑造。
粉饰灰泥（stucco）被用于制作高浮雕模型，是高度装饰性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完美媒介。大宅邸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倾向于使用外国工匠——主要是意大利人。
（左图）室内装饰性灰泥工艺在18世纪下半叶达到完美和精致的顶峰，以亚当兄弟的设计为代表。这里展示的罗伯特·亚当作品位于伦敦海格特的肯伍德府（Kenwood House）。他的古典室内设计确立了那个时代的风格，以圆形、椭圆形、八边形和菱形的复杂排列以及明亮的色彩著称。
亚当灰泥工艺的精细细节是通过在天花板上涂抹石膏底料（gesso）——一种由灰泥、胶水和亚麻籽油混合而成的材料——来实现的。
一些灰泥装饰工匠(pargetter)尝试表现鸟类、动物和人物形象。这些图案是在湿灰泥上用手和刀具现场塑造的，与其说它们写实，不如说它们充满魅力和活力。但像萨弗伦沃尔登的太阳旅馆或伊普斯维奇的麻雀屋那样，整栋建筑覆盖着高浮雕图案的效果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更常见的装饰较为简单，设置在凹陷的嵌板中。灰泥装饰工匠涂抹三层灰泥来制作墙面嵌板。前两层——底涂层和找平层——使用粗灰泥，第三层则使用细灰泥。制作凹陷嵌板时，先将模板固定在墙上，工匠们组织成行会和学派来完成这项工作。
起初，他们在天花板和墙壁上塑造的图案很简单。后来的设计变得更加华丽复杂，由此产生的装饰线脚充满了肖像徽章、水果、花卉、贝壳和卷轴图案。这种高度华丽的风格在大宅邸中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在乡村地区，这种风格的流行则需要更长时间。
17世纪初，装饰性灰泥工艺出现在较为气派的农舍和商人住宅中。天花板和横梁上的线脚装饰、装饰性檐壁以及精美的壁炉架装饰，特别是在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相当常见。下一个世纪，几乎每座新建的村舍和城镇住宅都采用了简化形式。装饰线脚(decorative plasterwork，天花板与墙壁夹角处的装饰性灰泥工艺)、天花板凸饰和踢脚线的流行一直持续到爱德华时代。
室内浮雕装饰的流行趋势与外墙灰泥装饰(pargetting)相呼应。16世纪建筑木材短缺意味着新房屋必须使用更少的木材建造。为了掩饰这一点，板条被钉在木构架上，整体涂抹灰泥，为灰泥装饰工匠提供了更大的工作面积。灰泥配方的改进——在三份石灰和两份细洗砂中加入切碎的牛毛——产生了更厚实、更坚韧的灰泥，这意味着灰泥装饰工匠也可以制作高浮雕。
（上图）灰泥装饰不仅限于装饰豪华宅邸。特别是在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郡，较为简朴的住宅也有装饰。这里使用的方法是刻划式灰泥装饰——将木模具压入湿灰泥中形成图案。
（右上图）如今的灰泥混合物可能比原来的石灰灰泥凝固更快、更易操作，但所需的技艺与以往一样精湛。
（右图）灰泥装饰和装饰性灰泥工艺中使用的工具多年来变化不大。这些工具是上图中的工匠为自己制作的。过去，模具和压模常常父子相传，延续数代。
在第二层涂抹后固定模板，然后在其周围涂抹面层。当模板移除后，装饰好的凹陷嵌板就显露出来了。
同样的牛毛石灰灰泥和基本相同的技术也用于室内天花板、檐壁和壁炉架装饰的塑造。在乡村地区，同一位工匠会承担这两种类型的工作。
灰泥工匠的基本工具是用于涂抹灰泥的抹刀和抹板，以及用于塑形和修整的凿子、刀具和划针。装饰性灰泥工匠还会有各种模具、模板和压模。
模具由蜂蜡制成，或更常见的是由灰泥制成，使用前用清漆密封。使用时，将半液态灰泥填入模具，可能会与熟石膏(plaster of Paris)混合或”调配”。
为了加速凝固，灰泥会被立即放置到位，并用楔子固定，使铸件背面粘附在背景上。凝固后，模具可以取下清洗并重复使用。整个设计就是这样逐步构建起来的，精细的细节稍后再添加。灰泥工匠通过用刀具对灰泥进行底切来实现更深的浮雕效果。
罗伯特·亚当的古典风格室内设计为18世纪后半叶奠定了风格基调，他的天花板装饰使用了石膏底料（gesso）——一种由石膏、胶水和亚麻籽油混合而成的材料，可以雕刻出非常精细的细节。
线脚——天花板上的肋条、檐口、镶板边缘等——都是使用滑动模具在现场制作的。滑动模具是一块铁片或锌片，在其一边或两边切割出轮廓，固定在一个直角木框架中。
高浮雕灰泥装饰（左图）诺福克郡布利克林庄园长廊中描绘五感的系列镶板细节。到17世纪初制作这块镶板时，灰泥——一种石膏和大理石粉的混合物——已被用于制作高浮雕设计。
伊丽莎白时代饰带（下图）德比郡哈德威克庄园灰泥饰带上的狩猎场景。这是约1595年为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制作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灰泥工艺的精美范例。
制作檐口时，灰泥工匠首先在墙壁和天花板交接的角落堆砌一个灰泥芯，比预期的线脚稍小一些。待其凝固后，将浓稠的奶油状灰泥大量抹在要制作的区域。一根叫做滑轨的木条固定在墙壁顶部附近，用于稳定滑动模具，然后沿着整段灰泥来回平滑地推动模具，直到形成线脚的基本形状。然后让其干燥。最后，在粗略成型的线脚上涂抹较稀的混合物，重复数次以获得光滑的表面。
天花板中心装饰的圆形线脚以类似方式制作，但不是沿着滑轨移动模板，而是将其安装在一种叫做旋转杆（gigstick）的工具末端。
早期的灰泥装饰用于装饰木框架房屋结构构件之间的镶板。木材之间的空间首先用直立的榛木桩填充，并用柔韧的柳条编织。然后覆盖一层黏土和稻草的混合物。由于黏土会随天气收缩或膨胀，因此需要涂抹数层灰泥加以保护。起初这种灰泥工艺是素面的，但后来添加了复杂的图案。
圆规固定在灰泥中，可以旋转画出圆形。
伊丽莎白时代，大多数线脚装饰都比较窄且简单；到了17世纪初，线脚变得更宽，表面平整，可以进行进一步装饰；小型台铸的叶饰和卷轴纹样会用熟石膏固定，或者手工塑形后用模具压印表面细节，比如叶片上的叶脉。
18世纪晚期的古典复兴是灰泥工艺的黄金时代——亚当兄弟的时代。但时尚在变化，工艺方法和材料也随之改变。
大约1850年前后，明胶模具逐渐被引入使用。由于明胶具有柔韧性，可以用来浇铸已经成型的精细高浮雕细节作品。一旦灰泥凝固，用明矾密封并涂油的模具就可以直接剥离。需要长时间精心准备的慢凝石灰灰泥逐渐被熟石膏和其他专利配方所取代，这些新材料更耐火、更易于施工，尽管它们的表面不如传统材料那样适合精细塑形。
装饰件不再是在现场用实心灰泥浇铸并用同样材料固定，而是开始在作坊中批量生产，使用熟石膏和草纤维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覆盖在木制骨架(armature)上成型，完成的成品可以直接钉装到位。
如今，在修复老天花板时，会将明胶包裹在原有线脚周围，待其凝固后剥离，作为新浇铸件的模具。现在英国很少有人委托制作需要精细灰泥工艺的全新天花板。然而，许多老牌公司的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尤其是出口到中东地区。
（上图）1860年行业工具书籍中的插图。许多灰泥工具对于今天的DIY爱好者来说都很熟悉。
（右图）一件精美的灰泥檐口正在现代作坊中制作。过去，装饰性灰泥工艺通常在现场完成，但如今都是在作坊中预制成型，然后运输到现场用螺丝或铁丝固定安装。
尽管英国很少有新的装饰天花板委托项目，但工匠们仍然供不应求，需要承担现有老天花板的精细修复工作。
木材曾被用于制作一切物品，从厨房用具到教堂装饰，传统木雕工匠的技艺对社区至关重要。
一次午后漫步，让17世纪著名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路过了德普特福德一座破旧的茅草屋——那时还是伦敦的乡村地带。当他走过时，透过半开的门瞥见一位年轻工匠正在雕刻一件精美的木雕作品。这位年轻工匠名叫格林林·吉本斯，他正在创作的是《耶稣受难》，这是木雕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伊夫林认识到吉本斯独特的才华，帮助他获得了查理二世国王的赞助，吉本斯随后为圣保罗大教堂、汉普顿宫及许多其他宏伟建筑创作了精美的雕刻作品。
吉本斯是个例外，不仅因为他的才华出众，还因为他的名字能被后人记住。木雕工匠虽然长期以来是最受尊敬的手艺人之一，但他们从不在作品上署名，数千年来为大大小小的教堂和建筑增添光彩的无数木雕工匠的名字早已被遗忘。即使是本世纪最杰出的雕刻师之一、约克郡的罗伯特·汤普森，也用一只老鼠而非自己的名字作为标志。往往只有雕刻作品本身见证着这门至今仍蓬勃发展的工艺的悠久而辉煌的传统。
木材易于加工、随处可得，却又坚韧耐用，数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基本材料之一。从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木材就被切割、打磨和塑形，用于制作简陋的工具。随着人类发现铁、青铜和其他金属，他们学会了将木材精细地加工成日常生活用具：在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附近的湖村遗址中，出土了可追溯到2000年前的木碗、木勺、木桶和其他木制器具。
除了最富有的人之外，所有人一直使用雕刻木器作为基本餐具，直到中世纪及以后。这些雕刻器具大多简单实用，木雕工匠可能很少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
事实上，大部分木雕可能是由普通人完成的，他们为自己制作从碗勺到家具和犁铧的各种物品。尽管如此，早期木雕工匠的技艺在北欧入侵者精美的木船和早期教堂中清晰可见（尽管现存最古老的教堂雕刻实例位于格洛斯特郡的南塞尼，仅可追溯到12世纪）。
然而，装饰性雕刻真正繁荣是在中世纪。
在中世纪，有一种木雕——刻线雕刻(incised carving)——是由细木工而非专业雕刻师完成的。细木工使用雕刻线脚来遮盖和掩饰家具或镶板上的接缝。这里展示的是亚麻褶皱镶板(linenfold panelling)的一个例子。
14至15世纪建造的数千座教堂为雕刻师展示装饰技艺提供了大量机会。在继续制作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的同时，中世纪工匠开始创作精美的圣坛屏风(rood-screens)、长椅端饰和其他教堂陈设，使中世纪成为雕刻的黄金时代。
与石匠一样，中世纪木雕师以团队或”学派”的形式工作，由一位雕刻大师领导——许多木雕师实际上也是石匠。他们创作的一些雕刻是简单的卷轴纹饰，有些是宗教圣像。但中世纪教堂也是那个时代无意识幻想的储藏库，雕刻师们和石匠一样，用凿子和圆凿雕刻出各种奇异而奇妙的生物——断头、雌雄同体者，以及用单腿当”遮阳伞”的独脚人(sciapods)。
然而，在中世纪为木雕师带来大量工作的教会赞助，随着16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到来戛然而止，英国雕刻最伟大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起初，新兴富人似乎会取代传统的教会艺术赞助者，如富裕的商人、自耕农、农场主、新兴地主王朝的创始人，以及国王本人。例如，约翰·里普利成为宫廷雕刻师。
17世纪木雕师格林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的作品被视为英国木雕的巅峰。这些精湛的作品（下图和右下图）是他作品的典型代表。
（上图）位于约克郡基尔本的罗伯特·汤普森工匠有限公司的工坊，延续了英国木雕最优秀的传统。本世纪初，公司创始人罗伯特·汤普森（后因其商标而被称为”约克郡鼠人”）受到里彭大教堂精美雕刻的启发，试图复兴中世纪大师的技艺，并以此为目标创立了公司。工坊一直保持着同样的高标准，创作出如这只雕刻雄鹰般的精美作品。
亨利八世时期，工匠们为亨利在白厅宫制作了一些精美的雕刻作品。当然，正是贵族皇室的赞助，才使得格林林·吉本斯在随后的世纪里创作出他的杰作。
吉本斯的出现，使英国装饰雕刻达到了短暂而辉煌的巅峰。吉本斯及其同时代工匠作坊所创作的雕刻作品，在美感和技艺上无与伦比。但他们承接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为大型乡村庄园和大教堂服务的宏大项目，而参与其中的作坊数量非常少。当17世纪末，用于房屋雕刻的资金和风尚开始消退时，这些作坊也开始相继关闭。18世纪作家R·坎贝尔评论道：“现在使用的雕刻不过是这门艺术的轮廓而已；它仅仅由一些毫无意义的卷轴，或是对某些水果和花卉的拙劣表现组成。”
在这个有限的精雕细刻圈子之外，木雕师的地位持续下降，因为赞助来源寥寥无几。一位同时代的人抱怨说，典型的乡村流动雕刻工是”一个无知、醉醺醺的家伙，拼命干活，拼命喝酒……（但）从来攒不下一个先令”。
但市场对雕花椅子和其他家具的需求日益增长，托马斯·谢拉顿和齐彭代尔只是18世纪众多同时接受雕刻师和细木工培训的工匠中最著名的代表。乔治王朝时期伦敦的商店里摆满了精美的雕花家具，“陈设如此华丽，看起来更像宫殿”。除了那些依附于城市商店的著名工匠外，还有数百名”小作坊主”和流动工匠在后街小巷和乡村里辛苦劳作，为新兴的中产阶级雕刻和镀金家具。
在造船厂里，雕刻师仍有大量工作，为那些驶向英国海外殖民帝国的大船制作精美的船首像和装饰带。在乡村，雕刻师们在马车制造厂竞争工作，其方式类似于现代汽车装配线。
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对木雕师技艺的需求几乎消失殆尽，因为工业化的巨手在维多利亚时代席卷了整个国家。华丽的木制马车让位于铁路的钢铁；宏伟的木制船只
许多木雕师制作的物品，如左图所示的17世纪带盖高脚杯，都是在车床（上图）上旋制而成的。车床已被使用了数千年，带有长弹性杆和踏板的杆式车床(pole-lathe)早在古埃及时期就已被使用。
被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开创的钢壳巨轮所取代；厨房中的木器也被陶器和金属制品所替代。即便是维多利亚时代客厅里摆满的深色家具，也大多是批量生产的。
直到近年来，木雕师的技艺才重新受到重视。约克郡基尔本的罗伯特·汤普森及其家族等工匠，正努力重现中世纪失落的艺术。
木雕工艺包含三种基本技法。“阴刻”(incised carving)是将图案刻入木材；“浮雕”(relief carving)是将背景部分削去，使图案凸起；而”圆雕”(carving in the round)则相当于用木材进行雕塑创作。
（上图）木雕师使用的两种基本工具是直刃凿和弧刃圆凿(gouge)，但每位工匠都会积累大量不同宽度的各类工具。如今使用的工具与过去相比，仅在锋利度和耐用性上有所不同。
（左图及下图）耶稣学院礼拜堂长椅端部的细节，以及彼得伯勒大教堂唱诗班席位的精美镂空雕刻，展现了中世纪木雕的丰富技艺与美感。
在各类雕刻中，木雕师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木材。橡木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木雕师的首选。技艺精湛的撒克逊和中世纪木雕师似乎几乎只使用橡木，这是英国最坚硬的木材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橡木是深色木材，但这种变深只是老化、风化和各种处理的结果。
椴木(lime wood)是一种柔软的白色木材，历来也深受英国木雕师喜爱——主要因为它易于加工，对雕刻工具反应灵敏。格林林·吉本斯的大部分杰作都是用椴木完成的。而在南欧广泛用于雕刻的胡桃木和黄杨木(box-wood)在英国很少使用，原因仅仅是木材供应有限。
雕刻师青睐的其他木材包括冬青木、樱桃木、苹果木、梨木、白梁木(whitebeam)、雪松、枫木、紫杉、金链花木(laburnum)和悬铃木(sycamore)。这些木材大多相当稀少，只能获得小块木料。紫杉非常坚硬结实，重量几乎与橡木相当。樱桃木极具装饰性。梨木质地极细，加工起来有些困难，格林林·吉本斯曾大量使用——与苹果木一样，它非常耐久。枫木非常适合车削加工，曾经大量用于制作名为”马泽尔”(mazers)的饮酒器皿。
大多数木材全年都可以砍伐——除了榆木，如果在早春或夏季砍伐会干裂。但木材需要充分干燥才不会开裂。如今，工匠们将橡木干燥约五年，按木料每英寸厚度计算一年。
在干燥过程中，木材堆放在地板上，沿长度方向放置支撑物以防止木材翘曲并保持空气流通。木堆通常加盖顶棚以遮挡雨水和阳光。窑干如今已是成熟可靠的技术，但木雕大师们更喜欢自己干燥木材。
为了在工作时保持木材稳固，木雕师使用各种夹具和台钳，有时还需要用木块和楔子加固，将木材精确固定到位。一种传统的工具是成型马凳(shaping-horse)，雕刻师跨坐其上进行木材塑形。可移动的中心横档由雕刻师的双脚控制，使双手完全解放。
塑形木材需要使用众多工具，包括不少于八种主要类型的锯。有些用于顺纹切割，称为”纵锯”(rip-saws)；另一些用于横纹切割，称为”横锯”(cross-saws)。刨子基本上是用于塑形和打磨的工具。
（右图）来自罗伯特·汤普森工匠有限公司的工匠们在工作室中工作，展示了处于不同制作阶段的圆雕动物造型。该公司现由创始人的孙辈经营，以手工制作的家用家具、教堂家具和会议室家具以及雕刻作品闻名，所有作品均采用英国橡木制成。
表面处理工具也有多种类型。在开始切割或雕刻木材之前，木雕师必须根据技术图纸或草图在木材上进行标记。为此，他需要使用划线刀、角尺、划规，对于圆形作品还需要圆规和可调卡钳。敲击雕刻工具时使用木槌或锤子。山毛榉木似乎是制作槌头的标准木材。
（左图）从16世纪到18世纪，许多木雕师通过创作装饰英国庞大木船舰队的精美船首像(figurehead)来展示他们的技艺。随着铁船的出现，对船首像的需求逐渐消失。这座巨大的雕刻作品正由怀特岛的诺曼·盖奇斯修复，它位于世界上第一艘铁甲战舰”勇士号”上，该舰于1860年下水，1979年被船舶保护信托基金会收购。
雕刻工具约有80种不同类型，但大多数雕刻师使用20到30种，主要是按宽度分级的圆凿(gouge)和平凿(chisel)。最重的工具用于初步切割，较小的工具用于更精细的加工。在中世纪，“分线刀”(parting-tool)——一种切出V形切口的圆凿——被英国木雕师广泛使用，他们的作品以大胆的高浮雕著称，与南欧工匠的浅浮雕形成对比。
几代木雕师使用的表面处理技术包括蜡抛光、法式抛光(French polishing)、油抛光、打磨和染色。但一些最有天赋的工匠更喜欢不对工具加工过的作品做任何处理，保留天然木材表面。但如果木材不进行表面处理，切割就需要直接、干净，并使用非常锋利的工具。
仔细观察教堂中的中世纪木雕，有时会发现这些美丽的陈年木材表面曾经覆盖着油漆。传统的反应是谴责这种处理方式，认为近乎破坏行为，但近年来，前卫艺术家们一直在尝试彩绘雕刻，并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效果。
如今，木材被认为是一种创意艺术媒介，越来越多的人将雕刻作为爱好。他们认识到，在木材中工作就是与一种有生命的材料打交道，它能够接收和反映他们自身的能量和灵感，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现木材天然形态和色泽之隐藏美感的机会。
很多年前，在白金汉郡的山毛榉林深处，流动的手工艺人在简陋的灌木棚屋中安营扎寨。这些人被称为”椅腿工匠(bodgers)“——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简单却巧妙的工具，制作温莎椅的椅腿。
山毛榉树长期以来对人类大有用处。这种树生长快速、笔直高大，其木材相比许多其他木材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使在未干燥的状态下也可以劈开和加工。笔直紧密的纹理使其不易翘曲，成为家具制造商以及众多需要顺纹劈裂木材强度的物品制造商的首选原材料。过去，山毛榉木制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包括帐篷桩、衣夹、鞋匠的鞋楦(lasts)、工具手柄、钢琴框架、砧板、马车框架、汽车和飞机框架——实际上不胜枚举。
山毛榉被称为”白金汉郡的杂草”，在该郡生长极为茂盛，甚至可能因此得名——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山毛榉一词”boc”。因此，奇尔特恩山毛榉林，特别是海威科姆周边地区，成为最早的大规模乡村产业之一——椅子制造业的中心。
椅子制造是后来工业家发展的”流水线装配”方法的先驱，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线”从森林深处的简陋营地一直延伸到数英里外的作坊。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都由不同的工匠完成。负责第一阶段工作的人——从购买成片的木材到车削椅腿和横撑——被称为”椅腿工匠(bodgers)“。这些椅腿工匠是技艺高超的手艺人，与现代词义所暗示的粗制滥造毫无关系。
他们参与制作的椅子属于现在所称的”温莎”椅——与所有其他类型椅子的区别在于：由椅腿和横撑(支撑杆)组成的下部框架嵌入座板底部，与嵌入座板顶部的靠背和扶手上部框架是分开的。
椅腿工匠的工作从购买山毛榉树开始——这些树仍然立在森林中——通过拍卖购得。几个人及其家庭长达一年的生计可能都取决于一次成功的采购。
一旦买下树木，椅腿工匠们就会立即在森林中的山毛榉林旁搭建临时营地。
有些椅腿工匠为自己工作；另一些则受雇于中间商，如农场主。他们的工具很少。伐木斧开始工作，放倒大树并砍掉树枝。然后用一把长的双柄横切锯将伐倒的木材切成称为”木段(butts)“的段落。椅腿工匠通常成对工作。两人各执一端，横切锯在推拉两个方向都能切割。木段被切得比椅腿或横撑稍长一些。
椅腿工匠开始制作的椅子由框架工完成。与椅腿工匠不同，框架工使用许多工具：用于打磨和抛光木材，用于钻椅腿和横撑的孔洞，用于在”靠背板(splats)“上切割图案，最后将所有部件粘合在一起。
切割完成后，通常长度在16到18英寸之间，木段就可以进行劈裂了。
由于山毛榉木纹理笔直，劈裂时既容易又可预测，能保持原始树枝或树干的全部强度。木段被竖直放置在一个低矮的木墩上（通常是一段倒置的原木），然后用楔子和一种叫做beetle（木槌）的短柄重锤将其劈成称为billets（木坯）的小段。
木坯最终要在车床上车削成光滑的圆形，但首先要用侧斧粗加工成五边形或八边形的截面，两端逐渐变细。这道工序技术要求很高，削圆工人工作速度很快，在高砧木上快速粗削出形状，然后将木坯堆放在一旁，等待下一道更精细的加工工序。这道工序在一种叫做shave horse（刨马）的低矮工作台上进行。削圆工人跨坐在”马”上，木坯被夹在脚踏式夹具中，这样他的双手就可以自由使用draw-knife（拉刀）了——这是一种窄钢刀片，两端各装有一个直角手柄。
光滑且两端渐细的木坯现在可以在pole-lathe（弹杆车床）上进行最终成型了。这是一种自制的古老装置，其设计至少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
用灌木枝条搭建茅草顶棚，用厚厚的木屑堆成墙壁来挡风，削圆工人的小屋一天就能搭建完成。它为工人和他的弹杆车床提供了遮蔽。加工好的椅腿被存放在高高的、像刺猬一样竖立的木堆中进行干燥。
车木匠(bodger)最复杂的工具是脚踏车床(pole-lathe)，它被安装在工棚内，可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使用。脚踏车床通过车床底座下方的弹簧踏板来操作。踏板最初由几根绑在一起的树苗枝条制成。踩踏板会使工件前后旋转，车木匠在木材朝向自己旋转时使用车刀来塑造木材。
温莎椅的横撑通常是素面的，但椅腿在脚踏车床加工阶段会带有各种装饰。最常见的”纺锤”装饰是用V形凿子完成的。平均而言，车削一根椅腿需要两分钟。椅腿从车床上下来时光滑明亮，然后被锯成所需的精确长度，并以一种叫做”刺猬”的特殊形状堆叠起来——这种堆叠方式可以让空气在堆垛中流通，使木材干燥。
最终椅腿开始工厂化生产，但”乡村”椅腿始终被认为更优质。原因在于车木匠制作的椅腿总是从树干底部劈开的，而工厂椅腿通常是机器锯切的。劈斧总能暴露出缺陷和节疤，有问题的木坯可以被剔除，但锯切的木坯会隐藏缺陷，这些问题只有在椅子使用后才会显现出来。
制作完成并干燥后，车木匠的产品按”罗”(gross)卖给当地的”椅匠师傅”(chair-master)，但这个行业的成功并没有让车木匠们富裕起来。一罗包括144根椅腿加上108根横撑，最终可以组装成36把椅子——每把椅子有四条腿和三根横撑——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车木匠们
脚踏车床是一种原始但高效的工具，熟练的车木匠可以在不到两分钟内车削出一根椅腿。
在椅子制造之乡海威科姆（High Wycombe），每逢重大节日，人们会在大街上用椅子搭建巨大的拱门。
工人们的收入低至每罗（144件）仅五先令。海威科姆等家具城镇的无良收购商专门欺压椅腿工，故意压价到最低才肯收购，因为他们深知椅腿工无力将货物运回林中。
为了生产两罗半的产品、赚取每周十二先令六便士的微薄工资，椅腿工必须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五天半。椅腿和横撑卖出后，椅腿工在椅子制作中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余工序由其他工匠完成。
温莎椅的座板由厚木板制成，有时用山毛榉，但更常用榆木。木板由锯木工从原木上锯下，他们常像椅腿工一样在林中作业。这些木板被送到椅子作坊，由负责室内锯切的”台工”将其切割成椅座形状。然后由”底工”用锛子（adze）将座板雕刻成优雅的马鞍形——这是温莎椅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曾经只被认为适合农舍或仆人房间使用的传统温莎椅，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古董。
“弯木工”负责制作某些款式特有的弯曲椅背。最初使用劈开的紫杉或白蜡木条，用刮刀修整成方形，然后浸入沸水或蒸汽中软化，再弯曲固定在低矮弯木台的木桩上定型。后来在批量生产的椅子中，劈裂的木条被锯切的木板条所取代。
椅子的最终组装由”装配工”完成，但他首先要将各处送来的部件打磨光滑。他还可能切割和装饰椅背板——许多温莎椅中央的垂直支撑板。然后他钻出众多孔洞，用于安装椅腿、横撑、扶手等各种锥形榫头部件。最后，椅子被送到专业抛光工处理，或在作坊内染色。
到十九世纪中叶，椅子制造已成为繁荣的产业。在海威科姆，仅一家工厂每周就能生产九千把椅子。
旧传统根深蒂固；虽然椅子不再像过去那样堆满马车和蒸汽车运往全国各地，海威科姆至今仍是重要的椅子和家具制造中心。
随着机械化取代老工匠，带来更高利润和更低价格，椅子也失去了许多特色。天然木纹的强度被机械加工的对称性所取代。直到1958年，白金汉郡还有一位运输商用马车运送椅子部件，但椅腿工几乎已经消失。到1938年，奇尔特恩地区只剩下九位椅腿工。如今一个也没有了。
粗加工的木坯在上杆床车削前，要用刮刀进一步修整。刮削马是工匠坐着工作的工作台。
乡村陶工使用与古代先辈相同的材料和工具，为村庄社区提供实用器皿，如面包罐、奶油盘、盐罐(salt kits)和酿酒坛。
任何观看过熟练陶工在转轮上”拉坯”(throwing)的人，都会被旋转的泥团在他手中膨胀生长的方式所吸引，甚至着迷。这种神奇的体验将我们与过去的工匠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古代的日常器皿。
陶工的世界几乎没有变化。他的材料、工具和设备与9000年前制作第一件陶器时基本相同。那时，陶器是简单的土器——生粘土——很可能是晒干的，所以只能用于存放谷物和干货。然而不久，古代陶工学会了如何在地上挖坑，用木柴堆烧制陶罐，使他们的土器变得足够坚硬，能够承受家用炊火的高温。
这些早期的陶罐不是在转轮上制作的，而是用更原始的方法：在篮子内衬上粘土；用盘条法(coiling)（用长条粘土堆叠成型）；将一团粘土挖空捏制成形；或用”泥板法”(slabbing)（将粘土块像面团一样擀平，然后用湿粘土粘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技术至今仍在使用。
没有人确切知道陶轮是何时发明的，但轮制陶器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1500年）。它的发明彻底改变了陶工的工作，使生产优质家用器皿变得更加容易。基本的陶轮是一块平坦的圆形木板、金属板或石板，安装在垂直轴上旋转。
这幅19世纪早期的插图展示了一位陶工在曲柄轮上拉制花园陶罐。这种轮子是在1790年代发展起来的，需要助手操作，但优点是让陶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塑形工作中。另一个小伙子站在旁边，手持准备好的泥球，随时递给陶工并取走成品。
由重型飞轮驱动运转，飞轮积蓄能量，确保平稳持续的转动。
英格兰的乡村陶器作坊通常是家庭经营的小型企业，往往建在当地粘土矿坑和水源附近。由于制陶利润微薄，陶工们常常兼营农业。
采用 Copeland 釉面陶器制作
乡村陶工作品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居住的地区。如果当地材料是耐火粘土（firecite）——一种劣质粘土——他只能制作粗糙的陶器。但如果他有幸住在斯塔福德郡或诺丁汉郡这样的红砂岩地区，就能获得该地区丰富的红棕色陶土。当时交通不便，粘土无法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
粘土是一种可塑性材料，由�ite石英（silica）和氧化铝（alumina）与水混合形成的细微颗粒组成，烧制后会�ite化成易碎但几乎不可摧毁的材料。在约500°C时会发生化学变化，使其无法恢复到可塑状态。粘土的特性差异很大：有些容易加工，有些几乎无法使用。主要分为两大类：原生粘土和次生粘土。原生粘土存在于其最初形成的位置，不易加工，但包括最白最纯的粘土——高岭土（Kaolin），它是骨瓷和瓷器的基本原料。次生粘土是指被风或水等自然作用从原始位置搬运而来的粘土。由于已经经过研磨，它们非常易于塑形。
（上图）这些宽口盆和用于储存牛奶和奶油的高罐，以及装奶油和黄油的小陶罐等实用器皿，在乡村社区广泛使用。大多数是素面的，但这一系列产品中也包括一些带装饰的器皿。
（右图）原始状态的粘土缺乏可塑性，在拉坯（throwing）前必须经过处理。过去，粘土通过在粘土房地面上赤脚踩踏来进行”调和”（tempered）。男孩们赤脚工作，从混合物中挑出小石子或砂砾。
多余的水分蒸发掉。然后取出黏土，铺在地板上，由赤脚的男孩们将其踩踏成浓稠的面团状，同时用脚挑出其中的石子。一些村庄的陶工有一台练泥机(pug mill)，可以机械化地完成这个过程。
接下来，黏土需要用手”揉练”(wedged)，即切成片状，然后一片一片地摔打叠放在一起，以排出所有气泡（气泡会导致陶器在窑中爆裂）。然后由”揉泥工”(clay boy)称重并揉成球状，他会再次揉练黏土，始终保持泥球的正确形状。如果拉坯工对泥球的大小或状态有任何不满，他通常会把泥球一个接一个地扔向揉泥工！
陶工的工具一直都很简单，每个陶工都有自己喜爱的工具，很可能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可能有木质肋板(wooden ribs)来将陶器塑造成特定形状；有高度规，可能是一根木棍插在轮子旁边的泥球里，向前倾斜几乎触及陶器的边缘；有一对木质卡尺来测量壶盖或瓶颈宽度；有修坯工具来修整陶器底部；有滚花轮(roulette)，一种刻有图案的小滚轮，用于压印装饰边框；还有用于”泥浆装饰”(slip work)的刷子和泥浆瓶（用液态黏土装饰陶器）。两件必备工具是：一根两端系着小木柄的金属丝，用于将陶器从轮子上切下；以及一把锋利的尖刀。
大轮(great-wheel)于18世纪引入，一直使用到蒸汽动力出现。一名工人或学徒缓慢转动一个大滑轮，绳索从滑轮下方经过一组滚轮，连接到陶轮轴上的小滑轮。制作大型陶器时，拉坯工会向转轮工喊出不同的速度：定心时要快；拉高时中速；收尾阶段要慢。然而，制作较小的器皿时，转轮工需要保持稳定的速度。
双耳波塞特壶(posset pot)用于饮用”波塞特”(posset)——一种用麦芽酒、葡萄酒和香料调味，并用蜂蜜或糖蜜增甜的热牛奶饮品。这件1696年的斯塔福德郡陶壶上装饰着彩色泥浆——即有色液态黏土。
黏土包括”普通”陶土、赤陶土和�ite器黏土。根据黏土类型的不同，它会在1030°C至1450°C之间的温度下�ite化（即变成玻璃状物质）。炻器和瓷器需要特别高的烧制温度，这使得普通乡村陶工难以承担其成本。
找到黏土来源并获得使用权后，陶工从采石场、河岸或切口处挖掘黏土。黏土通常先经过风化以使其分解，然后投入坑中浸泡24小时，最后放入搅泥机(blunger)——一个带有倾斜水平旋转桨叶的大桶，搅拌黏土直至其分解成奶油状。然后通过筛子流入沉淀池，让多余水分蒸发。
制作陶器时，陶工取一个准备好的泥球，用力拍在轮子中心。他把手浸入水中，按压湿润的黏土，使其在旋转中定心，直到它正好位于轮子的中心——这个动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当黏土完美定心时，陶器才会对称。
陶器的成型是通过在黏土中形成一个空腔开始的。
（右图）这些带有高耸烟囱的窑炉属于上升气流类型：火焰产生的热量从陶器下方升起，穿过陶器后从顶部排出。窑炉的设计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可用燃料的类型（煤或木材）以及乡村陶工的生产规模。
（下图）这张1913年的照片展示了里彭利特尔索普陶器厂的员工。最左边的男孩是乔治·柯蒂斯，他在1986年仍在生产大型陶器。
用拇指在黏土球的中心开孔，一只手的手指在陶器内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外部，将黏土向上拉伸。每位陶工都有自己独特的拉坯风格，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手部和手指部位也略有不同。
在进行重复性工作时（乡村陶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性的），师傅陶工会有一名”传递工”或”取坯工”协助——通常是年轻的学徒——他的工作不仅是保持充足的黏土球供应，还要将陶器从转轮上取下并放置在干燥板上。
当陶器达到皮革硬度时，即足够坚固可以搬动但又不至于脆到会碎裂，就需要进行干燥。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户外阳光下晾干，但冬天干燥就比较困难了。在小型家庭陶器作坊里，主人无疑会把陶器拿到厨房里烘干。
在烧制之前，乡村陶工有时会在仍然略微潮湿的黏土上施加简单的装饰：可以通过刻划、抛光（burnishing）、用彩色泥浆（slip）制作图案、涂抹氧化物（一种元素与氧的化合物）图案、刮擦、用带图案的滚轮压印、雕刻或穿孔等方式完成，这只是众多技术中的一小部分。
所有陶器都必须在窑中烧制，才能将黏土变成坚硬的陶瓷材料。这是陶工技艺中至关重要的阶段，需要最精准的判断：如果烧制速度太快，陶器中的水分会膨胀并使其破裂；如果温度太低，陶器出窑时会太软而无法使用，釉面也不会熔化；如果温度太高，陶器则会变形。
最早的窑基本上就是篝火，将陶器堆放在上面，用碎陶片覆盖以保持热量，或者用稻草包裹陶器再覆盖沙子。后来，陶器被封闭在涂有泥浆的砖块中，以达到更高的温度。在最简单的窑中，在底部点火，热量穿过陶器向上升起并从顶部排出，窑就像一个扁平的烟囱。这被称为
（右图）这组照片展示了”拉坯”（throwing）的四个阶段。首先，陶工将一团黏土拍在逆时针旋转的转轮中心；然后，用润滑过的双手将黏土完美地定心，并缓慢向上拉伸。接下来，开始塑形，在黏土中心挖空，用一只手的手指在陶器内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外部向上拉伸陶器的边缘。当陶器达到所需高度后，进行最后的修整，然后用一根绷紧的金属丝将其从转轮上切下。
一种是”上升气流”窑。在”下降气流”窑中，火焰产生的热气首先上升到窑顶，然后被向下抽吸，穿过堆叠的陶器，最后通过窑底排入侧面的烟囱。
陶工的第一步是确保窑内堆叠得当。未上釉的陶器可以一个叠一个地堆放，但上釉的器皿必须分开放置，以防止熔化的釉料将它们粘在一起。一种叫做”匣钵”(saggars)的大型粗制容器常被用来盛放陶器。另一种方法是将陶器放在称为”泥丸”(bobbs)的小黏土颗粒上，或用碎陶片将它们隔开。由于烧窑成本高昂，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安全地将尽可能多的陶器装入和取出窑炉。陶工的生计，以及他家人和雇工的生活，都押在这些烧制上。因此，当一位陶工的一大窑陶器全部毁坏时，他选择了自杀，这并不令人意外。
在利特尔索普陶器厂(Littlethorpe Pottery)——现存最古老的乡村陶器厂——陶器过去会逐渐加热到400摄氏度，同时通过七个火膛中每个火膛的小通风口让冷空气进入。12小时后，通风口用砖块封住，火力加大以达到最高温度。在还没有温度测量工具的年代，判断温度是否合适的方法是：当陶工透过观察孔窥视时眉毛被烧焦，或者根据火焰的颜色来判断。小的测试件会用长铁杆钩出来，如果烧制合格，火膛就会立即用砖封住，让窑炉冷却。
花盆、多孔水壶、黄油盘等可以不上釉，但其他器皿需要上釉。上釉是指在陶器表面涂上一层化学涂料，烧制后形成坚硬、不透水的玻璃状表面（即”光泽”）。釉料基本有四种类型：长石釉、铅釉、锡釉和盐釉。除了锡釉是不透明的，其他都是透明的。
英国乡村陶工生产各种实用器皿：内部上釉的面包缸、宽口奶油盘、和面盆、黄油罐、馅饼盘、炖锅、鱼盘、火腿盘、盐罐(salt kits)、肉盘、夜壶和果冻模具等等。这些产品主要在当地集市出售，因为陶工没有太多时间外出。不久，陶器商贩出现了，他们驾着马车在乡间穿行，用免费的口哨和玩具吸引顾客的孩子们。
面对工业陶瓷厂日益激烈的竞争——那些白色的铸造和模制陶器比传统的红陶更受欢迎——乡村陶工在19世纪不得不适应变化。他开始为花园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温室生产花盆，并拓展到工业领域，制作管道、瓷砖甚至卫生洁具。
尽管如此，乡村陶工历经战争和经济衰退，最终以工作室陶艺家的身份成功转型。这些艺术院校毕业生住在乡村，靠制作工作室陶艺品、旅游纪念品以及精美的家用器皿谋生。工作室陶艺家以小规模、精细化的方式工作，延续了乡村陶工的传统，深知优秀的工艺永远会被认可和欣赏。
（上图）工业陶瓷厂通过廉价大规模生产各类家用器皿——储物罐、盐罐、炊具和锅碗，以及园艺陶器和精美的白色餐具——加速了小型乡村陶器厂的衰落。斯塔福德郡陶瓷厂发展了压模工艺(press-moulding)，使用素烧黏土制成的模具。平面器皿和空心器皿的压制工人将可塑黏土覆盖或压入模具中，这一过程比拉坯所需的技术和体力要少得多。装满的模具随后由年轻学徒运往干燥炉。
通过熔化沙子（二氧化硅）和海藻草木灰等天然材料，早期的玻璃工匠创造出了一种非凡的物质，可以吹成气泡并塑造成几乎任何形状。
沙丘和玻璃作坊乍看之下似乎毫无关联，但玻璃工坊的原材料正是来自沙丘：沙子是玻璃的主要原料，而冲上岸的海藻灰烬则提供了重要的草木灰(potash)，使熔融的玻璃更加柔韧易于加工。通常还会添加少量石灰以防止玻璃变脆，但其他成分中的杂质往往已能满足这一需求。只需再加上一种要素——燃料，用以产生熔化原料所需的高温。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玻璃也会因火山活动而自然形成，原始人类曾用这些天然玻璃矿床制作刀具和箭头。早期的器皿甚至是通过雕刻整块玻璃制成的。但玻璃作为多用途材料的特性，只有在加热使其变得可塑时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是埃及人：3500年前，他们发现可以在沙芯外层层涂覆熔融玻璃来制作器皿。待涂层冷却后，内部的沙子填充物便可轻松取出。
这种技术极为粗糙且局限性很大，玻璃的使用直到叙利亚人想出吹气的方法后才真正兴盛起来。
随着罗马人对不列颠统治的结束，制作这种精美模吹瓶（右图）的玻璃吹制技艺一度失传。但到了中世纪，玻璃制造作为一种小规模手工艺在不列颠复兴，工匠们在森林空地上建立作坊（远右图）——那里有充足的木材作为燃料。
到17世纪，玻璃制造已成为一门工业艺术。这幅富有氛围感的画作创作于19世纪初，描绘了圣海伦斯雷文黑德工厂铸造平板玻璃的场景（左图）。
大约公元前200年，人们将吹管插入热玻璃中制作薄壁气泡。罗马人从叙利亚人那里学会了玻璃加工技术，很快便成为大师，并将这项技术传播到他们殖民的所有国家。在英国，他们在兰开夏郡西南部建立了玻璃工坊。然而，随着罗马人的撤离，欧洲的玻璃制造业迅速衰落，直到公元1200年，现存的欧洲玻璃制品几乎没有能与罗马和埃及玻璃相媲美的。
幸运的是，十字军东征将欧洲人带回了中东，那里在10世纪正经历着玻璃制造业的复兴。威尼斯很快成为欧洲的玻璃制造中心，威尼斯工匠引入了许多革新玻璃制造的新工艺。其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工艺是添加脱色剂，如锰或”玻璃匠肥皂”，以去除原材料中铁杂质造成的特有绿色调。由此制成的玻璃颜色呈中性（实际上是灰色或淡棕色，而非纯净透明），被称为”cristallo”（水晶玻璃）。
与此同时，在中世纪的英国，玻璃制造远未达到同样的精湛水平。该行业集中在英格兰南部，主要在萨里郡和苏塞克斯郡，那里有充足的木材作为燃料，还有沙子矿藏作为原材料。主要中心是萨里郡的奇丁福德，1226年那里的土地被授予玻璃匠劳伦斯。
劳伦斯可能制作的是”森林玻璃”（forest glass）。
一种粗糙的、未经精炼的产品，由沙子和海藻或蕨类植物的灰烬制成。他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现代手工玻璃工匠一眼就能认出，但他的原料完全取自乡间。沙子要么来自沙丘，要么来自当地挖掘的矿床——使用前必须清洗干净。海藻或蕨类植物同样需要仔细采集，然后在阳光下晒干并焚烧。清洗灰烬可得到不纯的钾�ite溶液，蒸发后浓缩成粉末状。
这些工作都在森林空地上进行。劳伦斯会把他的玻璃作坊建在树林中一个小山丘的顶部，以便为熔炉提供更好的通风。玻璃作坊是一个简单的结构，要么完全由木材建造，要么是带有单面砖石墙的棚屋。熔炉可能类似蜂巢形状，直径约15英尺。它分层排列，底部附近有一个用于照看火焰的开口，内部沿周边设有几层架子。
熔炉内的温度并不均匀，这正好符合玻璃工匠的需要：原料，包括早期熔炼的废玻璃块（称为”碎玻璃”(cullet)），首先在上层架子上轻轻加热以去除水分，然后搅拌一天一夜，形成均匀的混合物，称为”熔块”(frit)。冷却后，这种沙质混合物被打碎成块，转移到预热好的耐火粘土坩埚中，这些坩埚已在熔炉下层架子上等候。
原料熔化后，劳伦斯将吹管（一根约五英尺长的金属管）的一端浸入坩埚中。他转动吹管，收集一团玻璃，将管子搁在铁支架或”塔架”上以承托重量。将玻璃团从熔炉中取出后，劳伦斯在”滚板”(marver)——一块抛光的铁板或大理石板——上来回滚动。滚动使玻璃成形为”料泡”(paraison)——一种在通过吹管吹气时会膨胀的形状。
单纯吹制只能产生像金鱼缸一样的玻璃气泡，而非实用器物，因此劳伦斯使用其他工具来塑造他的器皿。最重要的是顶杆(pontil)，一根实心铁棒，当压在热玻璃上时会粘住玻璃，取下时需用湿棒触碰热玻璃，然后”敲断”——敲击顶杆使工件轻轻从末端脱落。
劳伦斯使用这种原始工具可能相当不熟练：他的酒杯底部不平，所以倒入的酒必须一饮而尽。不过，他的后代们……
吹管（左上）使用吹管是又热又累的工作。在整个成型过程中，玻璃必须在熔炉中反复加热。
冕状玻璃（上）窗玻璃过去是通过用顶杆将熔融玻璃气泡展开成圆形薄片来制作的。中间会留下一个”牛眼”或”冕”（即顶杆连接的位置）。
一旦工作完成，劳伦斯将玻璃敲下，送入退火炉中缓慢冷却——快速冷却会产生应力，导致玻璃破碎。
韦尔德地区的玻璃制造业就这样延续了数代人：劳伦斯这位玻璃工匠的后代们不断发展他的技艺，并开始以”椅组”(chairs)的团队形式工作，从而加快了生产速度。一个椅组由三名男子和一名男孩组成。首席玻璃吹制师被称为”工头”(gaffer)或工匠，他有两名助手——“侍工”(servitor)是第一助手，“足工”(footmaker)或第二助手负责为高脚杯制作杯足。男孩的工作是将成品送去退火。
这个行业的早期历史记载不详，但我们知道该地区的玻璃作坊在1240年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供应玻璃，劳伦斯的后代在1350年代为温莎和威斯敏斯特的礼拜堂出售白玻璃。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英国的窗玻璃制造业几乎消亡殆尽。
然而，16世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欧洲玻璃工匠开始访问英国，大陆的影响逐渐传播开来。
（左图）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工匠主导着玻璃制造领域。除了精进技艺和引入许多新工艺外，他们还发明了”水晶玻璃”(cristallo)——一种精致的无色玻璃，使用石英卵石、苏打灰、巴里拉草灰(barilla)和锰作为脱色剂。这个美丽的水晶花瓶产自穆拉诺岛（威尼斯玻璃制造业的传统重镇），年代为19世纪。
早期的工业玻璃作坊呈锥形，各个部门围绕中央熔炉布置。这幅阿斯顿燧石玻璃厂内部的版画（左图）展示了其中繁忙的生产景象。
（右图）玻璃工匠使用各种特殊形状的工具（除了吹管和集料杆之外）。炽热的玻璃用钳子(4)夹取，用钢剪(1)切割。鹦鹉嘴剪(2)用于切割玻璃棒。普切拉钳(pucellas)(3)是主要的成型工具，而拍板(battledore)(11)用于将玻璃拍平。足板(footboard)(9)是专门用于制作酒杯杯足的装置。
他用更娴熟的技巧操控集料杆(pontil)，用它将玻璃部件连接在一起，扭转和按压玻璃泡以改变作品的形状。早期玻璃工匠使用的其他工具只有各种尺寸的剪刀用于切割软化的玻璃，以及”普切拉钳”——看起来像巨大的糖夹——用于扩大酒杯的杯碗，以及其他成型工作。
有些成型工作根本不需要工具。劳伦斯可以利用重力和离心力来塑造集料杆或吹管上发光的玻璃团。在整个成型过程中，玻璃需要不断送回熔炉口重新加热以保持其可塑性。
新技术迅速传遍全国，同时也带来了外国名称，我们现在用这些名称来描述许多玻璃制造工具。然而，这些外国人并不受欢迎。尽管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他们仍不愿与当地人分享技艺，而且他们还砍伐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
外国玻璃工匠与造船业和铸铁业争夺木材资源。最终，在1615年，詹姆斯一世下令停止砍伐，迫使该行业转向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这对玻璃制造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将一个本质上属于乡村的手工艺转变为城市工业。
玻璃制造业在技术、地理位置和风格上都经历了转变。传统的森林玻璃是一种厚重的材料，不适合精细加工或高度复杂的装饰。另一方面，威尼斯水晶玻璃(cristallo)的影响在伦敦最为强烈。当玻璃制造业转移到产煤区后，两种风格逐渐融合，为受威尼斯影响的产品带来了本土特色。
其他风格变化则更有组织性。在17世纪，对英国玻璃外观影响最大的是玻璃销售商行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Glass Sellers)。该行会对生产商施加了某种实用主义的压力，要求生产适合日常使用的朴素、坚固的玻璃。为此，行会委托乔治·雷文斯克罗夫特(George Ravencroft)进行材料和技术实验，他发现的坚韧透明铅水晶玻璃确立了一种新的、不那么奢华的风格。
18世纪对风格影响最大的是税收。1745年玻璃按重量征税，因此饮用器皿变得更小。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气派损失，玻璃工匠们重新采用更精致的装饰，经常使用白色玻璃——这种玻璃直到1777年才被征税。
现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与其说归功于风格变化，不如说归功于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蓄热式熔炉(regenerative furnace)，它通过回收烟道气体大大加快了熔化速度。玻璃连续流过熔炉，因此比基于手工艺的分批窑炉生产成本低得多。
新的模具成型技术彻底改变了玻璃器皿的制造。标准形状的瓶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通过将玻璃吹入铁模具制成的，但要完成瓶子，瓶颈必须单独制作然后焊接到位。1821年引入的分体模具(split-mould)使玻璃工人能够一次性吹制整个瓶子，到1800年，仅布里斯托尔就有15家玻璃厂生产数百万个葡萄酒和啤酒瓶。
窗户玻璃的成本因宽板玻璃(broad-glass)制造的工业化而大幅降低。宽板玻璃于16世纪从欧洲引入，制作方法是用顶杆(pontil)在与吹管正对面的位置支撑玻璃泡。这样，玻璃工匠就能制作出一个圆筒，然后将其切开并展平形成玻璃板。圆筒玻璃最壮观的应用是水晶宫，它是为1851年万国博览会而建造的。为了展示他们精湛的技艺，维多利亚时代的建造者们围绕一棵完全长成的大树建造了这座非凡的玻璃建筑：这一壮举的讽刺意味可能不会被玻璃工匠劳伦斯所忽视，他一生都在被树木环绕的玻璃作坊中工作。
水晶宫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地，是英国玻璃制造商的胜利。这份享有盛誉的合同由斯梅西克的钱斯兄弟公司(Chance Brothers)赢得，他们使用传统的圆筒法生产了惊人的299,655块玻璃板。玻璃工匠团队将熔融玻璃吹成圆筒形，然后在深沟中摆动玻璃泡使其拉长，成功制作出长达六英尺的圆筒。然后将圆筒切开，在窑中展平形成窗户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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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铜是人类最早加工的金属，而耀眼的白银则是第三种被加工的金属。然而，银的美丽和稀有使其始终珍贵且价值非凡。
公元313年《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这对欧洲银匠业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为教堂提供银质装饰品和装饰物是金匠们的主要任务——因为没有人专门从事银器制作，银器也是由金匠制造的。
早在八、九世纪，英国银器就已广受欢迎。人们发现了大量教皇订购英国银器的记录。英国银匠的声誉建立在两位历史人物身上——阿尔弗雷德大帝(849-901年)通过从国外引进有才华的银匠来提高英国工艺水平，以及修道士邓斯坦(924-988年)，他是一位银匠，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许多修道士将手工艺与宗教信仰相结合，邓斯坦不仅为自己的修道院制作圣杯、十字架和香炉，还制作世俗银器，但留存至今的很少。邓斯坦去世后被封为圣人，成为伦敦及全英格兰金匠的守护神、保护者和创始人。他的镀金银像长期陈列在伦敦金匠公会大厅，1478年添加到伦敦印记上的日期标记每年都在5月19日圣邓斯坦日更换。
除了被熔化重铸外，英国的历史银器还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迁。许多教会银器落入诺曼征服者手中。更多的银器被用于赎回理查一世的赎金。1338年，爱德华三世从大教堂和修道院借走大量银器，声称会替换所有被他熔化的物品。亨利八世也用教会银器来资助他的奢侈开支，解散修道院帮助满足了他的需求。
亨利八世还是新银器的狂热收藏家，当时银器的使用正在迅速扩大。整个16世纪，德国和中欧银矿的产量不断增加，西班牙人开始从南美洲运来越来越多的金银。贵族和富人紧随潮流，在银器和珠宝上挥金如土。沃尔西红衣主教拥有可与国王媲美的收藏。
作为奢华和文化传承的象征，在正式而奢华的宴会上(上图右侧)，华丽的银器是必不可少的，而主桌可能会摆放更具声望的金质餐具。
造型奇特的盐罐，如牛津新学院的猴子盐罐(左图)，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足以装满30辆马车的金银。
银器最重要的早期家用用途之一是制作盐罐。这些盐罐通常体积庞大，是庄园主餐桌上华丽的中心装饰品。五六世纪的礼仪手册按照宾客的等级安排座位，以盐罐为参照。14世纪爱德华三世的银器清单中列出了数百个各种类型的盐罐。约翰·法斯托夫爵士拥有八个大盐罐——其中一个重达五盎司（142克）——而牛津伯爵拥有16个大盐罐和4个小盐罐。
中世纪的清单和遗嘱描述了各种造型奇特、装饰精美的盐罐。动物造型很受欢迎，尤其是大象、狮子、狗。
银匠的工具（如右图所示，连同长笛的银质部件）自银器加工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由于靠近法国，许多胡格诺派工匠来到海峡群岛，增强了当地的手工艺实力。
1660年王政复辟后，复位的贵族渴望重新享受奢华生活，这种风尚一直向下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银质啤酒杯、盆、杯和碗的使用，甚至连旅店老板也在使用，引发了大量抢劫案，最终导致一项法令出台，禁止公开展示除勺子以外的所有银器制品。
在这一时期，酒缸变得流行起来，成为巨大的餐桌中心装饰品。拉特兰公爵拥有一个长4英尺（1.2米）、高18英寸（45厘米）、重3000盎司（85公斤）的酒缸。在列宁格勒的冬宫博物馆中，有一个1734年在伦敦制作的酒缸，长5.5英尺（1.6米），重8000盎司（228公斤）。甚至家具也用银制作：1721年的一份皇家银器清单列出了一套重达7306盎司（207公斤）的纯银家具。
如今，由于银的储量丰富，其价值仅为黄金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大部分银产量用于电子元件的制造和摄影胶片的生产。一些小国仍在硬币中使用银，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成为最后一个从所有硬币中去除银的主要国家。
银存在于多种天然矿物中，通常与金、铅、铜和锌的矿床伴生。罗马人通过在熔炉中加热矿石来分离银。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中世纪。
坎特伯雷大主教圣邓斯坦（图中他正用银器加工钳子夹住一个调皮的魔鬼）本人就是一位银匠。
还有龙的造型。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猴子盐罐”（Monkey Salt）制作于1500年左右，有一个装饰精美的圆形底座，底座的脚是坐在垫子上的野人形状。上面是一个更大的垫子，垫子上坐着一只黑猩猩，它头顶着一个镀金镶嵌的水晶盐碗。
小勺子也用银制作，在14世纪开始进入家庭。爱德华六世拥有精美的勺子收藏，其中一些是献给君主的新年礼物。勺子是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这就是”含着银勺子出生”这一表达的由来。
在16世纪，带有铰链盖、拇指按压片和卷曲手柄的银质啤酒杯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传入。塔扎杯（Tazzas）——即银质高脚盘——也开始制作，还有银质烛台。
在内战期间（1642-1652年），大量教会和世俗银器再次被熔化，但王政复辟和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工匠的涌入，开创了一个新的、多产的生产时期。
银在欧洲最初主要用于制作教堂装饰品。虽然英国大部分教会银器都被熔化了，但这件精美的凯尔特圣杯（上图）仍然是古代精湛工艺的见证。
大多数银是从银化合物中提取的。罗马人在熔炉中精炼金属——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中世纪（左图）。
银匠工艺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数相关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被发现。比如说，在18世纪银匠作坊中发现的大多数工具，对于现代工匠和中世纪工匠来说都很熟悉。
典型的银匠铺由一位金匠师傅经营，他在这个行业完成了七年的学徒期，并被金匠公会接纳为自由人。他会有一名帮工（journeyman）协助——另一位没有自己店铺的合格金匠，以及一两名学徒。
银匠会画出他要制作的物品的图纸——比如一个咖啡壶——然后展示给潜在客户。他们会讨论要使用的银的数量和价格。客户通常会交出旧银器，称重后从最终账单中扣除其价值。
旧银器与所需的新银一起熔化。得到的银锭用沉重的双手大锤锤打成煎饼状。然后用较轻的锤子将银打成更薄的片材。这项繁琐的工作在18世纪末被轧机取代。
但在19世纪，“庭院法”（patio process）在墨西哥得到完善。这种方法是将银矿石与盐、水和汞研磨形成汞齐。之后通过加热驱除汞，留下纯金属。汞通过冷凝回收。
如今，大多数银是作为其他金属精炼过程中的副产品生产的。但纯矿石通过氰化法处理。矿石被粉碎并用稀氰化钠浸出。生成的钠银络合物可溶于水。混合物经过洗涤和过滤，固体被丢弃。然后用细锌粉从溶液中沉淀出贵金属，过滤、熔化并铸成银条。
纯银太软，不适合正常使用，因此需要与另一种金属合金化以增加硬度。铜是制作银器时使用的合金金属。英国银器遵循标准银（sterling）标准已有七个多世纪。标准银的比例是11盎司2便士重（345克）的银配18便士重（28克）的铜（金衡制），其中1金衡盎司等于20便士重。这是12.33比1的比例。
从左到右依次是：制造商标记；质量标记：标准银；检验局：伦敦；日期：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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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平面银片被加工成基本形状，就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成型。在旋压车床（spinning lathe）上（左图），银器被安装在木模上，当两者一起旋转时，用一个固定在挡块上的工具将银压入模具成型。
另一种方法是，银可以通过”起形”（raising）或”起拱”（doming）的方式（下图），用起形锤或起拱锤（doming hammer）在木质成型模上敲打成型。
直接将火焰吹向焊料，焊料熔化后流入接缝处。多余的焊料在车床上打磨掉。
壶嘴分两半铸造，必须先焊接在一起，然后再固定到壶身上。滤网是用弓钻在一块扁平的银片上钻孔制成的。壶盖通过管状银制成的铰链连接，铰链与手柄插座一起焊接到壶身上。手柄通常用木头制作，因为银质手柄在壶中装满热水后会变得太烫而无法握持。
然后对壶进行装饰。装饰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完成，但基本上分为三类——贴花装饰，即装饰物单独制作后焊接上去，如花丝工艺(filigree)；浮雕装饰，即用锤子或冲头敲打金属本体；以及雕刻装饰，即切割或刻划金属。
银匠在器物上打上制作者的印记，即使整件器物完全由学徒制作也是如此。在检验所，会从壶的各个部位刮取微量样品进行分析，以确保整个壶都达到纯银标准。如果合格，器物会被打上检验所的验讫印记，然后返还给制作者。接着用研磨的浮石和油进行抛光，再用磨蚀性较低的的黎波里粉或特伦特砂，最后用珠宝红粉进行最终抛光。
多年来，银器制作工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今用电力驱动滚轧机和车床，而不是蒸汽或人力。但银匠的大部分工艺仍然是手工完成的。然而，近年来由于金属市场的投机行为，银价剧烈波动，给传统银匠带来了许多现代社会的问题。
当金匠判断银片已经敲打到合适的厚度后，他会用一副厚重的圆规在上面标出器物的形状——也许是咖啡壶壶身的圆形。多余的银板用厚重的剪刀修剪掉。然后将圆形银片放在凹形木块上方，用锤子敲打成碗状。
持续敲打会使金属变脆，容易开裂。这可以通过退火来解决：将银放入锅中加热，直到发出暗樱桃红色的光，然后在水桶中淬火。退火过程让晶体结构适应金属的新形状，使其再次变得柔软可加工。在加工过程中需要重复多次。
银圆片的”下沉”之后是”起形”。碗状圆片在铸铁”起形桩”上加工。将成为壶口的边缘被锤打加厚，然后在一系列更细的桩上逐步起形，直到达到最终形状。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天。
然后用重型平面锤将锤痕表面敲打平滑，以便抛光。当师傅在起形壶身时，学徒会铸造壶嘴、手柄插座、底座和壶盖顶饰。这些部件焊接到壶身上。
铸造部件用银丝夹紧固定在壶身上，然后沿着接缝处放置与黄铜——或如今用锌——合金化的小块银。银匠用一根细长的管子将炭火灯的火焰吹向焊接处。
装饰银器的众多方法中包括花丝(filigree)和浮雕（上图）以及雕刻（右图）。在花丝工艺中，细银丝被卷曲或扭转成图案，通过焊接相互连接并固定在底座上。浮雕是用锤子或冲头敲打银板，通常形成对称图案。在雕刻中，先用尖锐工具在银上标出设计图案，然后用”雕刻刀”(graver)刻得更深，使图案在光线照射下闪闪发光；用”宽口刻刀”(scorper)可以刻出较浅较宽的切口。
Double Gloucester、Sage Derby 和 Devon Garland 等名称反映了英国奶酪制作的悠久传统，可追溯到每个农场都制作自己独特奶酪的年代。
牛奶及其制品作为主食已有数千年历史。早在罗马人到达英国之前，人们就已经饲养牛、羊和山羊以获取牛奶。大部分牛奶被直接饮用，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发酸的（因为保持低温很困难），也被制成凝乳和乳清食用。然而，液态牛奶不能长时间保鲜，尤其是在夏季。而在冬季，随着牧草质量下降，产奶量往往会减少。但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通过将牛奶制成固体奶酪并大量加盐，这种珍贵的食物可以长期储存。一个成功的奶酪制作季节可能决定了在食物短缺的严冬中是挨饿还是存活。
在早期，奶酪的制作方法很简单：让牛奶自然发酸，然后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或带孔的陶器容器沥干凝乳。凝乳经过盐渍处理，有时还会熏制或添加香草调味。后来人们发现，通过添加某些植物的汁液，如蓟、起绒草花和蓬子菜（Bedstraw，后来被称为奶酪凝乳草），可以使牛奶更容易凝结。
然而，这些软凝乳奶酪不易保存。一种新凝固剂的偶然发现改变了这一切——凝乳酶（Rennet），这是一种由幼年哺乳动物的胃内膜（即皱胃）产生的酶。它使奶酪制作者能够生产出可以长期保存甚至随时间改善风味的硬质奶酪。此后，奶酪制作者在奶房中保存羊的胃内膜碎片，随时准备浸入牛奶中使用。
在中世纪，奶酪制作是一项地方性的家庭事务，奶酪制作者使用手边任何可用的牛奶，无论是牛奶、羊奶还是山羊奶。奶酪满足了庄园家庭的需求，也常被用作支付给农民和牧羊人的实物报酬。当时最优质的奶酪是由约克郡山谷的修道士制作的，他们在诺曼征服后来到英国，带来了历史悠久的法国奶酪制作传统。他们用羊奶制作湿润醇厚的奶酪，这些奶酪在杰沃修道院和博尔顿修道院等地的阴凉地窖中发展出蓝纹。他们将奶酪制作技艺传授给佃户，在修道院解散（1530年代）后，这些佃户延续了这一传统，制作出后来闻名遐迩的温斯利代尔（Wensleydale）、斯韦尔代尔（Swaledale）和科瑟斯通（Cotherstone）奶酪。
到16世纪末，牛已成为主要的产奶动物，在大多数地区取代了绵羊和山羊。与此同时，农村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修道院解散后的土地重新分配导致小型农场数量增加，自耕农和小地主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奶房传统上是女性的领域，挤奶女工负责制作奶酪和黄油，同时还要照看鸭子和鸡，并在收获后帮助扬谷。几个世纪以来，她们使用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技艺制作奶酪，而非遵循任何标准化的配方，因此不同农场生产的奶酪差异很大。
扩张的农村经济。城镇也在不断发展，为农民的产品提供了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越来越多的牲畜生产出大量的奶酪，这些奶酪通常由被称为奶酪经销商(cheese factors)的商人在专门的奶酪集市上从农民手中购买，如韦希尔、亚姆、布里奇沃特和圣吉尔斯山等地的集市，然后转售给伦敦和其他大城镇的远方客户。
大约在这个时期，威廉·卡姆登写道切达奶酪”味道鲜美，品质卓越”；伊丽莎白一世的侍从保莱特勋爵抱怨说，切达奶酪”在宫廷中如此受推崇，以至于还没做出来就被预订一空”。切达奶酪是合作制酪的早期范例；几个小农场的牛奶会被汇集在一起制作一块巨大的奶酪，如果产量足够大，重量可达120磅。
柴郡奶酪自罗马时代就已闻名，是《末日审判书》中唯一提到名字的奶酪，但在16和17世纪，它的声誉因许多作家的赞誉而更加响亮，包括塞缪尔·佩皮斯和约翰逊博士。
其他奶酪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肯特奶酪据说是”最差的”。埃塞克斯奶酪”比魔鬼还硬”。关于萨福克奶酪，有人说”饥饿能穿透石墙和任何东西，除了萨福克奶酪”。另一种坚硬如石的奶酪是多塞特的蓝纹维尼奶酪(Blue Vinney)，据当地人说，它制成了一种
（上图）英国的奶酪制作传统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奶酪品种，每种都有其独特的质地和风味——口感顺滑、风味浓郁的农庄切达奶酪，奶香浓郁的双层格洛斯特奶酪，辛辣刺激的斯蒂尔顿奶酪，以及更多其他品种。这些传统农庄奶酪的外观和口味与同名的工厂生产奶酪完全不同。对于鉴赏家来说，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许多大型农场在挤奶室旁边专门设有一个房间用于制作奶酪。虽然各地的方法差异很大，但通常会先在巨大的铜制大桶中用火加热牛奶，然后加入凝乳酶(rennet)将其分离成凝乳(curds)和乳清(whey)。乳清排出后，凝乳会被打碎并放入模具中压制——图中，乳品房的男孩正在木板上堆放石块来压制奶酪。之后可以加盐，并在阴凉潮湿的环境中熟化。整个过程算不上卫生，但往往正是这些”杂质”赋予了奶酪独特的风味。
到18世纪末，大多数经典的英国地方奶酪已经确立：柴郡奶酪(Cheshire)、切达奶酪(Cheddar)、山谷奶酪(Dales cheeses)、莱斯特奶酪(Leicester)、兰开夏奶酪(Lancashire)和格洛斯特奶酪(Gloucester)——后者分为两种，单层格洛斯特由一次挤奶制成，双层格洛斯特由两次挤奶制成。单层格洛斯特供农民和雇工在当地食用，尤其是在割草季节（因此常被称为干草奶酪），而浓郁醇厚的双层格洛斯特则声名远播，当时涂成鲜红色的整船奶酪从莱克莱德运往伦敦。
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有自己的奶酪。克劳迪奶酪(Crowdie)是苏格兰的”粥状”奶酪，是一种古老的凝乳奶酪。还有裹着燕麦的卡博克奶酪(Caboc)，最早由麦克唐纳群岛领主的女儿在15世纪制作，以及在葬礼宴席上供应的奥克尼奶酪(Orkney cheese)。最著名的是邓洛普奶酪(Dunlop)，这是艾尔郡农妇芭芭拉·吉尔摩较近期的发明。在威尔士，有来自纽波特的软质方形奶油奶酪，后来在19世纪初出现了卡菲利奶酪(Caerphilly)，其湿润新鲜的口感使其特别受到在煤矿井下工作的矿工们的喜爱。
畜牧方法的改进对18世纪奶酪制作质量的提高贡献很大。早期动物通常在田间挤奶，牛奶用敞口桶运回乳品房，后来改为将动物带进室内挤奶，从而减少了污染的机会。新的、更清洁的乳品房用石头建造，铺设瓷砖或石板地面，建在农舍北侧，以保持凉爽、清新。后来在19世纪，约瑟夫·哈丁等人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研究了妻子制作切达奶酪的方法，并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发表了他的观察结果。他建议在乳品房严格控制卫生和温度，并加强对奶酪制作者的培训。一代又一代的奶酪制作者，包括他自己的七个女儿，都听从了他的建议。哈丁倡导的方法经过后来的一些改进，成为制作农家切达奶酪的标准程序，一直延续到20世纪，类似的原则也应用于其他奶酪。
制作奶酪时，先将牛奶凝固，然后切割凝乳、沥干、入模、压制并静置熟化；但每个阶段都可能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能制作出种类繁多的奶酪。
牛奶本身的成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除了动物的种类——牛、绵羊或山羊——具体的品种也很重要。短角牛一直是传统切达奶酪制作者青睐的品种。双层格洛斯特奶酪是用古老而美丽的格洛斯特牛品种的牛奶制作的（现在仍有一些是这样），这个品种如今几乎濒临灭绝。卡菲利奶酪则是用赫里福德牛的牛奶制作的。牧场也很重要，茂盛的花草牧场能生产出更好的奶酪——夏季的牛奶是最好的。此外，牛奶可以来自早晨的挤奶，或者更浓郁的傍晚挤奶，或者两者的混合，而且可以是脱脂的、部分脱脂的或全脂的。每种奶酪都依赖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独特组合。
新鲜牛奶被直接倒入一个大铜桶中，或者更近代的做法是倒入双层壁的罐中。在那里加热并让其”发酵”一段时间，为凝固做准备。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添加染料来给奶酪上色——最初使用各种草药，但自18世纪以来使用一种叫做胭脂树红(annatto)的南美植物染料。
大约五个小时后，加入凝乳酶(rennet)，经过大约一到一个半小时，牛奶变成一大块凝乳。对于硬质奶酪，然后将混合物加热烫煮以使凝乳颗粒变硬，乳清通过龙头排出或用手舀出。像切达这样的硬质奶酪比卡菲利和温斯利代尔(Wensleydale)这样易碎的”开放式”奶酪排出更多的乳清。最后，凝乳被允许沉淀在桶底，在那里被翻转并压成结块，或”堆叠”(pitched)然后切片。为了确保排干的凝乳完全光滑均匀，要用手撕成碎片，或者后来用磨碎机磨碎。然后将它们装入鼓形或轮形的模具中，即”奶酪模”(chessets)，大小不一，由榆木或金属制成。
许多奶酪的下一个阶段是压制。首先，女奶工用手压奶酪，用全身的重量向下压。对于这项工作，身材宽大丰满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此有句古老的柴郡谚语：“女奶工越壮实，奶酪越好。”然后将奶酪包裹、重新塑形，放入奶酪压机中，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它们每天都要翻转，并定期浸入盐水或用盐擦拭。后来更常见的做法是在磨碎之前或之后对凝乳进行干盐腌制，尽管一些奶酪的制作者，如卡菲利奶酪，至今仍继续用盐水浸泡他们的奶酪。
最后，奶酪被送到奶酪储藏室，在那里熟化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正是在这个阶段，蓝纹奶酪会产生蓝色纹理。
对于优质硬质奶酪，凝乳必须在模具中适当压制。最初，奶酪制作者只是堆上重石头。但从18世纪末开始，他们开始使用铁制螺旋压机。
如今，像越来越多的农民一样，戴莫克的马特尔一家更喜欢用传统方式制作他们的奶酪——单层格洛斯特奶酪。他们对现代技术唯一的让步是带有电动刀片的大型铝衬桶，用于打碎凝乳。图片序列展示了（从左到右）：打碎新凝固的凝乳；烫煮凝乳和乳清；切割和翻转排干的凝乳；用磨碎的凝乳填充模具；以及压制。
其他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早期奶酪制作者那种随意、碰运气的生产方式。但他们也带来了传统奶酪制作最终衰落的种子。他所倡导的农场生产方法也被工厂生产所采用，尤其是在美国，传统奶酪制作者无法与工厂大量生产的廉价切达奶酪竞争。
工厂化生产的普及涉及将多个牛群的牛奶混合在一起批量制作奶酪，这一过程只有通过巴氏杀菌才能被接受。巴氏杀菌法于19世纪末引入，到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乳制品厂几乎普及。巴氏杀菌是将牛奶短暂加热至72°C，然后快速冷却以杀死致病微生物。不幸的是，在消灭细菌的同时，也去除了牛奶的许多天然特性。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传统奶酪制作在许多地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食品法规给它带来了沉重打击。牛奶被征用于液态奶市场，奶酪制作被集中到大型乳品厂，保质期短的奶酪——如卡菲利奶酪(Caerphilly)以及所有软质奶酪如约克奶酪和剑桥奶酪——都被禁止生产。战后，农场奶酪制作者的数量已减少到126人。
（上图）农民和挤奶女工出售奶酪的传统场所是奶酪集市。在那里，他们完全受制于奶酪经销商，经销商会四处走动，挑选奶酪，然后以大幅抬高的价格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出售。奶酪制作者还不得不依赖经销商供应胭脂树红染料(annatto)。
然而，这一小群人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坚韧，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英国奶酪制作静悄悄革命的先锋。奶酪制作者们反抗工厂生产的、无名的、真空包装的奶酪块，回归传统方法，使用单一牛群的未经巴氏杀菌的牛奶制作奶酪，重新引入已消失的奶酪品种，如斯韦尔代尔奶酪(Swaledale)、单格洛斯特奶酪(Single Gloucester)和兰开夏奶油片奶酪(Lancashire Cream Slice)；并发明了美味的新品种，展现出传统英国奶酪的所有创造力和丰富多样性。
这可能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奶酪制作者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来促进这一过程。例如，蓝维尼奶酪(Blue Vinney)的制作者会在奶酪成熟时，将发霉的皮革马具、马鞍或旧皮靴挂在奶酪储藏室里，或者在加入凝乳酶之前将这些物品浸入牛奶中——这一过程与现代在同一阶段向牛奶中添加霉菌培养物（洛克福青霉菌，Penicillium roquefortii）的做法并无太大不同。
哈丁和其他人所做的改进……
（右图）斯蒂尔顿奶酪(Stilton)因斯蒂尔顿的贝尔旅馆而得名，这种备受珍视的奶酪在那里出售给大北路上的旅客——实际上这种奶酪是在贝尔沃谷(Vale of Belvoir)制作的。即使在18世纪，它也很昂贵，因为制作难度很大。正如一位恼怒的挤奶女工抱怨的那样：“除了不会哭闹，它们比婴儿还麻烦。”
蜜蜂因其珍贵的蜂蜡和蜂蜜储备，数百年来一直被人类追逐；从最初的猎杀和残酷掠夺，到如今被现代养蜂人以人道的技艺悉心照料。
英国的养蜂业可能始于约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当时蜜蜂因其蜂蜡——青铜铸造的必需品——而备受珍视，甚至超过了蜂蜜本身。在此之前，古人只是在林地中搜寻野生蜜蜂巢穴，然后掠夺其中的蜂巢。后来他们逐渐发现，如果保留部分育虫巢脾完好无损，蜂群就能存活下来，为下一次采蜜提供机会。但在野外开发蜂群容易遭到其他掠夺者——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侵害，因此下一步便是将蜂群带到离家更近的地方，通常是放入一段空心原木中；其他原木也被竖立在附近，并在入口处涂抹蜂蜜以吸引蜂群入住。后来，用柳条编织并涂抹黏土或牛粪的圆顶蜂箱(skep)取代了原木。
罗马人在占领不列颠期间大力推广养蜂业。他们需要蜂蜡来制作印章、蜡烛和书写板，并在烹饪中广泛使用蜂蜜作为甜味剂、调味料以及水果、蔬菜和肉类的防腐剂。蜂蜜还被用于美容和医疗：罗马军团士兵随身携带蜂蜜作为伤口敷料——其抗菌特性后来已被科学证实。
从撒克逊时代到宗教改革的千年间，养蜂业蓬勃发展，主要推动力是基督教的传播，这创造了对教堂蜡烛的巨大需求。弥撒时在主祭坛上点燃50支蜡烛并不罕见，而复活节使用的复活蜡烛(Pascal candle)可能重达200磅或更多（需要约20000只蜜蜂劳作一年才能生产足够的蜂蜡）。教会规定蜡烛必须是100%纯蜂蜡，部分原因是羊脂蜡烛”冒烟且有臭味”，部分原因是教会赋予蜜蜂及其产品神秘的象征意义。
自文明诞生以来，蜂蜜、蜂蜡和蜜蜂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蜜蜂及其产物是神奇的，并在宗教仪式中赋予蜂蜜和蜡烛特殊的角色。早期基督徒延续了这一传统。一份中世纪威尔士文献记载：“蜜蜂起源于天堂……因此弥撒不能没有……”
（左图）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蜜蜂充满好奇，对其勤劳印象深刻，如这幅16世纪的版画所示，同时也对其繁殖习性的奥秘充满兴趣。
Sic nos non nobis mellificamus apes（拉丁语：我们蜜蜂酿蜜，却非为己）
All plants yield honey as you see, To the industrious Chymic Bee（万物皆献蜜，勤蜂采之归）
（右图）许多养蜂人将石楠蜂蜜视为最珍贵的蜂蜜。实际上它采自帚石楠(ling)，一种野生石楠，具有独特的香气和风味，质地浓稠如凝胶。
“没有蜡就说不出来”；在中世纪早期，食用蜂蜜是洗礼仪式的一部分。由于对蜜蜂繁殖习性的误解，教会还将蜜蜂视为贞洁的典范：蜡烛成为基督的象征，由童贞母亲所生。
蜡烛制作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出现于13世纪，但在此之前，蜡烛由修士和仆人制作：每个修道院、隐修院和庄园都有自己的蜂群养蜂场(apiary)。养蜂的农奴和佃农用蜂蜡支付租金和什一税，将蜂箱遗赠给教会用于生产蜂蜡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在贵族家庭中，蜂蜡蜡烛用于照明和计时：六支蜡烛，每支标有20分钟的间隔，覆盖一整天。普通人则
在英国多变的气候中，传统的草编蜂箱(skeps)必须小心地遮蔽以抵御天气。它们通常被覆盖茅草以防雨，并按照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的建议放置——“朝向南方阳光，稍微偏离东方，否则蜜蜂会过早飞出，容易受到寒冷露水的伤害”。
只能使用牛油蜡烛或灯芯草灯照明。
蜂蜡的大量生产与蜂蜜产量相匹配。大部分蜂蜜被发酵成蜂蜜酒(mead)和类似饮品。蜂蜜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饮料——比葡萄酒或啤酒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他以蜂蜜为基础的饮品包括香料蜜酒(pyment)，一种蜂蜜与白葡萄酒的香料混合物；红葡萄酒版本称为克拉雷酒(clare)，两者都是乔叟最喜爱的饮品。伊丽莎白一世偏爱草药蜜酒(metheglin)，这是一种用草药和香料调味的蜂蜜酒；果味蜂蜜酒包括苹果蜜酒(cyser，用苹果制成)和桑葚蜜酒(morat，用桑葚制成)。
整个中世纪，蜂蜜还是标准的甜味剂。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糖就已进口，但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14世纪，糖的价格是蜂蜜的20多倍。蜂蜜和蜂蜡都是治疗从咳嗽到肺痨等各种疾病的常用药物和药膏。因此，养蜂人帮助保护生命；但有时他们也被召唤去帮助摧毁生命。在中世纪战争中，军队会向对方投掷装满蜜蜂的蜂箱以迫使敌人投降。
宗教改革突然终结了养蜂业的黄金时代：祭坛蜡烛被禁止，蜡像被取缔，为教堂长明灯的永久捐赠也被禁止；修道院被关闭，其蜂场也随之衰落。到了18世纪，蜂蜜也失去了青睐：价格大幅下降的糖取代了它作为甜味剂的地位，进口的法国葡萄酒和本土生产的啤酒正在取代蜂蜜酒。
在这整个时期，养蜂方法自青铜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蜂箱——柳条编织或草编的圆顶蜂箱(skeps)——放置在凳子上离地。入口通常开在凳面上而不是蜂箱上，因为在蜂箱上开口可能会削弱整体结构。内部有横向的木棍支撑蜂巢的建造。从15世纪开始，许多蜂箱被放置在称为蜂龛(boles)的凹槽中，这些凹槽专门建在房屋和花园的墙壁里。
养蜂人的一年从晚春的分蜂季节开始，在九月的蜂蜜收获季达到高潮。需要蜂群来填充冬季后空置的蜂箱。当养蜂人发现一个蜂群时，他会通过”敲击”(tanging)来宣示所有权，即敲打金属盆；据说这种噪音也能吓得蜜蜂安定下来，使它们更容易被捕捉到蜂箱里。
在米迦勒节(9月29日)前后，养蜂人检查他的蜂群，决定哪些留到来年，从哪些中取蜜——这意味着要毁掉它们。选择是根据重量做出的：最重的蜂箱显然储备充足，用于取蜜；最轻的也是如此，因为它们的食物储备显然太少，无法过冬。中等重量的蜂箱
小心处理时，蜜蜂很少蜇人。即便如此，养蜂人仍会注意保护自己。面罩是必需的，许多人还戴手套和穿工作服。据说白色最好，因为织物染料和整理剂的气味会惹恼蜜蜂。即使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养蜂人仍然使用烟熏器作为临时镇静剂。
随着蜂群扩大，被称为”继箱”(supers)的额外蜂蜜室被堆叠在育虫室顶部。这有助于防止分蜂，并使蜂蜜可以在不打扰蜜蜂的情况下收获。在像这样的现代蜂箱发展之前，人们进行了无数次尝试来解决在不杀死蜜蜂的情况下养蜂的问题。这里展示的蜂箱曾在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
WBC蜂箱由威廉·布劳顿·卡尔于1884年发明，曾在英国养蜂人中广受欢迎，但现已基本被外观不那么美观的箱式国家蜂箱所取代。右图是WBC蜂箱的现代版本，配有深层育虫室、一个带框架的蜂蜜继箱，以及一个专为巢蜜设计的浅层继箱。
维多利亚时代对发明的热情也延伸到了养蜂领域：
蜂群会被保留下来，并给予额外的营养补充以帮助它们度过寒冷的月份。
蜂蜜提取的第一步是杀死蜜蜂。方法是将蜂篓(skep)放置在一个浅坑上方，坑内放有浸过硫磺的纸张或布条；蜜蜂被烟雾窒息后，便会死亡并掉入坑中。然后将蜂巢切出，趁着蜂巢还带有蜂箱的余温，将其与花粉、幼虫，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蜜蜂尸体一起压碎，再通过一个长长的亚麻蜂蜜过滤袋进行过滤。
有一种替代方法是为了拯救蜜蜂而设计的——正如一位西部乡村的家庭主妇所写：“杀死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让我很难过，这是对好蜜蜂的浪费。”这种方法是将装满蜂蜜的蜂篓倒置，然后在上面放一个空蜂篓。敲击下方的蜂箱可以促使蜜蜂向上移动；但这种方法不如硫磺熏蒸那样万无一失。
尽管如此，从17世纪开始，每年对蜜蜂的屠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部分出于经济原因，部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些养蜂人会像参加葬礼一样用黑纱遮住脸。这种情感在19世纪初的”永不杀蜂”运动中得到了表达，并在1832年托马斯·纳特出版的《对蜜蜂的人道关怀》一书中达到高潮。
蜂巢提取的问题并不是蜂篓的唯一缺点：它们僵硬封闭的形式使得检查蜂群变得困难，也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各种蜂箱设计应运而生。其中一些设计了可抽出的框架来固定蜂巢；但这些只是部分成功，因为框架会被蜂巢或粘性蜂胶(propolis)（蜜蜂从植物芽中采集的树脂状物质，用作蜂箱维护的天然粘合剂）粘在蜂箱壁上。
突破性进展发生在1851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业余养蜂人洛伦佐·洛林·朗斯特罗斯牧师发现了”蜂路空间”(bee space)——一个最宽约四分之一英寸的间隙，足够蜜蜂通过，但又太宽而不会被蜂胶堵塞，同时又太窄而无法建造蜂巢。朗斯特罗斯自己设计的活动框架蜂箱在框架之间融入了蜂路空间，从而确保了框架可以轻松取出。因此，收集蜂巢和监测蜂群变得可能。目前仍在使用的所有蜂箱，包括朗斯特罗斯蜂箱，都基于相同的原理。
朗斯特罗斯蜂箱彻底改变了养蜂业，并推动了其他不可或缺的发明。首先是”巢础”(foundation)：一种用金属丝加固的蜡片，可以装入框架中。巢础上压印有六边形蜂房图案，供蜜蜂作为建造蜂巢的基础。随后出现了离心分离器，它可以将蜂蜜从蜂房中甩出，同时保持框架中的蜂巢基本完好以便重复使用；还有隔王板(queen excluder)，这是一种工蜂可以穿过但蜂王无法通过的栅格，用于将育虫室与蜂蜜室分开。接下来是风箱式烟熏器，它可以使蜜蜂安静下来而不会使它们窒息；最后是蜂逃(bee escape)，一种安装在隔板上的阀门式弹簧装置，只允许蜜蜂单向通过——从继箱向下进入育虫室，或向上离开蜂箱——从而可以在采集蜂蜜前清空蜂蜜室。
此后还有进一步的改进，但这六项发明仍然是现代养蜂的基础。
养蜂。从本质上讲，这些技术使养蜂人能够管理蜂群，使其产生大量的蜂蜜盈余，足以提供收获所需并为蜜蜂储备越冬食物。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蜂群过于拥挤，蜜蜂就会分蜂，飞往新的地方。养蜂人的目标是通过使用隔王板隔离蜂王，并通过增加额外的储蜜箱——继箱(supers)——一层层叠加在育虫箱上来扩大蜂箱容量，从而防止分蜂发生；这样蜂群保持完整，拥有全部的采集蜂来积累蜂蜜储备。
现代养蜂人的一年从早春开始。随着冬季退去，苏醒的蜂箱需要检查，清理底板，并为任何需要紧急口粮的蜂群提供糖浆。在晚春，分蜂是主要关注的问题。任何发生的分蜂都必须收集——这并非没有困难甚至危险——使用长杆和收蜂箱，之后再将其安置到蜂箱中。
温暖的天气和盛开的植物为蜜源期(honeyflow)创造了理想条件，这对养蜂人来说是一段安静的时期，但对蜜蜂来说却是疯狂忙碌的时刻。当第一个继箱开始装满时，就添加另一个，然后再添加一个，在条件优越的地点甚至可能添加第四个。到七月底，就该开始收获蜂蜜了。一缕凉爽的烟雾使蜜蜂平静下来，同时在顶部继箱的下方（也可能在上方）插入脱蜂板。一两天后，蜜蜂就会撤离继箱，养蜂人可以安全地取走金色的收获。这个过程持续整个夏天，直到九月中旬，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收获可能产出多达100磅蜂蜜。
在寒冷天气来临之前，蜜蜂会再次获得糖浆喂养，蜂箱会被检查，必要时进行修缮，然后蜜蜂至少五个月不受打扰，从十一月到四月。
虽然现代科学可以在蜂王培育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帮助养蜂人，但养蜂仍然主要依赖人类的技能、蜜蜂本身——它们今天仍然像原始人在森林中追寻它们时一样野性十足——以及天气。英国多变的气候使其不适合商业养蜂，42,000名养蜂人中大多数是小规模生产者，他们的动力既来自对蜜蜂的热爱，也来自对经济收益的期望。养蜂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传统，保留着其古老的魅力。蜡烛制造商行会(Guild of Wax Chandlers)至今仍用古老的祷词表达感谢：“为了你创造的蜜蜂、蜂蜡和蜂蜜，我们感谢你，主啊。”
蜡烛至今仍是天主教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蜂蜡仍然是首选材料。
人类发现了蜂蜡无数的用途，从古代金属工匠的青铜铸造到更为普通的现代家具抛光剂。它是药膏和化妆品的成分；它包裹着波斯国王的防腐裹尸布；它为罗马抄写员提供书写板，也为他们的法律文件提供封印。它甚至被塑造成巫师和女巫的人偶，以及杜莎夫人栩栩如生的蜡像。
果园是蜂箱的理想放置地点，因为果农和养蜂人可以获得相互的好处。蜜蜂以盛开的果树花蜜为食，而它们反过来几乎完全负责果树的授粉。
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麻在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和肥沃的壤土中蓬勃生长。如今，随着植物纤维现代加工技术的实验正在进行，这种作物可能很快会再次种植。
亚麻是大自然最神奇的织物之一，是一种耐磨的材料，具有天然的防水性能、细腻丝滑的质地和清爽凉快的触感。从历史上看，它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纺织品之一。数千年来，它是农民和祭司、游牧民和皇帝的日常服装；它为埃及法老生前穿着，也包裹着他们木乃伊化的遗体踏上最后的旅程。早在4000年前，埃及就开始种植亚麻，既为了获取其细腻丝滑的纤维，也为了获取其含油的种子。亚麻植物的种植和收获，以及从茎中提取纤维、然后纺纱织布的极其繁重的过程，都清晰地描绘在埃及壁画中；而这种被称为”亚麻的漫长煎熬”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改变。
罗马人也是亚麻种植和亚麻布制造的热情推动者。虽然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腓尼基商人就在不列颠交易亚麻布，但正是罗马人将其作为农作物引入这里。他们甚至在温彻斯特建立了一家亚麻布制造工厂。亚麻在西北欧温和宜人的气候中茁壮成长。湿润的春风和温暖的夏季气温非常适合生产更长、更有光泽的纤维，到19世纪初，欧洲最重要的亚麻种植区是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北爱尔兰。
在中世纪，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其他地区一样，亚麻是许多农场偶尔种植的作物。它可以在缓慢的冬季月份进行梳理(dressed)、纺纱和织造，为农民的家庭提供衣物，也为他们的牲畜提供宝贵的冬季饲料。即便如此，本地布料往往比较厚重粗糙：富人青睐的最精细的亚麻布仍然需要进口。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羊毛和后来的棉花开始取代亚麻，成为廉价的日常通用布料。亚麻种植一直是艰苦且劳动密集型的，变得不经济，至少在英格兰，亚麻工业开始依赖进口亚麻和纱线。然而在爱尔兰，从17世纪末开始，亚麻和亚麻布工业急剧扩张，尤其是在北部的安特里姆郡、阿马郡、蒂龙郡、唐郡和伦敦德里郡。原因之一是英国纺纱工和织布工对亚麻的新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新兴的爱尔兰羊毛工业受到禁运的扼制，禁止出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的任何地方。原本可能投入羊毛业的精力和投资转而投入了亚麻种植。
人们有意努力提高布料质量，从法国和比利时引进专家来教授爱尔兰纺纱工和织布工他们更高超的技艺。其中一位专家是路易·克罗梅林，一位因法国宗教迫害而逃离的胡格诺派难民。英国财政部不仅为他提供庇护，还支付他薪水以表彰他的努力，并为他的投资支付利息。爱尔兰精美亚麻布的声誉由此建立。
在过去的夏天，爱尔兰的亚麻田里满是优雅的绿色茎秆，顶端开着淡蓝色的花朵。种子播种得很密集，这样茎秆（从中提取纺织纤维）在向光生长时会长得笔直而高大。在这个阶段，植物会产出细腻但脆弱的纤维，但一旦茎秆变黄——在7月下旬或8月中旬——产出的纤维就会柔韧而坚固。
亚麻布的生产逐渐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各种行政措施也相继出台以刺激需求——例如，规定在葬礼上必须佩戴亚麻帽带和围巾。最终，在1696年，爱尔兰亚麻进入英格兰的关税被废除，使其价格首次低于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产品。
18世纪初，爱尔兰是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亚麻和亚麻布产业为大多数乡村居民提供了唯一的选择，使他们不必仅靠从土地上勉强维持生计。农民们乐于将自己的土地用于种植亚麻，这往往损害了其他形式的农业：“亚麻产区”成了粗放耕作的代名词。
早期，亚麻布产业完全是家庭作坊式的，由农民织工及其家人负责整个生产过程。亚麻在四月播种，但农民首先要决定是为了收获种子还是纤维而种植。
（左图）将纤维从植物的木质树皮和组织中分离出来，是制纱过程中最脏的环节之一。这个过程被称为”沤制”(retting)（在北爱尔兰称为bogging），需要将亚麻捆浸入水池（“沤麻池”）中，这些水池是通过筑坝拦河而形成的。亚麻捆要浸泡长达两周，直到茎秆腐烂分解。然后，在腐烂亚麻和死水的恶臭中，工人们涉入黏滑的水池，将亚麻捆捞到岸上。
几个世纪以来，亚麻都是手工收割的，这是一项艰苦且常常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亚麻从不用刀割，而是连根拔起，以确保获得最长的纤维。近年来，比利时开发了收割机械（下图），大大减轻了这项工作的痛苦和劳累。这种拔麻机将植株引导进入”拔取装置”，该装置夹住茎秆，将植株垂直从地里拔出。
用沉重的石头压住，使其保持浸没状态，浸泡10到14天。在最后一周左右，从停滞的沤麻池中散发出的腐烂亚麻恶臭弥漫在方圆数英里的乡间。
从沤麻池中取出亚麻这项令人作呕的工作由男人们承担。有时会先把水放掉，但人们认为最好先把亚麻捆取出来，这就需要在齐大腿深的黏滑水中跋涉。在岸边短暂沥干后，亚麻被运往”晾晒场”——修剪整齐、有遮蔽的草地——在那里晾晒长达两周，等待亚麻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打麻”(scutching)。
当亚麻布制造还是家庭手工业时，妇女们负责打麻。首先，她们用被称为”木槌”(beetles)的木锤捶打干燥的亚麻茎，将木质组织捣碎。然后，将亚麻捆的一端固定在垂直木柱上切出的槽中——
若为取纤维，农夫会将种子撒播，但为获取纤维则必须密植，使茎秆紧密生长，长得又高又直，尽量减少分枝。收获时间也不同。为取纤维，他会等到鲜艳的淡蓝色花朵被装满种子的粗糙蒴果取代。然后，在种子完全成熟之前，当清绿色的茎秆开始变黄时，他会将植株连根拔起。
亚麻捆随后交给”脱籽工”(ripplers)——通常是农户的妻子和女儿——她们通过将茎秆穿过”脱籽梳”(ripple)来去除种子蒴果。脱籽梳是一种带有铁齿的大型梳状工具。然后她们将亚麻扎成小捆，称为”麻束”(beets)，送往亚麻池或沤麻坑进行”沤制”(retting)。种子蒴果晒干后用于制作牛饲料——营养丰富的冬季饲料，或压榨生产亚麻籽油。
（上图）18世纪爱尔兰亚麻工业的扩张对乡村妇女的纺纱技艺产生了巨大需求，为她们提供了宝贵的额外收入来源。这幅版画展示了唐郡的一个家庭作坊，背景中一位妇女正在煮纱，另一位在操作计数卷线器(clock reel)（用于记录卷线器转动次数，从而计算纱线长度）。另外两位妇女在踏板纺车前工作，从纺锤(distaffs)上牵引纤维。
众所周知，沤制是整个繁重工序中最令人不快的阶段。其目的是腐烂坚硬的木质茎秆，溶解将纤维和茎秆粘合在一起的胶质物质。有两种方法：露沤和水沤。露沤是将亚麻捆薄薄地铺在露天田地上数周，在欧洲广泛使用。然而在北爱尔兰，由于降雨量较大，这种方法不切实际，水沤是常用的方法。
首先，农夫会在河边挖掘一系列水池，称为沤麻池或沼泽池，筑坝以便控制水流。亚麻捆单层放入沤麻池中，用灯芯草和稻草覆盖，然后
传统上，妇女将纱线纺好后，由男性手织布工将其织成亚麻布。从中世纪开始，他们最重要的产品是桌布和餐巾，通常带有精美的边饰和装饰图案。1804年，法国丝绸织工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发明了一种带有特殊机构的织机，改进了图案的线条以及织物的质地和精细度。图中是来自北爱尔兰沃林斯敦的一位顶级织工，正在雅卡尔织机上制作精细的锦缎餐巾。
整理工序包括”打麻”(scutching)——将亚麻秆粉碎以提取丝滑的纤维——以及”梳麻”(hackling)——将光泽的纤维束通过一系列梳子，使纤维排列整齐并去除残留的秸秆。危险的打麻工序是最早实现机械化的工序之一，引入了带槽滚筒和旋转刀片。
工人们使用打麻架，用宽大的木质刀片以切割动作击打茎秆来提取纤维。
打麻之后，亚麻要经过”梳麻”工序，梳理并排列长而光滑的纤维——即”长麻”(line)——并将其与短而粗糙的纤维——即”短麻”(tow)——分开，后者最终用于填充床垫和制作麻袋等用途。梳麻工具是一系列嵌有逐渐变细的垂直针簇或”梳齿”(tines)的木板，亚麻纤维从中拉过。最后，亚麻被缠绕在纺锤(distaff)上或绕成松散的绞纱，准备纺纱。
传统上，纺纱是妇女和女孩的工作，而织布则是男人的工作。早期的纺纱工使用纺锤和锭子，但到了18世纪中期，这些工具被亚麻纺车或脚踏纺车所取代，后来被称为荷兰纺车，也可用于纺羊毛。手织布工是独立的工匠，其财富和地位略高于其他佃农。由于精神上也很独立，手织布工常常站在激进运动的最前沿，并领导了1798年的起义。
早期，亚麻的漂白和整理也由织工完成，他们会用酪乳煮沸亚麻布，然后铺在草地上让阳光完成漂白工作。通常，布商会从织工那里购买棕色（未漂白）亚麻布，接手漂白工序。漂白后的亚麻布被送到都柏林的亚麻大厅出售给英国和其他商人，直到1783年贝尔法斯特建成了白亚麻大厅。棕色亚麻布则在利斯本的棕亚麻大厅出售。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萧条对北爱尔兰打击尤为严重，因为这恰好与亚麻业的衰退同时发生。
女工们在令人窒息的灰尘中寻求喘息。梳麻(hackling)车间同样肮脏、令人不适且危险重重。在湿法纺纱车间，为保护易碎的亚麻纤维而维持的高温高湿环境，也是工人们不断抱怨的根源。织布厂的墙壁和地板更是被冷凝水浸透。
如今条件已大为改善，亚麻制造业仍是北爱尔兰的主要产业；但现在依赖进口亚麻，因为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当地已不再进行商业化种植。在过去十年中，人们进行了多次实验，试图开发新工艺来取代沤麻(retting)并提高作物的经济可行性。水沤法(water-retting)如今已不经济，露沤法(dew-retting)在北方也不切实际，尽管在南方仍然成功。然而，这种涉及亚麻茎秆化学干燥的新工艺并未取得商业成功，实验不得不放弃。因此，曾经在爱尔兰乡间常见的亚麻田盛开的壮丽景象——那片优雅绿茎随风起伏、顶端绽放着灿烂蓝花的海洋——如今已遗憾地成为过去。
来自廉价棉纺织品的竞争导致需求减少、价格下跌，并加速了机械化进程。机纺纱比手纺纱便宜，1825年湿法纺纱工艺的发明意味着即使是最精细的亚麻也可以用机器纺织。到1850年代，乡村家庭手工纺纱几乎完全消失。
手工织布又延续了约二十年，直到动力织机的出现。但织工的处境每况愈下。早在1700年代末，许多织工就已在经济上依赖中间商——通常是布商或漂白厂主——后者向他们提供纱线并回购产品。到1830年代，与纺纱工一样，许多人已迁往城镇，成为贝尔法斯特制造商的雇员，按件计酬。精细白色亚麻布（如细棉布cambric和锦缎damask）的织工境况稍好。他们的技艺专业化程度高，不易被机械化取代，因此在这些领域，手工织布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上图）尽管亚麻仍是北爱尔兰的主要产业——既服务于庞大的旅游市场，也满足国内和出口需求——但亚麻原料现在从荷兰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进口。1950年代中期，亚麻种植在北爱尔兰已不再具有商业可行性。
亚麻加工和亚麻布制造的工业化到1800年代末几乎完全完成，与乡村产业较为温和的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其工作条件令当时的工厂督察员震惊。打麻(scutching)厂尤其臭名昭著：那是”建造简陋、维护不善、不卫生的棚屋，里面挤满了危险的机器”，许多打麻工因此失去了拇指。车间里”弥漫着浓密持续的灰尘和细小的稻草与亚麻颗粒”，也引起了关注，尽管一些督察员更担忧的是工人们大口喝威士忌所带来的道德风险，而女工们则在令人窒息的灰尘中寻求解脱。
（右图）亚麻的本色是灰色或棕色，而我们所熟知的最精细亚麻布那种清凉、挺括的白色，一直是通过漂白实现的。过去，布料在酪乳中煮沸，然后在阳光充足的草地上露天漂白。如今，布料在碱液中煮沸，并用漂白剂和酸处理。
在田间角落和树篱中生长的植物叶片和根部里，蕴藏着我们祖先曾经用来为织物染色的原材料。
贫瘠的土地种不出足够养活农民一家的黑麦，但那些难以耕作的田边地角，被未经扰动的树篱环绕着，却以另一种方式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里生长的杂草叶片和根部中蕴含着蓝色、绿色和红色染料，曾被用来为许多中世纪服装染色；而覆盖在从附近田地清理出来的石堆上的地衣(lichen)，则产出柔和的黄色和棕色，专门用于粗花呢(tweed)和毛织品。
对装饰的渴望与文明本身一样古老，染色织物的冲动与用泥巴涂脸、在洞穴墙壁上作画、在深色陶器上用浅色黏土描绘图案的冲动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这些事物与染色有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依赖的是颜料——一种天然有色颗粒的悬浮液，通过粘合剂将颜色”粘”在表面上。染料的作用原理完全不同：最好将它们理解为溶液中的”潜在”颜色，而非实际颜色。之所以说是潜在颜色，是因为大多数染料只有与称为媒染剂(mordant)的固色介质一起使用时，才能产生持久或牢固的颜色。染料也是潜在颜色，因为许多物质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颜色。
早期的英国染匠只能满足于相对柔和的色彩范围，与发现媒染技术后所能获得的色彩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他们必须使用”直接染料”——那些无需媒染剂就能产生持久颜色的染料。例如，地衣就能产生直接染料，释放出温暖但略显暗淡的颜色，如赭色和棕色。
媒染染色工艺可能是随罗马人传入英国的，而罗马人则是在埃及学会了这门技艺，那里很早就使用鲜艳的染料为木乃伊裹布染色。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媒染染色在这里也随之衰退，似乎并未得到延续。
（右图）今天的染料生产几乎看不出它源于田间角落的痕迹：染料已完全成为化学家而非草药师的领域。这里，一排排被称为”圆桶”(coracle)的容器盛放着滤饼形式的织物染料。潮湿的染料从图片左侧可见的压滤机中排出到桶中，很快将被送往计算机控制的喷雾干燥设备，去除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最后一点溶剂。随后进行研磨、混合和包装。图中桶里染料那浓郁、鲜艳的颜色，在中世纪英格兰是闻所未闻的。
“染匠的工作既辛苦又寒冷；工人们不断地在冷热水中浸泡。”上面的版画印证了这段当时的描述：前景中，一名染匠照看着染缸，而他身后的同事们则在河中清洗织物。
菘蓝(Woad)可能是最著名的染料植物，在靛蓝进口之前，它是欧洲唯一的蓝色染料。它在染缸中将羊毛染成绿色，暴露在空气中后变成蓝色。古代不列颠人就已经知道这种植物，但他们不用它来染布——而是在上战场前把它涂抹在身上作为战争彩绘。野生菘蓝并不是特别常见的植物，所以人工种植可能很早就开始了。这种植物每年可以收获四次，但用于制作染料的叶子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仔细加工。第一步是将叶子晒干，然后在菘蓝磨坊中研磨成糊状。接着将糊状物搓成球，在遮蔽处保存14天。然后再次研磨这些球，发酵数周，最后混合在一起制成蓝色”饼块”。染料通过将饼块浸泡在水中并与石灰水混合来提取。
木犀草(Weld)是一种重要的染料植物，原因有三：它产量很高，少量植物就能产出大量染料；与菘蓝不同，它在用作染料前不需要特殊处理；而且它容易栽培，而某些其他染料植物则不适应人工种植。木犀草——也被称为染匠金雀花(Dyers Greenweed)或染匠火箭草(Dyers Rocket)——生长在荒地或贫瘠的牧场上。染匠在七月开花时将整株植物拔起，丢弃根部，将其余部分晒干，然后在水中煮沸。用明�ite和酒石酸氢钾作为媒染剂，木犀草可以将羊毛染成黄色，曾被用来给维斯塔贞女的长袍染色。它经常与菘蓝混合使用以产生绿色。
茜草(Madder)作为野生植物广泛分布，但在英国很难栽培。只采集根部：使用前必须去皮、加热和研磨成粉。野生茜草产生玫瑰粉色而非红色，但从法国和荷兰进口的栽培茜草可以产生红色和棕色。它除了能给纤维染色外，还有另一个奇特的特性：茎的汁液可以使牛奶凝固，因此这种植物也被用于奶酪制作。
地衣(Lichens)都能产生暖色调——棕色、红色和黄色，但采集的类型和使用方法各不相同。克罗特尔地衣(Crottle)，也被称为石苔(staneraw)或斯克罗蒂(scrottyie)，能产生…
直到许多世纪后才得以复兴。英国媒染染色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11世纪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著作。
早期的家庭染匠尝试了大量能给织物着色的植物。渐渐地，人们发现了一些能产生更好、更鲜艳、更持久颜色的植物。
（右图）染色的原理在许多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这幅14世纪早期的图画展示了一个简单的绞盘，学徒染匠在上面搭着两匹织物。转动绞盘使织物穿过热染料缸，这样布料的各个部分都能染成相同的颜色。
（右图及下图）制作菘蓝(woad)染料首先要将植物捣碎。这项工作在一种形状奇特的建筑中进行，由马匹拉动的滚轮将铺在环形轨道上的植物碾成浆状。每个滚轮重达一吨以上，滚轮房中可能多达24个滚轮。这项工作非常繁重，马匹需要频繁休息。
藏红花是众所周知的染料，由番红花的黄色柱头制成。如果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藏红花的采收成本将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一磅藏红花需要60,000根柱头，而每英亩土地仅能产出24磅干燥柱头。藏红花和茜草(madder)不仅用于织物染色，还有其他用途：藏红花被广泛用作食品染料，茜草则用于染发。
背部刮取物(back scrottle)呈橙褐色（在威尔士称为Kenderig），可染出红褐色；橡树肺地衣(lungs of oak lichen)悬挂在潮湿林地的橡树上，可在羊毛上染出橙色。与大多数地衣不同，石蕊(corklit)在胭脂虫染料出现之前曾是士兵红色军装的染料来源，需要额外的处理工序：将其浸泡在陈尿中并加入白�ite。
除了这些主要染料外，还有许多次要染料：染料木(dyers broom)常见于疏于管理的牧场，偶尔在肯特郡有人工种植。将花朵晒干后用水浸泡，可得到美丽的黄色染料。
染色工艺适合作为家庭手工艺，因为不需要特殊设备和工具——大多数家庭都有大锅和炉火。虽然各地的具体操作有所不同，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第一步始终是清洁纤维，在13世纪棉花引入之前，纤维通常是羊毛。
刚从动物身上剪下的羊毛中，纯羊毛仅占20%至70%。其余部分是羊毛脂（或称羊脂）、钾盐（或称羊汗）以及普通污垢的混合物。清洁过程称为洗毛(scouring)，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羊毛固定在溪流中冲洗。另一种方法是用陈尿清洗羊毛——尿液中的碳酸铵可以去除羊毛上的油脂。后来肥皂和苏打取代了尿液浴，但清洁柔软的流水对这一工艺仍然至关重要。
清洗和其他染色工序需要持续进行——
（左图）与从菘蓝(woad)中提取蓝色染料所需的复杂加工过程相比，从红花(safflower)或”假藏红花(bastard saffron)“中提取黄色要容易得多。将植物捣碎，然后在温水槽中搅拌。这项工作非常肮脏，水槽也很滑，因此工人们用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绳索支撑身体。左下方是一些用于提取染料的工具。
（边框）在这里展示的植物中，英格兰最广泛使用的是菘蓝(woad)、木犀草(weld)、茜草(madder)和红花(safflower)，分别产出蓝色、黄色、红色和黄色。不过，木犀草通常与菘蓝结合使用，制成绿色，因此这种植物获得了”染匠绿草(dyer’s greenweed)“的绰号。其他一些植物是进口到英国的，取代了传统的英国染料植物——巴西木(brazilwood)、靛蓝(indigo)和洋苏木(logwood)都属于这一类。这三种植物能产出更优质的红色、蓝色和黑色，它们的进口遭到了本土染料生产商的强烈抵制。
染色过程消耗大量的水。总的来说，一份羊毛需要其自身重量50到100倍的水，因此当染色开始工业化时，染坊总是建在河流附近。
清洗后，羊毛通常先与媒染剂(mordant)一起煮沸，然后浸入染缸，不过这些工序的顺序经常颠倒。植物的叶子和根长期被用作媒染剂，明矾(alum)也有悠久的使用历史；铁和锡的化合物也具有媒染特性。媒染和染色这两道工序被称为”填充和加深(stuffing and saddening)“，以下这段当时的记载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染茜草红。取三磅明矾、两磅半白酒石(white Tartar)、四分之一磅胡芦巴(Fenugreek)、两夸脱麦麸，在铜锅中煮沸，然后放入织物，让其煮沸两个半小时，之后取出，充分冷却，悬挂一夜；然后进行染色，取七磅茜草、一盎司半硝酸(Aqua Fortis)、一品脱麦麸，放入铜锅中，充分搅拌，当织物在染液中充分漂洗后，迅速将其缠绕在滚筒上，在铜锅中翻滚至少一小时，注意保持火力使其沸腾；之后取出并漂洗。”
通过这种方法，在铜锅中染一份羊毛
Reseda luteola
如靛蓝、胭脂虫红（由压碎的昆虫制成）、巴西木和洋苏木等染料。这些材料极大地扩展了染色的色彩范围，但它们的应用也需要新的工艺流程。例如，靛蓝只有在还原剂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溶于水，但在这种条件下，织物被染成黄色而非蓝色；只有当空气接触到染料时，靛蓝的颜色才会显现。
然而，新染料并未被普遍接受。特别是菘蓝染工们抵制新的蓝色染料——甚至声称它会损坏布料或具有危险性。
随着19世纪合成替代品的发明，天然染料迅速被淘汰，但植物和动物染料在某些特殊应用中仍继续使用。军队和警察制服就是两个例子：直到1945年，英国士兵礼服的鲜红色上衣仍使用胭脂虫红染色，而菘蓝和靛蓝的混合物同样被用于染制警察制服，这种做法在化学合成出可接受的蓝色之后很长时间仍在延续。
我们今天织物的鲜艳色彩要归功于维多利亚时代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的发现。1856年，他在伦敦制造出第一种人造染料——一种紫色。他的工作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活动。仅仅几年之内，英国和欧洲的化学家就开发出了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许多人造染料的基本形式。茜草中的着色化合物于1881年被人工合成，合成靛蓝于1894年上市销售。
染一小块布料相对简单，但一整匹布就完全不同了。除非媒染剂和染料均匀渗透织物，否则会出现斑驳。为了使颜色均匀分布，染工必须让织物在染缸中保持移动，这是通过染缸一侧的槽纹或板条滚筒和另一侧的导向滚筒来完成的。转动”绞盘”(winch)将整幅织物拉过染缸，使布料的每个部分都均匀着色。
湿织物的边缘容易向中心卷曲，染坊中最令人不快的工作之一就是”展布工”(broadsman)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在织物从沸腾的染缸中出来时，用手指伸到布边或”边条”(selvedge/list)下面将其翻出。
虽然羊毛是英国最早的纤维，也一直是最丰富的，但染工还要处理需要不同处理方法的其他纤维。生丝要煮沸以去除覆盖在纤维上的胶质：为防止丝线缠结，丝绸被装在袋子里。染色阶段与羊毛相同，但媒染剂和染料缸通常保持较低温度。
亚麻在染色前要进行沤麻(retting)处理——在爱尔兰，这是在死水池中进行的，但在欧洲大陆，沤麻通常在流水中进行，这样能产生更白的纤维。沤麻后，亚麻通常要漂白：先浸泡，然后铺在草地上保持湿润三天。这个三天的周期要重复三周。
棉花直到17世纪才在英格兰被织成布料，这种纤维在染色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过程类似于鞣制——棉花与单宁酸、五倍子、漆树或诃子(myrobalams)等收敛剂一起煮沸。
在15世纪期间及之后，染色业扩展并开始达到半工业化水平。大约在这个时期，探险家们带着新发现的染料返回欧洲。传统的染色方法或多或少保持不变，直到19世纪中叶。但在1856年，一位普通实验室助理的业余时间实验点燃了一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变了染色业。威廉·亨利·珀金是皇家化学学院霍夫曼教授的助理，他在合成奎宁的失败实验中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棕色物质——苯胺。用酒精提纯后，苯胺产生了一种颜色鲜艳的粉末，进一步实验导致了第一种人造紫色染料的诞生。珀金将这种染料命名为苯胺紫(Mauveine)，申请了专利，一年后开始大规模生产。
珀金的发现恰逢有机化学的爆发式发展，有机化学特别研究芳香烃链，而这些正是染料制造的起点。很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疯狂地研究染料合成。到20世纪初，千年的传统已被扫除，新生的现代染料工业正在生产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惊人鲜艳的色彩。
曾几何时，梭芯蕾丝和针绣蕾丝装点着欧洲每一位宫廷贵族的服饰。然而随着时尚的变迁，蕾丝制作逐渐衰落，不过如今它已作为一项令人愉悦的爱好重新复兴。
瓦朗谢讷蕾丝(Valenciennes)、网格蕾丝(Reticella)、威尼斯针绣(Point de Venice)、霍利针绣(Hollie Point)、卡里克马克罗斯蕾丝(Carrickmacross)——这些不同种类蕾丝的优雅名称，让人联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那些僵硬华丽的褶领，或是18世纪精致轻盈的领巾，这些我们都能从过去的肖像画中看到。事实上，蕾丝的历史与四个世纪以来上流社会的时尚史密不可分。它专门为满足时尚需求而诞生，并始终处于时尚前沿，最终却在20世纪被抛弃——不可避免地成为时尚的牺牲品。
与织布和编织等其他纺织工艺相比，蕾丝是非常现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古代”蕾丝”，经仔细检查后发现，不过是底布已经腐烂的精细刺绣而已。直到16世纪上半叶，蕾丝还不存在。然而仅仅几年后，在1560年至1580年间，它就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其流行从一个宫廷传播到另一个宫廷，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直接导致蕾丝发展的时尚变化本身相当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很普通——露出内衣变得时髦起来。15世纪末，白色亚麻衬衫和内衣的小部分区域开始在领口和袖口露出，并通过开衩的外袖展示出来。下一步是装饰这些素色面料，用珍珠、小珠子、精致的编带或刺绣。起初使用的是简单平针的彩色刺绣，后来白色刺绣受到青睐，这需要更多的纹理效果来展现光影的微妙对比。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背景面料的部分最终被完全去除，要么在镂空刺绣(cutwork)中被剪掉，要么在抽丝和拉丝工艺中作为单独的线被抽出。还有另一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那就是打结网，称为”lacis”，技术上与刺绣更为相关。
这些装饰形式都没有直接导致蕾丝作为一种技术的发展，但它们很重要，因为它们为蕾丝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蕾丝真的是凭空出现的！在这一点上，蕾丝的历史分成两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两种不同的技术分别独立发展起来。
梭芯蕾丝，又称枕头蕾丝(pillow lace)，传统上使用一个填充紧实的枕头和一排缠绕细线的梭芯来制作。首先，将羊皮纸图案固定在枕头上并打孔以插入大头针，这些大头针将作为图案引导。然后，将一端固定在梭芯上的线（以保持张力）连接到图案顶部的大头针上。接着通过快速成对操纵梭芯，蕾丝就神奇地被创造出来。制作一件普通的蕾丝需要多达200个梭芯，而一件精细的作品可能需要多达1000个。
（上图）维米尔的名画精美地捕捉了这位蕾丝编织女工全神贯注工作的神态。她静静地俯身在蕾丝枕垫(lace pillow)上，以便在昏暗的光线下看清，制作出最精致的作品——灵巧地移动线轴(bobbins)，捻转亚麻线。
（右图）针绣蕾丝(Needlepoint lace)以一系列复杂的环圈和扣眼针法(buttonhole stitches)为基础，比线轴蕾丝(bobbin lace)更难制作。它深受宫廷社会的喜爱，因为做工极其精细——且价格昂贵。
直到很久以后，这些技艺才被统称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蕾丝”。
16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技术是针绣蕾丝。镂空绣(Cutwork)和抽丝绣(drawn thread work)在亚麻布上开辟出越来越大的空间，这些空间需要被填充，而不仅仅是在底布上刺绣。这种新技术最初被命名为”punto in aria”（意为”空中针法”）。
与此同时，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催生了第二种技术——线轴蕾丝。各种编织、辫编、流苏和花边结(macramé)技术（统称为饰带工艺passementerie）都早于蕾丝出现。重要的是，它们引入了用散线工作的概念，使用手指或线轴而非针。
针绣蕾丝是按照绘制在羊皮纸上的图案制作的。首先，用引导线标出图案轮廓，然后在其周围构建数千个微小的扣眼针法。意大利是最初的生产中心，尤其是威尼斯，蕾丝产业与天主教会的修道院密切相关。
最早的针绣蕾丝——网格蕾丝(Reticella)和”punto in aria”——是几何图案的，仍然沿袭了它们所演变自的亚麻织物的水平/垂直网格结构。这是伊丽莎白时代褶领(ruffs)的时期，男女都佩戴，菲利普·斯塔布斯在《陋习剖析》(An Anatomie of Abuses，1583年)中谴责道：“那些巨大而怪异的褶领……有些深达四分之一码，甚至更深……有些饰以珍珠蕾丝，如此繁复，还有其他装饰品堆砌其上，以至于褶领本身反而成了最不起眼的部分。”一个褶领的边缘需要多达25码（23米）的精美蕾丝。
一旦这种新技术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针尖蕾丝取代了刺绣和网眼绣。
到17世纪第一个25年，即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褶皱领已经过时；男士们开始留着自然卷曲的长发，宽大平整的领子被认为更加得体，这些领子由相对便宜的柔软荷兰或佛兰德梭芯蕾丝(bobbin lace)制成。
正如所有种类的针尖蕾丝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扣眼针法一样，梭芯蕾丝（或枕头蕾丝）的特征在于使用梭芯作为重物，在线被扭转和编织时将其拉紧。设计首先通过用针孔勾勒轮廓”刺”在羊皮纸上，然后将针穿过孔洞插入”枕头”中，枕头通常像圆枕一样填充稻草。针在蕾丝制作过程中固定线的位置。
起初，梭芯蕾丝仍与其演变而来的饰带工艺(passementerie)密切相关，尤其是编织。最早的梭芯蕾丝色彩丰富，用丝线和金属线制作。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收藏有银线和金线制成的床帘和桌毯；较便宜的铜蕾丝用于假面剧和戏剧表演的服装。随着时间推移，厚重的金属编带和蕾丝变得更加精致，但它们仍然是”奢侈时代的主要奢侈品”，詹姆斯一世在宫廷展示方面超越了伊丽莎白一世。
在这一时期，梭芯蕾丝更常被称为”骨蕾丝”(bone lace)。伊丽莎白一世的衣橱账目记录了一件新年礼物：“一条金布衬裙，染成黑白色，配有金色骨蕾丝和亮片，如波浪般”。
随着技术的成熟，设计变得不那么几何化，更加自然。花朵等单独的图案被分别制作，然后通过线桥(brides)或称为网底(réseau)的背景网格连接起来。从一开始，针尖蕾丝就被视为”淑女们消磨时光于美德活动”的合适消遣，正如1591年出版的一本图案书向读者承诺的那样。图案书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出现，作为触及新兴休闲资产阶级市场的方式，并且越来越多地以针织设计为主。
（上图）詹姆斯一世的朝臣们以服饰的奢华而闻名。昂贵的金银梭芯蕾丝上挂满了极其炫耀的”亮片”(spangles)，男士们在鞋花和膝带上佩戴着价值不菲的装饰。
（左图）这是贝德福德郡的羊皮纸花边图案，用于梭芯花边(bobbin lace)制作，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用于固定针脚的针孔是用花边制作者的”刺孔器(pricker)“制成的。
（下图）如今，花边制作者使用的梭芯(bobbin)与花边本身一样都是收藏品。梭芯由木头或骨头制成，底部用玻璃珠串成的圆环或”珠饰(spangle)“加重。许多梭芯装饰精美，缠绕着细黄铜丝或镶嵌着锡。作为流行的定情信物，梭芯上常刻有名字、日期、爱情誓言或宗教格言。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写道：“阳光下的纺纱女和织工，以及用骨头编织丝线的自由少女。”骨制花边(bone lace)被认为是指用羊蹄骨作为梭芯，但这些会非常沉重，尤其是在复杂的设计中可能需要同时使用300个梭芯。然而，在德文郡，我们知道花边制作者使用削好的鱼骨代替昂贵的黄铜针，有时也使用鸡骨。
早期的梭芯花边具有实心的几何图案设计，模仿早期的针绣花边(needlepoint lace)，并继续仿效，逐渐演变为花环、花圈以及流畅轮廓中的程式化水果和花卉图案。虽然有一些重叠，但针绣花边制作通常集中在威尼斯和南欧，而梭芯花边则集中在佛兰德斯和北欧。这一地区生产的亚麻线极其精细，一直使用到19世纪，后来被更便宜的棉线取代。
梭芯花边于16世纪由佛兰德斯难民引入英格兰，并集中在米德兰兹地区和德文郡的霍尼顿周围。路易十四对法国胡格诺派的迫害带来了更多难民涌入，大大提高了18世纪英国花边的质量。
16世纪末，当花边首次出现时，欧洲正经历着贸易的大扩张。这创造了新的财富，对奢侈品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花边很快被认为比珠宝和丝绸更有价值，因为即使生产几英寸也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查理一世在1625年花费了1000英镑购买个人花边和亚麻制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左图）这幅英格兰伊丽莎白的肖像展示了詹姆斯一世的女儿穿着一条镶有梭芯花边的围裙（设计成几何针绣花边的样式），并嵌入了”网格花边(lacis)“——一种精细的结网。
（右图）19世纪，花边学校建立起来，四五岁的贫民儿童在这里学习基本的花边制作技能，领取微薄的工资，而花边则被出售以”补贴他们的生活费用”。制度非常严苛，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被要求每天工作15小时。
（上图）年长的蕾丝制作者经常聚集在彼此家中，既为了作伴也为了节省开支。正如一位访客所写：“她们每周有好几天一起喝茶，这样就不用每家都烧水壶了。”冬天，她们借着烛光工作，裙子下面放着”迪基罐”（dicky pots，上图）。这些是小型陶罐，里面装满发光的煤渣——明火产生的烟灰和灰尘会弄脏她们洁白无瑕的蕾丝。
与此同时，蕾丝制作者们不得不在牛棚里工作，那里潮湿温暖的环境能保持亚麻线的柔韧性。制作一条宽边饰可能需要多达1200个线轴（bobbins），而每天只能增加一英寸的进度。
为了保护英国蕾丝产业，1635年和1662年两次禁止进口外国蕾丝，但这只是促进了走私：棺材是最受欢迎的藏匿处。蕾丝手帕和扇子成了小偷的目标，到18世纪，蕾丝变得如此珍贵，以至于警察要求女士们在马车里背对马匹坐着，以防止小偷割开马车皮革后背，偷走她们头上或假发上系着的蕾丝垂饰（lappets）。18世纪的蕾丝时尚比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需要更大的开支：到处都是褶边和荷叶边，甚至还有专门设计用于肘部的蕾丝袖口，称为”engageants”。士兵们穿着蕾丝配盔甲上战场，宫廷礼仪要求人们戴着蕾丝镶边的睡帽去世，并穿着最好的亚麻布下葬。
然后，蕾丝的伟大时代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突然血腥终结。时尚转向简单朴素的薄纱长裙，奢侈被人们所不齿；断头台冷酷地提醒着贵族们，如果过于炫耀财富会有什么下场。曾经如此令人向往的蕾丝，现在被当作轻浮无用之物丢给仆人。
19世纪，随着蕾丝学校的建立，蕾丝迎来了复兴——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为贫困儿童提供就业的刻意尝试。这些学校的条件至少可以说是不健康的：孩子们挤在光线不足的小屋里工作，肺结核很常见。即使是小孩子也要每天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吟唱”蕾丝歌谣”来缓解单调，年轻女性则要工作12到15个小时。
离开学校后，蕾丝制作者们经常聚在一间小屋里一起工作，既为了作伴也为了取暖。成品蕾丝卖给商人，通常是当地的布商或流动代理商。可怜的蕾丝制作者们常常受制于商人，商人坚持要她们用部分工钱购买其他商品。
工业革命给手工蕾丝产业带来了最后一击。最初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机器网，通过手工刺绣来模仿蕾丝，但到了1840年代，诺丁汉的工厂已经在生产几乎与真品无法区分的图案蕾丝。维多利亚女王为她的婚纱和孩子们的洗礼袍定制了霍尼顿蕾丝（Honiton lace），但那时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的蕾丝制作者来完成这项工作。她还青睐纽波特蕾丝（Newport lace），这是怀特岛纽波特一家名为弗里曼和纳恩（Freeman and Nunn）的公司生产的优质机器产品。1833年，他们获得了使用丝线制作”金色”蕾丝（blonde lace）的专利，这在当时非常流行。
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将对蕾丝的喜爱带入了20世纪，但这种喜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而消失。然而，近年来，手工蕾丝作为一项活动越来越受欢迎，拥有众多爱好者，许多学者也在研究它的历史。蕾丝制作至今仍是一门美丽而精细的技艺，背后有着复杂而迷人的传统。
尽管已被机械化所取代，手工造纸这门古老技艺仍在少数作坊中延续，为精装书籍、艺术家和书法家生产优质纸张。
造纸术约于公元100年起源于中国，随后缓慢传播至世界各地，于12世纪经由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入欧洲。到1476年，手抄书籍被机械印刷书籍取代，纸张需求急剧增长。
在英国，有记载的第一家白纸作坊是赫特福德附近的塞尔作坊(Sele Mill)，于1490年代短暂运营。但英国造纸业真正起步，是1588年约翰·斯皮尔曼(John Spilmann)在肯特郡达特福德开设作坊之后。约翰·斯皮尔曼曾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珠宝商之一，1605年詹姆斯一世访问该作坊时册封他为骑士。
造纸业初期发展缓慢有两个原因。首先，造纸匠人对技艺秘密严加保守；其次，原材料亚麻碎布供应短缺。其他碎布或任何粗纤维材料如绳索、帆布都可用于制造包装用的粗纸，但在18世纪漂白剂引入之前，只有白色亚麻或棉布才能制作优质白纸。
作坊的第一道工序是分拣、裁切和清洗碎布，剔除纽扣和钩子。然后将碎布堆起，打湿后放置发酵。下一步是进一步分解碎布，用水力锤将其软化成纤维状。
由此产生的纤维与水的混合物称为”纸浆”(stuff)，从圆形储浆池转移到长方形纸槽中。纸浆由火炉保持温热，用木棒或”搅拌棒”(potching stick)搅动，然后由称为”抄纸工”(vatman)的工匠用纸模过滤成型，制成纸张。
抄纸工的技艺在于制作出一张张大小、厚度和质量完全一致的纸张。他负责确保纸浆按正确比例混合——约3%至5%的纤维含量。每张纸都在纸模上成型，纸模是一个长方形木框，上面绷着细铜丝或青铜丝，每英寸25至35根。这些细丝由垂直交叉的粗丝支撑。纸模与纸框(deckle)配合使用，纸框是另一个套在纸模上形成浅盘的木框。
抄纸工双手握住纸模和纸框，将长边一侧浸入纸浆，向自己方向拉动。拉动时将纸模放平，使其均匀覆盖一层厚度适合所制纸张类型的纸浆。他动作的灵巧娴熟，以及对每张纸所需纸浆量的本能把握至关重要。轻轻摇晃使纤维分布均匀后，他将纸模从纸槽中提起。随着水分沥干，纤维相互粘合形成纸张。
然后抄纸工将纸模递给第二位工匠——压纸工(coucher)，同时取下纸框。每位抄纸工配有一对纸模，这样他可以在压纸工从第一个纸模上取下纸张时，用另一个纸模制作下一张。
压纸工握住纸模的一条长边，将另一边放在毛毡层上。
干燥后的纸张表面粗糙且吸水性强。如果要用于书写，必须上胶以降低吸水性。方法是将每张纸浸入一种称为胶质浆(gelatinous size)的混合物中。
新制成的单张纸张悬挂在造纸作坊干燥阁楼的牛毛或马毛绳上晾干。与麻绳不同，牛毛或马毛绳不吸水，因此不会在纸上留下水印痕迹。
毛毡放置在工作台上，高度便于操作。他用均匀的滚动动作将纸张铺在毛毡上，然后取下纸模。纸模随后滑回给抄纸工(vatman)，而压纸工(coucher)会在纸张上方翻盖另一块毛毡，然后伸手去接第二个纸模——此时纸模已经向他滑来。抄纸工和压纸工配合默契，形成节奏感十足的动作，大约每十秒就能生产一张纸。毛毡起到缓冲和吸水的作用，因为此阶段的纸张湿润脆弱，被称为生纸(waterleaf)。
当压纸工堆叠起约144层交替的毛毡和纸张（6刀，每刀24张）后，他会在顶部盖上一块压毡(pilch)——由六块旧毛毡缝合而成。然后他和抄纸工一起将这捆毛毡和纸张送到木螺旋压机上，挤出纸张中的水分。
第三位工匠是分纸工(layer)，他将纸捆从压机上取下，把毛毡和纸张分开。接着，纸张被送到干燥阁楼，悬挂在绳索上风干。
除非仅用作吸墨纸，书写用纸必须经过施胶处理才能吸收墨水。施胶用的明胶是用制革匠、皮革加工匠、手套匠和羊皮纸匠的废料熬制而成。纸张浸入胶液后压榨去除多余胶水，加热干燥，然后送到整理室进行抛光和裁切。为获得光滑细腻的表面，纸张会与锌板交替叠放后压制，有时还会加热。最后一道工序是分级：合格品、次品(retree)、边纸（令纸顶部和底部各24张质量较差的纸）以及废品(brokes)。纸张按令计数（原为480张，即20刀），包装后交付。从破布到成品，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三个月。
17至18世纪的造纸厂规模通常较小，有时与其他作坊共用同一水源，往往属于同一业主。只有较大的造纸厂才会雇用全职的抄纸工、压纸工和分纸工。完成学徒期的造纸工
（上图）在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前，书籍由僧侣手工书写和绘制插图，材料是用动物皮制成的羊皮纸。
（上图）棉布破布由女性拣布工准备，用于造纸。
完成七年学徒期的人会获得自由证书，成为熟练工，在各个造纸厂之间流动寻找工作。除了三名工匠外，还雇用一两名熟练工操作压机、照看打浆机和完成纸张加工。许多妇女和儿童在炎热多尘的拣布房或工作间里劳作。
随着行业缓慢发展，造纸厂接管了其他工厂的场地：然而并非每个场地都适合。除了需要水力驱动机器外，还需要水来制作纸浆，而白纸的生产需要纯净清洁的井水或泉水。由于干燥阁楼需要空气自由流通，工厂不能建在深谷中。
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破布的稳定来源和纸张的销售市场。伦敦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纸张消费地，也是最集中的破布来源地，这些破布来自本地居民或从欧洲进口。肯特郡、白金汉郡和赫特福德郡的白垩和石灰�ite泉水非常适合生产优质纸张，这个新兴行业就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18世纪，这个行业开始加速发展。工业变革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增加了对各种纸张的需求，尤其是牛皮纸。白纸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老詹姆斯·沃特曼先生和小詹姆斯·沃特曼先生在梅德斯通附近的土耳其磨坊所做的努力。正是他们引入了编织网格模具，取代了不适合最精细工作的平行排列网格。在梅德斯通，他们还生产出最大尺寸的单张纸——古董纸（Antiquarian），尺寸为52½英寸×31½英寸。
需求增加带来了更快生产更多纸张的需要，18世纪几家工厂引进了新的荷兰机器——荷兰打浆机（Hollander），它能以更快、更高效的方式打碎破布。
下一次飞跃发生在19世纪初。
（下图）作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工匠，抄纸工（vatman）准确知道该舀多少”纸浆”到模具上。
水印是将纸张对着光线时可见的印记，由缝在造纸模具（左图）金属丝上的金属丝图案压印而成。纸张成型时，图案所在位置的纸张质地会略有变化，从而留下永久性标记。有些水印标注造纸厂名称，有些则标注纸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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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的造纸商。其中之一威廉·乔因森在肯特郡圣玛丽克雷的造纸厂建立了相当的声誉。1842年他雇用了120名工人；到1865年，工厂员工增至630人，每周生产25吨优质纸张。
造纸工艺在19世纪因造纸机的出现而发生革命性变化。法国人尼古拉-路易·罗伯特将一台机器带到英国，亨利和西利·福德里尼尔兄弟为其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如今，改进版的福德里尼尔机已在全球普及。下图是鲍沃特-斯科特公司的生产场景，柔软的薄纸从成型辊机上出来，卷到巨大的母卷上，然后再加工成该公司每天生产的150万卷纸巾。
这要追溯到19世纪。法国职员尼古拉·路易·罗伯特制作了一台造纸机原型。由于在法国得不到支持，他将模型带到英国，在那里得到了两位文具商福德里尼尔兄弟和工程师布莱恩·唐金的支持。
福德里尼尔机（后来以此命名）的原理是使用一条无端网带。在机器的”湿端”，纸浆被喷洒到网带上；网带在移动过程中不断振动，纸浆逐渐转化为纸张。纸张继续沿机器移动，被转移到毛毡上压制，然后在仍然潮湿的状态下卷起，取下后展开、裁切并在阁楼中干燥。
机器生产的主要限制是破布原料的供应。1856年，牛津郡造纸商托马斯·劳特利奇用西班牙草（esparto，一种地中海野草）成功生产出令人满意的印刷纸。其他造纸商纷纷效仿，大规模生产很快开始。1880年代，用木浆造纸的技术随之出现，木浆可通过研磨或化学处理制成。
如今仍有少数手工造纸厂存在。其中一家位于萨默塞特郡的伍基洞，保持着古老的技艺，延续着近2000年前可追溯至中华帝国的活态传承。
改进后的福德里尼尔机至今仍在运行。它们能够高速生产大量纸张，完成裁切和干燥。有一段时间，手工和机器造纸方法并存，但福德里尼尔机很快承担了大部分工作。1805年是手工纸的巅峰年份，全国760个纸槽共生产了16500吨纸张。到1860年，虽然手工纸产量仍有4000吨，但机器产量已达96000吨。
除了最高档次的纸张外，福德里尼尔机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那些坚持手工传统的造纸厂越来越专注于生产绘图纸、水彩纸、法律文件用纸、股票债券用纸、描图纸和钞票纸。
尽管布面精装书现已实现大规模生产，但传统的皮革装帧工艺依然生机勃勃，持续满足人们对精美耐用书籍的需求。
手工装帧的书籍有一种简约的完美，这是现代工厂生产的书籍无法企及的。精美的装帧是优秀文本的完美衬托。塞缪尔·佩皮斯曾感慨，他为自己丰富的藏书添置新书，“装帧之美”与书中文字同样重要！手工装帧最令人惊叹的或许是它的延续性——装帧传统形成了一条不断的脉络，一直延伸到最早的书籍。
按照我们今天对”书”的理解，最早的书籍是两种理念的融合。将多张平面纸页用铰链连接的概念源自罗马人，但罗马人的书写板并非用纸张这样的柔性材料制成，而是用厚实坚硬、涂有蜡的木板铰接而成，形成双联板或三联板（即”两页或三页的书”）。书籍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纸张或其替代品，如纸莎草纸或羊皮纸（vellum）。纸莎草纸大约出现在5000年前，羊皮纸则在公元200年左右开始取代它。但在古代，制作长篇文献的传统方法是将纸页连接成长卷或卷轴。
最早可辨识的书籍由纸莎草纸制成，后来改用羊皮纸，装订在坚固的木板之间。卷轴并未立即消失，但被新兴的基督教社区视为异教形式，最终被更受认可、更”神圣”的书籍所取代。
由于所有早期书籍都是手抄的，且常常配有精心绘制的华丽装饰——包括繁复的首字母和色彩鲜艳的细密画——因此它们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仅限于富人和神职人员拥有。
早期英国的装帧相对简单，但装饰逐渐开始出现在纹理清晰的橡木或山毛榉封面上。那些需要随身携带的书籍——比如云游圣者所用的——仍然保持朴素，以防被强盗觊觎；但教堂和修道院的书籍往往装饰奢华，镶嵌金银、丝绸或天鹅绒以及宝石。现存最早有记录的英国装帧可追溯到七世纪。
到诺曼征服时期，书籍已演变成与今天的书籍更为相似的形态，但仍然是笨重不便的物件。然而，在随后的四个世纪左右，装帧工艺逐渐精进，尤其是在装饰方面。在约克、格洛斯特、伦敦、达勒姆和温彻斯特的修道院中心，修士们将动物图案和徽章压印在鹿皮封面上。到12世纪，开始使用浮雕金属模具。这些模具加热后压入湿润的皮革，留下类似浮雕的凸起印记；热量还会使皮革呈现微妙的色泽变化。
这种技术称为盲压（blind stamping），后来又发展出用金箔装饰图案的工艺。金箔烫印（gold tooling）可能是由一位名叫托马斯·贝瑟莱特的法国人带到英国的，他在1530年至1555年间为亨利八世销售和印刷书籍。在更精致的装帧上，金箔还会被贴在书页边缘。
从简单的压印图案开始，装饰技术不断发展——有人认为是退化——出现了滚轮工具，其边缘带有图案，可压入皮革；还有整版压印技术。后者是将带有图案的大型金属板压入皮革，从而一次性完成整个封面的浮雕。
书籍仍然被严密看管，许多图书馆用铁链将书锁住以防盗窃。装帧和藏书模式的真正变革要等到15世纪中叶，随着纸张和活字印刷术从欧洲大陆大规模引入才得以实现。纸张比羊皮纸轻薄得多，因此书籍变得更小巧；印刷取代了费力的手抄，使书籍变得更便宜、更普及。这反过来导致封面装饰不再那么奢华——便宜的书不需要华丽的装帧。
到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在英格兰开始印刷时，手工装帧的所有基本工序都已形成，并将继续沿用——除了在装饰风格和细节上有所变化——直到机械化时代的到来。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修道院承担着手抄书籍的任务。许多修士终日辛勤抄写历史和宗教著作。他们将精美的文本装订在橡木或山毛榉板之间，后来又发展出皮革装帧的艺术。
19世纪上半叶，装订工艺几乎被淘汰。
在17世纪，装订师通常从头到尾完成一本书的全部工序。工匠师傅（女性通常负责缝纫工序）一般在自家一楼工作，由一名住在楼上与家人同住的无薪学徒协助。工作可能从天亮开始，一直持续到日落——闪烁的烛光被认为有火灾风险。
工业化只影响了面向大众消费的书籍，一些较小的传统装订作坊至今仍在运营。这种延续使得参观装订作坊成为难得的享受：与许多复兴失传技艺的工艺作坊不同，装订作坊既是工艺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盈利的工作场所。而且，随着现代创新——如新的铰链结构、新的缝纫设备以及新颖独特的装订材料——这门工艺仍在不断发展。
手工书籍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装订中使用的每种材料都必须精心挑选、充分准备并细致加工。例如，粘合剂必须足够牢固以将书籍粘合在一起，但又不能太脆，否则会随着时间和使用而开裂。固定书页的线必须拉到恰到好处的张力：
中世纪早期书籍的精美装帧通常装饰华丽，采用手工金银、丝绸和天鹅绒，甚至还有宝石和精美的景泰蓝珐琅（Cloisonné enamels）。内页的羊皮纸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微型画和精致的边缘装饰。即使是装帧较为朴素的书籍也价值不菲，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事实上，直到15世纪，只有富人才能拥有一本《圣经》。大型修道院图书馆小心守护着他们珍贵的藏书，一些最精美的收藏——如赫里福德大教堂的藏书——都用铁链锁住以防盗窃。
太松或太紧，书页要么会从装订处撕裂，要么无法平整翻开。
装订师的首要任务是折叠印刷好的书页，并将它们按正确顺序收集在一起。折叠好的书页现在称为书帖（Sections），接下来堆叠成一摞，形成完整的活页书。在书堆的顶部和底部，装订师放置”衬页”（End-papers）；这些是坚韧的纸张，通常是精美的手工大理石纹纸，用于将第一帖和最后一帖固定到构成封面的纸板上。装订师小心地将书堆滑入一个简单的木框中，框上绑着一系列粗绳，装订师稍后会将这些绳子牢牢固定在纸板上。通过这种方式，书籍的所有组成部分沿着书脊被牢固而灵活地固定在一起。
装订师的针依次穿入穿出每个书帖的折叠边缘，绕过绳索，使每一页都在书脊的多个位置固定在绳索上。从装订架上取下后，缝好的书帖已经开始呈现出书籍的形状，尽管书页边缘仍然粗糙未经修整。“上胶”进一步增强了书的形态：装订师沿着折叠和缝合的边缘刷上一层明胶基胶水，填补书帖之间的缝隙并加固书脊。
在这个阶段，折叠和缝合已经大大增加了书脊处的厚度，因此装订师现在需要对书进行”圆背和起脊”处理。他用锤子将书帖敲打成凹形，使折叠和缝合的边缘在书的中部比两端更加突出。为了解决书脊处增厚的问题，装订师将书夹在一种木制夹具中，用锤子将书帖在书脊处向外敲打成扇形。前后书帖几乎以90度角折叠，形成一个整齐的凹槽，准备接纳封面板。然后用丝线或棉线在书脊顶部和底部的缝线处缝上羊皮纸书头带(headband)和书尾带(tailband)。这为书籍提供了额外的韧性，以应对日后在书架上的磨损。
（下图）书籍封面粘合后，需要压制数小时。
（上图及右图）这组图片展示了手工装订的一些主要工序。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书帖的缝合（使用缝书架），这确保了书籍的牢固和耐用。然后用切纸机或”刨刀”(plough)修整书页边缘，之后将皮革裁切成封面所需的尺寸。最后，在皮革封面上烫印金箔。
装订师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封面板：将其裁切成合适的尺寸，在两面衬上结实的纸张，并打好穿绳的孔。他现在将绳索穿过打好的孔，然后将绳索末端拆散并用锤子敲平，用浆糊将其粘贴在封面板上。
为了将书页边缘修整平齐，装订师将书移到一个叫做”压书架”(lying-in press)的大型木架上。木制夹具将书固定在架子内，紧靠一根水平导轨，导轨上装有”刨刀”(plough)。这有点像木工刨子，装有一片锋利的刀片，一层一层地削去书边的纸张。装订师最终得到一个完美平整的边缘，光滑到足以进行烫金处理。
现在只需要一个封面就能完成这本书了。四分之一装帧(Quarter-binding)只用皮革包裹书脊，其余封面部分用布或纸保护；半装帧(Half binding)则额外包裹书板的四个角。而全装帧(Full binding)提供最全面的保护，因为它用皮革包裹整本书。装帧师将皮革裁剪成适合书板和书脊的尺寸，然后将皮革边缘削薄，使其能平整地贴合在书板内侧。面粉或米糊将皮革封面粘贴到书脊和书板上，然后将书夹在木板之间放置一夜，等待糊剂凝固。
最后，将衬页(End-papers)粘贴到书板上以覆盖皮革边缘，然后将书在压力下放置数小时。
几个世纪以来，装帧方法的细节随着时尚潮流、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理念以及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上述传统装帧风格现在被称为”柔性”装帧(Flexible binding)，因为书脊确实是柔软可弯曲的。当打开书本时，书脊的形状会神奇地从凸面变成凹面。
这种装帧方式对纸张造成很大压力。传统手工纸能够承受这种压力，但1800年左右发明的脆弱机制纸用这种方式装帧时会撕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装帧师在纸张上切割凹槽来嵌入绳芯(Cords)。引入嵌入式绳芯还有另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可以大大降低书籍的制作成本，因为
（上图）19世纪，精装书在大型装订厂进行批量生产。女工负责折叠纸张，并在缝书架上缝合书帖，男工则使用圆头锤对书脊进行”圆背和起脊”处理。图中女工使用的是三根缝书绳，而非通常的五根，以此缩短缝制时间并降低成本。
（右图）现代装订师开创了新的创意技术，并使用富有想象力的新材料。菲利普·史密斯的《指环王》采用了泼溅效果的环衬——通过在湿纸上涂抹防水墨水制成（在接近干燥时洗去），书封中央的”眼睛”处还镶嵌了�的�的鲍鱼壳（abalone shell）。
缝制时间减少了高达80%。一旦缝书绳被隐藏起来，装订师便禁不住诱惑减少绳子数量，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为了掩饰书籍质量的下降，他们在书脊上制作假绳，并采用纸管制成的空心背，使书籍可以用织物而非皮革包覆。
这种方式装订的书籍磨损严重，部分原因是在沉绳装订中，铰链处的皮革被削薄以便书籍能够轻松开合。因此，图书馆式装订应运而生，以满足对更耐用书籍的需求。这类书籍在书板边缘与书脊之间有一道凹槽，可以使用更厚的皮革，从而形成更坚固的”铰链”。
书籍还额外缝在耐用的亚麻带上，而非麻绳上，其他特征也进一步加强了结构。
19世纪的机器生产催生了硬壳装订。这种装订方式将书壳与书芯分开制作，预先缝好的书帖粘贴到封面上。这项技术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如今几乎所有书籍都采用硬壳装订出售。
然而，硬壳装订的书籍并不真正适合频繁使用。如果你有一本经常使用的书——比如道路地图集或商业名录——你可能会发现，在日常使用一年后，封面和内页就已经分离了。
这样损坏的书籍并非完全无法修复。传统装订师可以为你拆解书籍，并使用传统的手工装订方法重新装订。重新装订的费用可能与一本新的硬壳书相当，但它可以经受住日常使用的考验，伴你一生。
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乡村社区能够离开铁匠铺而存在。铁匠为马匹钉掌，制造和修理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必需品。
几个世纪以来，铁匠铺一直是乡村生活的中心。在那里，锻炉(forge)的火光映照下，人们的脸庞被昏暗中飞溅的明亮火花染成红色。等待活计完成的人们与闲来无事的人聚在一起，在铁锤敲击铁砧(anvil)的节奏声和蒸汽的嘶嘶声中交换着闲话和教区新闻。冬天炉火熊熊燃烧时，这里尤其受欢迎。
在中世纪，每个村庄至少有一间铁匠铺。它通常位于村庄中心，往往战略性地设在十字路口。铁匠铺实际上是一个微型工厂，生产各种家用器具、农业设备和工匠工具，从犁铧(ploughshares)到炊具，从柴刀(billhooks)到刮靴器。
铁匠是最早的独立手艺人之一，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承接工作而非按时计酬——尽管他们的工作时间漫长而艰辛。铁匠必须掌握一系列令人敬畏的技能，并且体格极其强壮——就像朗费罗笔下的”大力士……有着宽大而筋脉突起的双手；他强壮手臂上的肌肉，坚硬如铁箍”。除了打铁，他可能还要做其他工作。村里的理发师工作常常落在铁匠身上，许多人还会兼做牙医。人们把他当作顾问或智者来请教，他甚至可以在铁砧上主持一种婚礼仪式。
这部分是因为他在社区中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人们敬畏他对火与铁那看似神奇的掌控能力。
从地下提取铁矿并将其锻造成工具和武器的工艺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人类此前加工的所有金属都足够柔软，可以冷加工——铜、锡、银、金。然而，铁的成型需要高温，一旦冷却，它比任何其他金属都要坚硬。
最早的英国铁匠——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铁被称为”黑色金属”——是流动作业的：他们从一个庄园走到另一个庄园，通常自己冶炼铁矿。他们最喜欢的材料始终是熟铁(wrought iron)，纯度达99.9%，耐腐蚀且加热后易于成型。（现在这已基本被低碳钢取代。）随着15世纪高炉的引入，铁的生产规模扩大，从铁匠和修道院手中转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铁匠建立了自己的作坊，从炼铁厂主那里购买铁料，专注于用自己的技艺进行加工。
铁匠很少独自工作。大多数铁匠雇用一两个帮工、学徒和助手。这些人除了在铁匠的指导下完成较简单的工作外，还负责拉风箱(bellows)、挥舞铁锤，并帮助照料马匹。
气焊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农民可以自己修理工具和设备，从而夺走了传统铁匠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上图）锤子和钳子是铁匠最有用的工具。它们实际上是铁匠双手的延伸。全身防火花皮围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铁匠的标准装束。有时围裙底边会做成流苏状，铁匠会用它来清扫铁砧上的碎屑。
炉膛（hearth）或锻炉（forge）是铁匠铺的核心。炉膛通常是方形的砖砌结构，里面燃烧着火焰，并将其抬升到一定高度，使工件能够在炉火和铁砧之间来回移动，尽量减少搬运的动作。锻炉上方有一个锥形的集烟罩，由砖块或铁皮制成，用于收集烟雾和废气，并将其引入烟囱。锻炉前方通常会内置一个铸铁水槽，称为淬火槽（bosh），用于冷却工件或给过热的工具淬火。锻炉上还固定着一根横杆，铁匠会把各种钳子挂在上面，方便取用。
要将火焰温度提升到足以加工铁器的程度，需要强制鼓风。从最早的时候起，这就由风箱来完成，风箱的直径可达六英尺。风箱产生的气流吹向火焰。
即使在中世纪，锻炉也是一个繁忙的地方。除了铁匠和他的顾客之外，可能还有一名学徒和一名负责操作风箱的助手。
早期铁匠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提供中世纪战争中常见的各种武器装备。头盔、面甲、胸甲、锁子甲(chain-mail)、长矛、戟(halberds)、钉头锤(maces)、匕首、盾牌和剑，都由技艺精湛的铁匠打造而成。
铁匠既为自己也为他人制作工具，其自制工具的种类极为丰富。除了铁砧(anvil)、型砧(swage block)和台钳等大型设备外，村庄铁匠铺还会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锤子、钳子、锉刀和钻头，用于从装饰性铁艺到修理收割机的各种工作。
风箱在上下两个行程中都能送风，通过一根叫做风嘴(tuyere)的铸铁管将空气送入火焰中心。风箱由一个位于锻炉上方约肩高处伸出的手柄操作，可由铁匠本人、帮工、学徒或路过的热心人来操作。然而，这是一项需要技巧的工作，因为鼓风过猛或过慢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加热铁料过快会使其变脆；加热过慢则会使其熔化烧损。
熟铁(wrought iron)可以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加工，但在这个范围内有更窄的温度带，使铁特别适合特定的加工任务。凭眼力判断这些”火候”并加以控制，是铁匠最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
火候不是用温度数字来表示，而是根据金属的颜色和外观用绰号来称呼。雪球热(Snowball heat)是铁熔化前的临界温度，此时金属呈白热状态且质地疏松。在这个温度下，两块金属可以通过锤击熔合在一起。低于此温度的是全焊接热(Full)、轻焊接热(Light)和滑焊接热(Slippery welding heats)，这些是最常用的温度。接下来是亮红热(Bright Red)、樱桃红热(Cherry Red)和暗红热(Dull Red)，用于金属成型、压平、抛光和精加工。然后是黑热(Black Heat)，刚好能使铁在深暗处微微发光。最低的是温热(Warm Heat)，金属只是在火焰中快速掠过而非停留其中，直到刚好烫手无法握持。这个温度用于弹簧的定型处理。
除锻炉外，铁匠最重要的设备就是铁砧，所有热金属都在上面加工。早期的铁砧形状各异，从方形到鱼雷形都有。随着发展演变，一种叫做伦敦式(London pattern)的样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一端为方形，另一端为锥形。
在方形的砧跟(heel)附近有两个孔。使用一种叫做冲孔器(pritchel)的工具在圆形的”冲孔”(pritchel hole)上进行冲孔。这个孔和方形的型孔(swage hole)也可以插入工具的柄部，在锤击热金属时将工具固定稳当。
大部分工作在砧面(face)上完成，砧面覆盖着一层焊接的硬质泡钢(blister steel)板，以承受重锤敲击。在砧面和尖锥形的砧角(bick)之间有一个小台阶，叫做软台(table)，比砧面软。这是用于冷切铁料的地方，因为冷凿的刃口会被坚硬的钢面损坏。
方钻(bick)的主要用途是弯曲金属制作马蹄铁或锻造链条的链环。
铁砧被安放在一块巨大的木墩上，通常是榆木，木墩嵌入铁匠铺地面的砖块、石头或夯实的泥土中，使铁砧达到工作高度。木墩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并为锤击提供一定的弹性。锤子从调整良好的铁砧上反弹回来，大大减轻了举锤的力气。
铁匠的基本工具是锤子和钳子。他通常使用一把重约几磅的双头圆头锤(ball-peen hammer)。对于中小型工件，他直接用这把锤子敲打热金属，但对于较重的锻造工作，他只是轻敲金属，向助手指示大锤(sledge)或重锤的打击目标。铁匠轻敲，助手重击，配合默契。
（左图）战争时期，女性常常承担起以前由男性从事的工作。必要时，即使是体力要求很高的铁匠工作也由女性来完成。
正如锤子是铁匠右手的延伸，他用来夹持和操作工件的钳子则是左手的延伸。他可能有50对甚至更多的钳子，钳口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
还有数百种其他工具，每种都是为了方便切割、成型、打磨和精加工金属而设计的。錾子(sets)是楔形的切割工具。圆顶锤(fullers)是圆形的，用于压痕而非切割。当需要延长一块金属时，要沿其宽度方向多次使用圆顶锤，使其呈波浪状，然后用平锤(flatter)——一种宽平刃的工具——从上方用大锤敲打，将波浪抹平。
各种型模(swages)使铁匠能够将铁棒塑造成特定的尺寸或形状。较大的工件在型模块(swage block)中成型，这是一块铸铁块，上面有各种槽、孔和凹槽。使用时固定牢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辅助铁砧。另一个必备工具是芯棒(mandrel)。
（上图）铁匠的技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操控炉火、水槽(bosh)和风箱，以产生特定任务所需的精确温度。他凭眼睛判断温度，观察颜色的细微变化——从暗淡的深红，到血红，到金黄，再到白热的炽烈光芒。
用于校正铁箍和铁环。
一些技术只需锤子和钳子就能成型金属。两块金属可以在雪球热度（snowball heat，即接近熔化的高温状态）下通过大力锤打连接在一起，而铁条可以通过”镦粗”（upsetting）使其变厚变短。将铁条一端加热，然后竖直握住，热端放在铁砧上，在砧面上下敲击。如果要使铁条变细，则需要进行”拔长”（drawing down）。在四面锤打以保持形状，铁匠沿着铁条工作时需要多次加热。
通过回火可以给工具赋予或恢复坚硬的切削刃。熟铁通过快速加热和冷却来硬化。回火刀刃时，先加热，然后将刃口淬入水槽（bosh）。铁匠观察刀身其余部分缓慢冷却时的颜色变化，在关键时刻将其淬火。然后可以研磨硬化的刃口使其锋利。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铁是日常生活中数千种物品的原材料——用于农场、战场，以及房屋、教堂和城堡。所有这些都是手工单独制作的，通常由村里的铁匠完成。一些铁匠专门从事装饰工作，用优雅的涡卷和华丽的花饰装点简单的功能性物品，如大门和铰链。
乡村厨房里会有许多铁匠技艺的产品——壁炉中的火篮，以及各种三脚架和三角架、烤叉、水壶架、大锅和烤盘。
起初，是周围社会的暴力为铁匠的技艺提供了市场。他劳动的最终产品往往是武器和盔甲，供当地乡绅及其住所使用：装饰性铁艺和格栅的传统源于保护建筑的需要。熟铁大门是吊闸的直接后代。
随着时间推移，铁变得更容易获得，铁匠发现自己要制作和修理种类繁多的产品。为农民制作犁铧和锄头、铲子和镰刀。为村民制作烛台、大锅、锁和铰链、火炉用具，甚至为孩子们制作玩具。他为茅草匠和泥瓦匠、木匠和马车制造商制作工具。他最常见的任务之一是为大型马车轮提供金属轮箍。他还为马钉蹄铁。在一个完全依赖马匹提供动力和运输的时代，后一项功能催生了一种专门的铁匠类型——蹄铁匠（farriery）；尽管大多数普通铁匠也能为马钉蹄铁。
工业革命是乡村铁匠铺不可阻挡衰落的开始。工具和器具开始大规模生产，马力让位于蒸汽动力。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拖拉机引入英国农场，使马匹数量减少了一半，英国铁匠基本上变得多余了。
面对服务需求的下降，一些铁匠铺变成了汽车修理厂，另一些则专门从事装饰性铁艺。蹄铁匠开始流动作业，其他铁匠则在铸造厂和采石场等大型企业找到了工作。即使在炉火仍然燃烧的地方，也发生了变化。电风扇取代了风箱，电钻和电动砂轮取代了手持工具。铁匠的技艺在一些地方仍在传承，但传统的乡村铁匠铺——那个集会场所、繁忙的工业中心、万能修理店和定制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了。
旧时的蹄铁匠在铁匠铺的高温和噪音中为马匹钉蹄铁；但现代的蹄铁匠大多已经走上巡回之路，随身携带预先锻造好的蹄铁。
（上图）罗马人使用精美的”马蹄凉鞋”(hipposandals)来保护马蹄免受石质地面的磨损。这是一块带有侧夹的金属板，前后有突刺或环扣，用皮带绑在马蹄上，很像时髦的罗马凉鞋。赫尔博物馆收藏的这只马蹄凉鞋是一个特别笨重的样本，重达23盎司。
（左图）兰西尔充满氛围感的画作展示了一匹紧张的栗色母马在马厩中被钉蹄铁的场景。蹄铁匠正在用烧热的蹄铁在马蹄无感觉的角质层上烙出轻微的印痕，以确保蹄铁能紧密贴合。他穿着传统的皮围裙，围裙在大腿间开叉，这样他就能把马蹄牢牢夹在腿上。围裙的流苏边用来刷掉铁砧上的金属碎屑，这些碎屑与散落在地上的蹄角刨花混在一起。
（右图）这只红热的马蹄铁正在铁砧上被锤打成型。旁边放着一把冲孔器(punch)，用于打钉孔，还有一把锉刀用于修整边缘。蹄铁匠(farrier)的工具箱放在地上，后面是一个三脚架，用于支撑马蹄。这个架子常被称为”懒人铁匠”，因为大多数老一辈蹄铁匠认为马蹄应该始终放在腿上，不管有多不舒服。
一匹重型马耐心地站在锻炉闪烁的火光中；当马蹄接触到炽热的金属时，灰白色的烟雾翻涌而起，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滚烫的马蹄铁浸入水槽(bosh)时发出嘶嘶声；风箱的鼓动声和锤子的叮当声——很少有什么比给马钉掌（即蹄铁术(farriery)）更能唤起人们对英国近代乡村生活的回忆了。这一画面将乡村英国的动力——马匹，与闷热的作坊——铁匠铺(smithy)结合在一起。
蹄铁匠的手艺不像铁匠那样历史悠久。罗马人用笨重的”马蹄凉鞋”(hipposandals)给马匹穿鞋——这是一种用皮带绑在马蹄上的铁杯（很像时髦的凉鞋），但这种方式非常临时，而且往往效果不佳。如果有石子进入马蹄凉鞋内部，马很快就会跛足。钉制马蹄铁似乎是罗马-不列颠或凯尔特人的发明，起源于罗马占领时期的某个时候。
否则坚硬的道路会使马匹跛足。
现存最古老的马蹄铁边缘呈波浪形，带有大的冲孔钉眼。钉子本身很粗大，钉头呈圆顶状；马实际上是踩在突出的钉头上行走的。
下一个发展是锥形的扁头钉，它与马蹄铁一起磨损，同时保持抓力。马蹄铁底部四周开有凹槽(fullered)，使钉头可以更深地嵌入蹄铁表面以下。然而，这种光滑的蹄铁在鹅卵石或铺装路面上抓地力很差，尤其是在潮湿天气。为了防止打滑，在码头或鹅卵石院子里工作的重型马会钉上末端（蹄跟处）弯折形成厚重”防滑钉”(calkins)的蹄铁。
一百五十年前，基本的
（上图）热钉蹄铁时，蹄铁匠用冲孔器夹住蹄铁，冲孔器插在其中一个钉孔里。当烟雾从灼烧的马蹄上翻涌而起时，他检查贴合度并进行微调。
（下图）过去，蹄铁匠在铁匠铺里工作，在锻炉的热气中为马匹钉掌。诺森伯兰郡这家铁匠铺巨大的马蹄铁形门醒目地宣传着他的行当。
马蹄的生长方式很像人的指甲，但速度是每月一英寸。在野外，自然磨损通常能使蹄的角质外层保持在舒适的长度，但当马匹需要在坚硬的道路上行走或负重时，蹄可能会磨损过度，最终导致马匹跛足。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所有有蹄动物，其中许多都需要钉掌。驴和骡子使用轻便的U形蹄铁，与马蹄铁很相似，但偶蹄类动物如牛则使用双片蹄铁。在牛被用作役畜的年代，或在长途赶往市场之前，都会给牛钉掌。从苏格兰沿着崎岖小路前往英格兰市场的艰苦旅程
现代设计的改进在于引入了蹄尖夹(toe-clip)，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凸耳，从蹄铁中央向上向后倾斜，用于夹紧和支撑蹄的前部。然而，这些马蹄铁对蹄的保护效果太好，必须定期更换：因为蹄不会受到正常的磨损，如果不控制其生长，蹄叉(frog)——蹄的肉质部分——就无法接触地面，马匹又会出现行走困难。如果忽视这一点，蹄部肌肉会萎缩，马匹将永久跛行。重型农用马大约每三个月需要修蹄和换新蹄铁；猎马或城镇用马每月需要一次；赛马可能每周都需要更换。
蹄铁匠必须对马匹有透彻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四肢和蹄。他必须研究整个动物的解剖结构，以理解其姿态和平衡，从而确保安装正确的蹄铁。与这种体型大、神经质且具有潜在危险的动物打交道，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动物心理学知识。在兽医出现之前，蹄铁匠也是马医，如今他们与兽医合作诊断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制作特殊的矫正蹄铁来纠正问题。现代蹄铁匠必须通过所有这些领域的考试，同时学习钉蹄技艺。虽然一直都有专业的蹄铁匠，但在过去，大部分蹄铁工作是由普通铁匠承担的。
每个铁匠铺都有一个蹄铁匠工具箱——分层、开放式，尺寸约为十八英寸长、十英寸宽、十英寸深。里面存放着所有专用工具，这些工具不用于其他用途。有一把带V形爪的锤子；一把钳子；一把带锋利交叠刀口的剪钳；一把削蹄刀(paring-knife)，锋利如剃刀，末端弯钩；一个形似扁长”H”形的工具，横杆下侧有刃口，称为起钉器(buffer)；还有各种尺寸的锉刀、锉和钉子。所有这些工具，包括特殊形状的钉子，都是在铁匠铺里自制的。
马蹄钉与其他钉子不同。截面为矩形，从扁平的楔形顶部逐渐变细至尖端，略微弯曲以便顺应蹄壁的自然弧度——蹄壁厚度不过四分之一到半英寸。钉子钉入后会膨胀以获得紧密的抓力。大型挽马(draught-horse)使用三英寸的钉子，而赛马只需不到两英寸。蹄铁匠总是备有充足的预锻钉子；马蹄钉的工业化批量生产始于19世纪。
过去，马匹总是被带到铁匠铺来钉蹄。两百匹马的数量足以让一个蹄铁匠几乎全职工作，马匹数量足够多，每个村庄都能养活当地的蹄铁匠。助手或”门房”(doorman)会检查马匹，而蹄铁匠开始锻造蹄铁。他的首要任务是拆除旧蹄铁，检查蹄上的磨损迹象，这可能预示着即将出现的问题。首先，他用起钉器敲掉从蹄顶部露出的钉尖。然后，用大钳子夹住蹄铁，小心地将其从蹄上撬开，同时拔出钉子。用锤子轻敲将蹄铁推回，使钉头突出，便于用钳子拔除。旧蹄铁被保留作为同一匹马下次钉蹄的样板，或者送回废料堆熔化重制。
露出的蹄用削蹄刀清理，然后逐渐削平整齐。
除了马匹，蹄铁匠还为其他动物钉蹄，包括重型役用牛。由于牛是偶蹄动物，蹄铁匠必须制作双片蹄铁（称为cues），呈新月形，中间有裂口。钉蹄本身需要相当大的力气和牧牛人的技巧。用绳子套住牛，当牛向地面倒下时拉紧绳子，将牛腿拉到一起，使牛倒地。
（右图）这组图片展示了给马钉蹄铁的五个主要步骤。首先，蹄铁匠用一把大钳子取下旧蹄铁。然后清理马蹄并将其锉平，准备安装新蹄铁。在准备好蹄铁并确认尺寸合适后，他接下来钉入铁钉——这是一项极其需要技巧的操作，因为钉入角度错误可能会使马终身跛行。然后，他用锤子的爪端将钉子末端弯折或”铆紧”(clinches)在马蹄上。最后，将马蹄与新蹄铁锉齐，蹄铁匠便转向下一条腿。
用刀和剪钳修整完毕后，蹄铁匠通常已准备好四条金属条用于制作蹄铁；大多数人喜欢一次做一对，这样一只蹄铁在加工时，另一只正在加热。除非需要弯折制作防滑钉(calkins)，否则金属条的两端要在一种叫做蹄跟切割器(heel cropper)的工具中磨圆，这个工具放置在铁砧的模槽孔中。
第一次加热时，金属条被弯成回旋镖形状。第二次加热后，它呈现出更常见的马蹄铁弧度。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扭曲都会被锤平，然后蹄铁再次加热，在铁砧的尖角或喙部成型为精确的形状。接下来将蹄铁加热至红热状态，打出六到十个钉孔；这些孔在冲孔座(pritchel)或冲孔位置上完成精修。
最后一步是制作蹄尖夹(toe-clip)。用一种叫做猫头锤(catshead)的特殊楔形锤将其挑出，并弯成直角。然后将成品蹄铁的边缘倒角，以免马在小跑时伤到自己。
钉蹄铁总是从左前腿开始，按逆时针方向进行。蹄铁匠会轻拍他想要的那条腿，然后沿腿向下滑动手掌；马的反射反应是抬起腿准备钉蹄铁。蹄铁匠用冲子插入一个钉孔夹住热蹄铁，用蹄尖夹定位，然后将蹄铁”就位”(seated)，透过滚滚浓烟检查贴合度。
他把马蹄放在一个叫做蹄铁匠支架(farrier’s stand)或”懒铁匠”(lazy blacksmith)的金属三脚架上，然后带着蹄铁回到锻炉做最后调整。蹄铁放置冷却，直到另外三只也制作并试装完毕，最后才正式钉上。由于马蹄很薄，几乎没有出错的余地，钉子钉入活肉会毁掉一匹马的一生；马还会踢腿，可能永久伤害倒霉的蹄铁匠。
蹄铁匠将马蹄托在腿间，垫着开叉的皮围裙，用自己的膝盖当铁砧，将钉子锤入，直到钉子从蹄铁上方露出约一英寸。用锤子的爪端扭转钉子末端，然后敲弯以夹紧马蹄外侧并固定钉子；这叫做”铆紧”(clinching)。
给九到十匹马钉蹄铁是一整天的工作，而且非常累人。马在抬脚时总是重重地靠着人，而耕马可重达一吨。持续弯腰屈膝工作，还要顶住倾斜马匹的重量，可能会致残，还有许多其他职业伤害。
铁匠铺对马来说是个可怕的地方，充满热气、烟雾和噪音；钉蹄铁本身虽然不痛，但肯定会让初次来访者紧张不安，不过大多数马很快就习惯了。初次来的马通常会和一匹年长、温顺的马一起带进来，以安抚情绪。
大部分钉蹄工作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冷加工完成的，他只需要一个便携式铁砧和一个小型电动锻炉，以及支架即可。
远离锻炉的臭味和噪音工作，现代流动蹄铁匠的优势是面对的马匹更加平静，但缺点是必须临时调整蹄铁来适配，尤其是对于不熟悉的马匹。对于常客，他会携带预先成型的蹄铁，但对于其他马匹，他必须冷锤或弯曲备用蹄铁。如今马匹使用低碳钢而非熟铁(wrought iron)制成的蹄铁；赛马则使用更轻的铝制蹄铁。赛马总是采用冷钉蹄法，标准蹄铁有各种尺寸可供购买；小型马用三英寸半到四英寸的，重型马则用两倍大小的。
（上图）给马钉蹄铁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当马抬起蹄子时，它往往会重重地靠过来，而一匹大型夏尔马(shire horse)可重达一吨。蹄铁匠需要用身体支撑马的重量，背部和膝盖持续弯曲，这项工作简直是在摧残腰背。弯着腰，专注于安装新蹄铁的复杂工序，他一天最多只能处理十匹重型挽马。
（右图）莱斯特郡的奥克汉姆城堡(Oakham Castle)收藏了大量蹄铁。这座庄园曾由一位蹄铁匠督察拥有，他要求每位来访的贵族留下一只蹄铁。
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受惊的马会被绑住腿，以一种不太体面的姿势——仰面躺着——来钉蹄铁。除了被踢的危险外，钉蹄铁匠还要应对未弯折的钉子造成的割伤，以及被马蹄踩到脚。再加上滚烫的金属溅到裸露手臂上的危险，可以想象钉蹄铁是多么艰苦的工作。
然而，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蹄铁匠和客户都不缺。马匹在城镇和乡村随处可见，在农场、码头、运河和城市街道上工作：它们拉犁、拉货车、拉送货车、拉牛奶车、拉驳船和平底船、拉公共马车和四轮马车。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面对拖拉机、汽车和卡车的挑战，役马数量急剧下降，彻底改变了蹄铁匠的工作模式。
在许多情况下，蹄铁匠开始上路出诊，走访散布在比以往大得多的服务区域内的少数马匹。他驾驶着装有预制蹄铁的货车，带着蹄铁匠工具箱和支架、便携式铁砧和小型电动锻炉四处奔波。
自1976年《注册法》实施以来，蹄铁匠必须在蹄铁匠注册委员会注册；新入行者只有经过四年培训并通过蹄铁匠行业公会(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Farriers)的文凭考试后才能注册。蹄铁匠技艺不再是一门乡村手艺，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铁匠铺分离。每年约有三十多名新蹄铁匠获得资格，进入这个科学化、专业化的行业。
蹄铁匠行业再次蓬勃发展。重型马正在复兴，但蹄铁匠找到新工作主要得益于休闲骑马的兴起。警察和军队也保留着自己的蹄铁匠。但蹄铁匠工作的最大来源是赛马界。纽马基特(Newmarket)、爱普生(Epsom)和兰伯恩(Lambourne)等中心拥有数以千计的马匹，确保蹄铁匠始终供不应求。
凭借父子相传的技艺和知识，乡村车轮匠将白蜡木、橡木和榆木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制作出曾经在乡间随处可见的大车、货车和车轮。
满载谷物捆的收获马车从田间驶向农庄，由两匹重型挽马拉动——这是旧时乡村最令人怀念的景象之一。它也代表了车轮匠这一古老乡村手艺的最高成就——制作大车、货车和木制车轮。
车轮制作的技术几个世纪以来变化甚微。事实上，自从这门手艺约6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以来，唯一的革命性变化是公元前18世纪用辐条轮取代了古代的实心轮。近代的发展主要局限于车轮匠工具的改进和机械化的出现，而非手艺本身的重大变革。
这门手艺在英国大约在18世纪中后期之后的150年间达到鼎盛。当时农业的进步使土地产量提高，进而推动了大型四轮货车的发展。在此之前，较轻便的小型两轮车是农田上的常见运输工具。
制作车身本来是车身匠（wainwright）的工作，但车轮匠能够从头到尾完成整辆货车的制作，他的工作也包含了车身匠的职责。
由于市场仅限于十几个农户、一个磨坊主、一个运输商，可能还有一个木材商，大车和货车的业务量有限。因此，为了补贴收入，车轮匠常常承接一般的木工和细木工活，而且往往还兼任村里的棺材匠。
春天通常是村里车轮匠最忙碌的时节。农民们准备春耕春播时，把大车和货车从棚子里拉出来，却发现本该在秋天处理的毛病还没修。于是，吱嘎作响的车辆纷纷送来修理。
乡村大车（左图）在被大型四轮货车取代之前，由马或牛拉动的轻便两轮车是乡村地区最常见的轮式运输工具。
车轮匠整日忙碌，努力满足人们对其技艺的需求。修理工作通常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手工制作的马车经久耐用，大多数农民也会悉心维护。
在集镇上，车轮匠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除了附近农场带来的生意外，几乎总有来自镇上商人的活计。磨坊主、酿酒商、农产品商人、面包师、家具店和煤炭商——都需要手推车、马车和送货车。
在许多情况下，这门手艺的技能、专业知识和经验代代相传。吱嘎作响的手推车和马车会被送到车轮匠的作坊，人们急切地请求更换新地板、修理后挡板、检修车轮，或重新上漆和涂清漆。
车轮匠的作坊那时是一片繁忙景象。流动的手艺人也参与其中。通常会有一个锯木坑，流动的锯木工在那里工作，将车轮匠购买的树木锯成木板或轮毂用的木块。铁匠和”描线工”——负责装饰成品车辆车身的人——也会不时在车轮匠的作坊里找到活计。
有那么几周，车轮匠会格外忙碌。
直到19世纪末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地位衰落之前，车轮匠这门手艺在乡村社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村里的车轮匠，有时也被称为”wainwright”（造车匠），制造农用手推车和马车，这些对于人们往返于家、农场和市场运送人员和货物至关重要。
（上图）轮毂是车轮的核心部件，通常由整块榆木制成，在大型手动驱动车床上车削成型。轮匠(wheelwright)用手持凿子将其切削成型，在两端开槽以安装车轴组件。
技艺在家族企业中代代相传。如果不是轮匠世家出身，年轻学徒需要至少七年的学习期。即便如此，他们可能还需要在轮匠的监督下再工作几年，才能独立开店，或者被认为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独当一面”。
车轮由三个主要部件组成：中央的轮毂(hub)或轮心(nave)、若干辐条(spokes)，以及由弧形部件——轮辋段(felloes，发音为”fellies”)——组成的轮圈。
轮毂直径12至17英寸，长度通常可达18英寸，由整块木材制成。这种木材几乎都是榆木，因为榆木在敲入辐条时不易开裂，在使用过程中承受压力时也不会碎裂。轮匠购买立木用于制作轮毂及其他工作。他愿意跋涉数英里，走访树林和种植园，在购买前仔细检查树木。
（上图）轮匠向他的学徒——可能是他的儿子——演示如何在安装铁制轴套后修整轮心中央的木材。橡木楔子被敲入轴套边缘与轮心之间，用于车轮的最终平衡调整。
车轮的各个部件紧密配合，每个独立部件都采用足够坚固的材料制成，以承受满载货车和崎岖乡村道路带来的压力。榆木轮心、橡木辐条和白蜡木轮辋段由铁轮箍固定在一起。为了增加强度并抵消货车的侧向推力，乡村轮匠有时会将车轮制成”碟形”(dished)（左图）：辐条以一定角度插入轮毂，形成碟状外形。
曾经，这个国家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马车样式。林肯郡的马车漆成深蓝色，德文郡的马车是浅蓝色，科茨沃尔德的马车是黄色，萨里郡的马车则是运动棕色。英格兰西南部的马车通常结构轻便，适合起伏的地形。轻型马车车身较浅，但为了能装载更多货物，它们有宽大的侧栏，以优雅的弧线向上延伸越过后轮。这种结构被称为”弓形”(bow)结构，与”箱式”(box)马车结构截然不同。箱式结构的车身是一个大而深的长方形箱体。在英格兰东部，平坦的地形使得较大、较重的马车能够相对轻松地被拉动。为了运载丰收时节大量的谷物，人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车辆，称为”两用车”(hermaphrodite)。它本质上是一辆双轮车，在收获季节可以加装前车架和木板，从而能够额外装载一批谷捆。这种两用车在东安格利亚和中部地区很受欢迎，它既不是双轮车也不是四轮马车。
车轮匠会选择在冬季砍伐的笔直树木。这些木材会被锯成合适的长度，储存干燥长达十年才使用。
当开始加工木材时，车轮匠首先剥去树皮，然后用小斧头或锛(adze)粗略地砍成形状。最后的精细成型是在将轮毂安装在专用车床上完成的。车床结构非常坚固，床身长达12英尺，这样就能加工车轮匠可能需要车削的最长车轴和轮轴，以及大直径的轮毂。
车床最显著的特征是巨大的驱动轮——直径约六英尺。车床的动力由一名工人提供，通常是学徒或帮工，他们用手摇动驱动轮——因此驱动轮尺寸巨大，以帮助为车削大块沉重的木材提供动力。并非所有车轮匠都拥有这样的车床，没有车床的人则将轮毂夹在大虎钳中进行成型。使用小削刀，他们也能制作出与车床加工一样光滑的轮毂——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
（右上图）车轮匠使用测轮器(traveller)——一种追踪轮——检查要更换到新修轮子上的旧铁箍尺寸。从轮圈上标记的起点开始，用粉笔标记的测轮器沿着旧轮箍滚动，并计算转动的圈数。然后将测轮器沿着一条铁条推动相同的圈数，以获得制作轮箍所需的精确长度。
（下图）春季是车轮匠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农民们会把他们的车和轮子送来修理。
车削完成后，下一步是修整轮毂两端的形状，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因为如果端面切得不圆或偏离中心，可能会影响整个轮子的对准。
接下来，将轮毂放在榫眼架上——一个带有楔子的低矮凳子，用于固定木块，同时用圆规标记并切割辐条的孔洞或榫眼。
如果轮子需要做成碟形（凹面），轮毂上的榫眼必须按照精确测量的角度切割，使所有辐条能够均匀地嵌入其中。碟形是农用车和马车轮子的特征性设计。碟形结构虽然复杂，但能增强轮子的强度，并抵消四足动物拉车时造成的马车横向摆动。用热铁箍轮——铁冷却时会收缩——也有助于使轮子呈凹面。
辐条由劈开的橡木块制成。锯开的木材不适合这个用途，因为锯切会切断木纹——木材内部自然强度最大的纹理线。而劈开则是沿着木纹分开木材，保留了木材的天然强度。橡木块首先用斧头粗略成型，然后用刮刀(draw-knife)、辐条刨(spokeshave)和一种叫做贾维斯刨(jarvis)的凹刃刨子精细修整。车轮匠的技艺之一就是能够制作出形状和重量完全相同的一组辐条。
安装辐条时，将轮毂牢固地固定在虎钳中，用14磅重的大锤将辐条敲入榫眼。轮辋(felloes)是组成轮圈的弧形部分，通常设计为每段容纳两根辐条。轮辋由白蜡木制成，这种木材有弹性且足够坚韧，能承受轮圈必须承受的压力。它们使用木制轮辋模板切割，并用锛和粗刨修整成合适的形状。
将装好辐条的轮子放在支架上
（右图）铁轮箍由铁匠锻造，可以在他自己的铁匠铺或在车轮匠的轮箍安装坑进行。铁被加热在圆形火炉上直到烧红。然后用铁钳牢牢夹住，将其送到轮箍安装平台。小心地将其放置在车轮上方，直到接触到轮缘。接着，所有人一起忙碌起来，用锤子敲打和撬棒将其调整到位。冷却时铁会收缩，从而将车轮紧紧箍住。为了加速冷却并防止车轮被烧焦，需要用水淬火(quench)。
（下图）弯曲的板条式悬挑边板足够高，可以避开马车后轮，这是牛津郡弓形马车(bow wagon)的典型特征。这种曲线形边板还可以支撑额外的干草或稻草负载。这种车身呈收腰设计的马车允许前轮有更大的转向角度，特别适合在丘陵地区使用。
车轮匠使用巨大的木制圆规，在每块轮辋(felloe)上标记出辐条安装孔的位置。他用凿子切出这些孔，然后使用辐条夹具将轮辋敲到辐条末端。轮辋以微小角度对接，并用木榫相互连接，确保紧密贴合。接下来，车轮匠在轮毂中心钻孔，用于安装车轮在车轴上转动的铁套。
下一阶段是制作铁轮箍或铁条(strakes)并将其固定到车轮轮缘上，这是铁匠的工作。铁轮箍有双重作用：首先，它保护木质轮缘免受岩石和石头的损坏，从而提高耐用性；其次，它有助于将整个结构紧密地箍在一起。
一些车轮匠在自己的作坊里设有轮箍安装坑和所有必要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的铁匠会在车轮匠的作坊里完成这项工作。否则，车轮会被送到铁匠铺，通常就在附近。铁匠将一条精确长度的铁条加热，锻造成连续的圆形箍带。然后将其加热使其膨胀，趁热套在车轮轮缘上。热量会使车轮着火——所有人会迅速将火扑灭。当轮箍冷却时，它会急剧收缩，将车轮牢牢箍紧，如果设计需要，还会使其呈碟形。
如果安装的是铁条(strakes)（单独的弯曲铁片），过程类似，只是锻造好的铁条要钉入轮辋中。
19世纪末带来了许多工作技术的变革。工厂化生产方法被应用于马车制造，到1860年代，各公司开始生产简单但结构统一的马车。村里的车轮匠不得不适应竞争，不久后也开始制作简单的平板侧边车。他可以从工厂购买这些车的标准配件，以及便宜的成品车轮，其中许多从美国进口。到1914年，在车轮匠作坊里已经很少能看到传统的”箱式”和”弓式”结构马车的制作了。
尽管一些车轮匠一直经营到1950年代，但马作为主要交通和动力方式的衰落最终使这门手艺从乡村生活中消失。今天，虽然车轮匠在某些地区仍有需求，用于制作礼仪马车、炮车、运货马车以及修复工作，但传统手艺几乎已经消失。
马鞍为马背提供保护，为骑手提供稳固的座位，是皮革工艺的杰作，由工匠们代代相传的技艺精心打造。
人与马之间的纽带始终充满浪漫色彩，不仅在英格兰的郡县如此，在遥远的美国西部、阿拉伯和日本也是如此。但这种传奇般的伙伴关系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带衬垫的皮革中介物——马鞍。马鞍不仅让骑手和马匹都更加舒适，还能确保两者不会意外分离。马鞍的形状、尺寸和结构主要由这些目标决定，但其他因素也会影响马鞍的设计：马的体型、骑手的身材和体重以及骑乘风格是主要影响因素，时尚潮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马鞍制作是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尽管早期的马鞍比现在使用的要简单得多。希腊帕特农神庙的浮雕展示了骑手坐在铺于马背上的软垫上，用皮带固定，类似的马鞍可能在任何驯化马匹的地方都有使用。这种基本垫式马鞍的早期变体是一种简单的重量分散方式，通常是在动物脊柱两侧放置稻草卷。皮革鞍面也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因为它比折叠的毯子更耐用、更舒适。
然而，现代马鞍的前身可能是由蒙古人——草原上的游牧战士——在四世纪发展出来的。通过用坚硬的木制框架或”鞍架”(tree)架在马背上，他们制作出了一种马匹可以舒适佩戴、战士可以稳定骑乘整天的马鞍。自蒙古人以来，马鞍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
所有马鞍都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尺寸和形状因设计而异。马鞍的主要结构部件是鞍架(tree)：这是木材和弹簧钢制成的骨架，马鞍的其余部分都围绕它构建。鞍架承载骑手的重量，并将向下的力引导到马背上最舒适、最不易造成伤害的部位。这本质上意味着将重量从脊柱上移开，转移到马匹两侧稍下方的区域，那里的肌肉层提供缓冲效果。如果你站在装有马鞍的马后面，你会看到鞍架将马鞍完全抬离马的
马鞍不仅为骑手提供舒适的座位，还能保护马匹的脊椎。经过多年发展，在不同文化中演变出了多种类型的马鞍。最常用的是通用马鞍(general purpose saddle)，如白马身上所示；它有时也被称为”英式马鞍”(English saddle)。棕色马匹配备的是侧骑马鞍(side saddle)，主要与穿裙子骑马的女性相关，不过也有男性使用。实际上，侧骑马鞍比普通马鞍更加稳固，因为突出的鞍桥(pommel)使骑手能够将腿锁定在固定位置。它最初是一种驮鞍(pack saddle)，骑手将一条腿弯曲搭在突出的鞍桥或”鞍角”(horn)上，鞍角原本用于系绑货物。
随着人们对骑马兴趣的增加，马鞍匠这一古老行业得以复兴。在”无马马车”出现之前，马匹不仅被农民使用，从面包店到殡仪馆的各行各业都在使用，大多数城镇都有好几家马鞍店。马鞍匠的业务范围从制作马鞍和挽具(harness)到各种物品，包括靴子和修剪手套(hedging gloves)。在汽车取代马匹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鞍匠甚至为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提供部分配件。固定货物和备用轮胎的皮带、离合器部件和弹簧护套都是用皮革制成的。虽然如今对马鞍匠各种服务的需求大大减少，但他仍然提供着连接马匹与骑手的重要纽带。
马鞍需要沿着马匹脊椎的整个长度保持间隙，你应该能从间隙的另一端看到光线。
如果木制鞍架(tree)是骑手和马匹之间唯一的东西，双方很快都会感到不适。因此，马鞍的其他部件为骑手的臀部和马匹的背部提供缓冲。
马鞍由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简称为鞍面(top)，负责骑手的舒适度；下半部分称为鞍垫(panel)，负责让马匹保持舒适。在马鞍的下边缘，鞍面和鞍垫是分开的，当马鞍从马背上取下时会自由晃动。这两部分在骑手坐的位置正下方围绕鞍架紧密缝合在一起。
除了这三个主要部件外，鞍架上还有支撑马镫(stirrup)的固定点，鞍垫上有连接肚带(girth)的带扣，肚带将马鞍牢固而舒适地固定在马背上。额外的护翼、皮带和环扣保护马匹和骑手免受扣环的摩擦，用于固定行李和配件，并帮助马鞍的各个部分保持正确的相对位置。
在制作马鞍之前，定制马鞍匠首先要测量骑手，可能还要测量马匹，以确定理想的尺寸。一些马鞍匠使用铅条来获取马背的轮廓作为鞍架的模板，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制作出适合多种马匹的马鞍，因此通常只测量骑手。
制造工作从鞍架开始。鞍架由两块拱形木材组成，通过侧边构件连接，通常用钢条加固。前拱称为”前鞍桥”(pommel)；后拱称为”后鞍桥”(cantle)；拱形超出与水平横杆连接处的延伸部分称为”鞍尖”(points)。马鞍匠在鞍架的开放区域纵向拉伸织带(webbing)，为骑手提供一种弹性支撑，使用钢钉在前后固定织带。在钉头容易生锈和造成污渍的地方，额外覆盖一层皮革。织带上面铺一层粗纱布(scrim)——一种开放编织的棉织物——再在上面覆盖一层斜纹布(serge)。
粗纱布和斜纹布之间形成一种口袋，马鞍匠用未纺的羊毛填充，使用长柄工具将羊毛推入斜纹布和粗纱布之间，并用各种滚轮和其他钝器工具进行整形。
鞍架上覆盖着布料（如上图所示），然后测量将要覆盖在上面形成座垫的皮革尺寸。
工匠需要从外部操作工具来调整正在成型的马鞍内部的填充物。
填充完成后，将一块松散钉固的猪皮覆盖在斜纹布上，座垫的大致形状开始显现。鞍匠现在从猪皮上裁剪座垫的侧边——即鞍翼(skirts)——并描绘出鞍翼必须缝合到座垫本体的线条。完成后，座垫从鞍架上取下，准备缝制。
在每片鞍翼下方，鞍匠缝制另一层称为”衬背”(back)的皮革。这是必要的，因为鞍翼和座垫仅在前后两端直接固定在鞍架上。在马鞍两侧，鞍翼松散地垂下，而下方的衬背则将其他部件紧紧地拉伸固定在鞍架上。
座垫、衬背和鞍翼全部缝合在一条薄如纸张的皮革条上，沿其长度方向缝制。这样，连接鞍翼和座垫的接缝完全平整，不会磨擦骑手的腿部。
鞍翼缝合到座垫后，鞍匠开始裁剪护腿(flaps)。这是从鞍翼垂下的部分，用于保护骑手的腿部免受马匹汗水的侵蚀。护腿的基本尺寸由骑手的三个测量数据决定：整体腿长决定护腿的总长度；马镫长度决定护腿前缘应在马鞍前拱（即鞍头pommel）下方多远处裁剪；护腿向前延伸的程度则取决于骑手从胯部到膝盖的测量值。虽然这三个距离大致确定了护腿的尺寸，但优秀的鞍匠会徒手裁剪护腿，无需借助模板。
护腿缝合到鞍翼后，鞍匠开始考虑马匹的舒适度，制作鞍垫(panel)。这里涉及的工艺与制作顶部类似，只是用于填充羊毛的”口袋”完全由皮革制成。口袋的外层——鞍垫衬里——粘合了一层粗麻布(scrim)，以防止皮革在使用中拉伸。接触马背的那一层则不是
座垫覆盖完成后，鞍匠使用纸质或卡纸模板在一块皮革上描绘出鞍翼的轮廓（如上图所示）。成品马鞍使用标准模板，但定制马鞍则需要制作专用模板。
护腿经过衬里和填充（用于膝垫和大腿垫）后，按照之前标记的引导线钉固在鞍架上（如右图所示）。
现代马鞍的前身（左图）是由蒙古人发明的，他们创造了鞍架(saddle tree)。
经过这种处理后，鞍垫会逐渐贴合马匹的身体结构。在鞍垫上缝制的几个口袋，用于在最终组装时容纳鞍架的前桥点(points of the tree)。
马鞍匠将鞍垫翻面缝制，在两层皮革边缘之间固定皮革滚边，以防止起皱。鞍垫翻转后，在前后各缝一排针脚形成口袋，填充羊毛后，这两个口袋将形成大腿垫和膝垫。这些凸起的部分最终会位于骑手腿部的前后两侧，使骑乘时更容易保持在马鞍上。不同类型的骑乘需要不同大小的大腿垫和膝垫——例如在跳跃时，骑手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撑，因此这两个垫子较大，并且还会在鞍垫上方缝制一块额外的衬垫，称为假垫(false roll)。然而，较厚的大腿垫和膝垫会隔绝骑手与马匹的接触，使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在盛装舞步(dressage)骑乘中，马匹必须感知骑手腿部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因此大腿垫和膝垫几乎是退化的。
每次只能通过缝隙塞入极少量的羊毛，这使得填充成为马鞍制作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
下部填充完成后，马鞍匠将鞍垫与上部组合在一起，将鞍架的前桥点滑入鞍垫衬里的口袋中。一切组装完毕后，将羊毛填入鞍垫的上部，然后将马鞍缝合在一起，并安装护扣片、肚带和马镫皮带，完成整个马鞍的制作。
马鞍匠需要在选择材料方面积累相当的技能和判断力。
手工缝制需要多年才能掌握。针脚拉得太高被称为”死人针”(dead men)。
羊毛必须紧紧地填入鞍垫的每个角落：即使是一小团压缩的羊毛也足以在马背上造成磨伤。更困难的是，这个高度技术性的过程通常要通过斜纹布或皮革上切开的狭窄缝隙来完成——有点像通过信箱口伸手进去给门厅贴墙纸。
马鞍匠所使用的所有材料都是有机材质，这使得工作更加需要技巧：织带在钉到鞍架上之前必须经过”烘烤”处理以消除伸缩性；皮革在受潮和干燥时会伸缩，因此在许多装配过程中，皮革需要保持湿润。
不同类型的骑乘需要不同的马鞍。对于障碍赛（上图），骑手身体前倾，因此鞍翼(flap)和鞍垫(panel)的设计为大腿和膝盖提供额外支撑，因为它们承受骑手的大部分重量。在盛装舞步(dressage)中（右图），骑手希望与马匹保持最紧密的接触，并能在鞍座中轻松移动。因此，鞍翼是直的、长而窄的，鞍座深且平衡良好。赛马鞍（下图）可以轻至8盎司（225克），使用特制的轻型鞍架(tree)。马鞍中的口袋有时会填入配重以满足让磅规则。
即使在鼎盛时期，马鞍制作仍然是一门手工艺，只有最简单的缝纫工作由机器完成。不过，马鞍制作的任务确实变得专业化了，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外包给家庭工人，通常是女性。这种计件工作的主要中心是沃尔索尔(Walsall)，尽管这种联系现在只保留在当地足球队的名字”马鞍匠队”(Saddlers)中。
内燃机的发明敲响了大规模马鞍制造业的丧钟，这个行业开始迅速衰落。马鞍匠转向其他形式的皮革加工来补充他们萎缩的市场。有些人制造和修理机械用的皮革传动带；其他人转向体育用品和精品，如衬衫用的漆皮领子或受伤动物用的特殊挽具。
然而，对马鞍匠传统技艺的需求从未完全消失，随着休闲骑马活动的增加，生意再次开始好转。虽然英国的许多马鞍现在是进口的，但大多数中等规模的郡镇仍然至少有一家作坊，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技艺精湛的马鞍匠灵巧地缝制着，周围环绕着芳香的栗色皮革、成捆蓬松的白色羊毛和成卷柔软的灰色斜纹布。
材料的切割、填充和缝纫。大多数部件都是从头开始制作的，包括蜡线，它由捻合的大麻和亚麻纤维制成。马鞍的不同部位需要不同粗细的线，因此马鞍匠的学徒在培训初期就要学习这项基本技艺。缝纫是另一项必备技能。即使在今天，马鞍的大部分部位仍然采用手工缝制，马鞍匠使用锥子(awl)为马鞍上的每一针打孔，事先用锯齿冲头或齿轮标记位置。大部分切割工作的主要工具是锋利的月牙形刀，此外还有用于修整的小直刀作为补充。
然而，最难掌握的技能可能是马鞍各部分的填充。羊毛必须均匀地推入
水磨坊曾经是工作建筑，利用湍急河流的力量研磨附近田地收获的谷物。如今大多已静止不动，它们仍是那个消逝生活方式的有力见证。
转动的水轮发出轻柔的水花声和咔嗒声，啮合齿轮发出稳定的隆隆声，这些声音自英国乡村生活最早期以来就是熟悉的乡村之声。
但在本世纪早期，水磨坊似乎注定要从英国消失。虽然一些废弃的磨坊被改建成私人住宅，但许多磨坊已经破败到不得不拆除的地步。如今，随着人们对保护乡村的兴趣重新燃起，许多磨坊已被修复到可以运转的状态，再次为当地面包店研磨面粉。
这些磨坊中有许多建在撒克逊时代首次使用的地点，那时我们的村庄刚刚建立，但建筑物及其功能在几个世纪中反复变化。磨坊可以适应多种用途——为缩绒羊毛（fulling wool，将织好的布在水中捶打使其膨胀变厚）提供动力，驱动锻铁用的锤子和风箱，或转动磨石制造火药。面粉研磨是这些用途中最普遍的，但尽管在工业革命期间由于面粉需求激增，谷物磨坊的数量有所增加，到19世纪末许多磨坊已经衰落。
虽然面粉磨坊通常建在离村庄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但它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年复一年，农民们会把谷物运到磨坊主那里，在巨大的磨石之间研磨。起重塔里的链条会咔嗒作响地启动，将一袋袋谷物吊到顶层，磨坊工人会把它们摆进来，存放在巨大的料仓里。一两天后，面粉就可以取走了——减去十六分之一，那是磨坊主的份额。
需要不断维护才能保持机器运转，水磨坊为许多当地工匠提供了工作。木匠
弗拉特福德磨坊（左图）位于萨福克郡，曾属于画家约翰·康斯太布尔的家族，是他最著名画作之一的灵感来源。这里的景色如今依然像1817年他作画时那样宁静而田园诗般美好。
农业革命推动小麦产量增长，这一时期需要快速建造磨坊。木匠和建筑工人负责更换和修理损坏或磨损的部件；伐木工供应木材；铁匠提供铁配件和吊袋链条；皮革工人制作各种皮带。磨轮本身需要定期维护，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天气下并持续浸泡在水中，木材会腐烂和变形。
与磨坊建筑一样，机械设备也倾向于使用当地材料制造。轮子和轴通常由橡木制成，而”浮板”（foats）或桨叶则用榆木，齿轮一般用苹果木或其他硬木如山毛榉或鹅耳枥（hornbeam）。用于固定部件的木销或”木钉”（trenals）通常是冬青木。铁很少使用，仅用于承受特别重磨损的部件，如轴销。
大多数磨坊使用当地可获得的材料建造，尽管最好的磨石是从峰区或法国进口的。每座磨坊都遵循当地的建筑风格，无论是使用石材、砖块还是半木结构。只有许多18和19世纪磨坊的护墙板风格才真正广泛流行，这反映了对快速建造的需求。
每座磨坊都是根据其特定的河流条件专门设计的。基本的垂直水轮有无数种变体，通常根据水流情况进行调整。在低地地区，河道
霍顿磨坊（Hougbton Mill）位于亨廷顿附近的乌斯河畔，该遗址最初归拉姆西修道院所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磨坊矗立于此。当这座现存的磨坊在1930年代最后一次商业运营时，它拥有三个巨大的水轮。这些水轮现已被拆除，但内部机械保存完好。
当河流的自然流量不足以驱动水轮时，可以改变河流的走向。堰坝可以提高水位，从而增加水压，而人工渠道或”引水渠”(leats)则将水流引导至磨坊水轮。通过开关闸门，磨坊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水流。
在河流几乎平坦的地方，“下射式”水轮很常见；这种水轮只是浸入水中，仅靠水流的力量驱动旋转。然而，在河道陡峭的地方，可以使用效率更高的”上射式”和”胸射式”水轮；这些水轮依靠落在叶片上的水的重量来转动。上射式水轮将水引导至轮顶，使水落在下游一侧，推动水轮向前转动。胸射式水轮则将水射向大约两点钟位置，使水轮向后转动——不过具体位置有相当大的变化。
但对磨坊建造师(millwright)技艺最大的挑战是确保水轮有稳定的动力供应，即无论河流水位如何波动，都要产生恒定的水流。在选址得当的地方，河流或溪流的自然落差可以产生足够的动力来驱动水轮。水通过闸门引导至水轮；通过升降闸门，可以增加或关闭动力。然而，当水流太弱或不稳定时，就需要在磨坊上游的溪流两侧筑起堤坝，形成磨坊蓄水池。通过巧妙地使用闸门控制进出蓄水池的水流，磨坊主可以确保持续的储备动力供应。
正是对水轮驱动力控制权的丧失，几乎使英国的水磨坊陷入沉寂。因为随着19世纪土地排水系统的改进，许多河流变得不稳定。更糟糕的是，各地的水位开始下降。随着城镇
随着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水被引去供家庭使用，使得磨坊的水源供应更加不稳定。尽管设计不断改进，到20世纪30年代，仍在运转的水车已寥寥无几。
虽然水磨坊不再是经济生活的中心，但它们对当地环境和野生动物的影响依然显著。由于磨坊池塘通常保持稳定的水深，它为动植物提供了一个异常稳定的栖息地。池塘周围，柳树和水生植物茂盛生长。夏天，空气中弥漫着绣线菊(meadowsweet)的芬芳，六月下旬，优雅的千屈菜(purple loosestrife)紫色花朵和柳兰(great willowherb)精致的粉红色花朵装点着河岸。
在水边，香蒲(reedmace)、芦苇和各种莎草茂盛生长，为昆虫、青蛙和小型鸟类提供庇护，如小鸊鷉(dabchick/little grebe)，它们常常在水中嬉戏玩耍。池塘本身是各种昆虫和鱼类的家园，从小小的鲦鱼到鲤鱼、丁鱥(tench)和鲢鱼(chub)。一条孤独的梭鱼可能在磨坊池塘几乎静止的深水中长到惊人的体型，而引水渠传统上为磨坊主提供了丰盛的鳗鱼盛宴。
池塘中的鱼类和昆虫反过来吸引了许多不同的鸟类——水禽如疣鼻天鹅、各种鸭子和黑水鸡，以及陆栖鸟类如翠鸟。池塘周围，莎草莺(sedge warbler)和苇鹀(reed bunting)可能在草丛中筑巢，许多其他鸟类也会来访。在老磨坊房里，仓鸮可能会筑巢，夜间出来捕食生活在池塘周围的田鼠。
谷物在两块巨大的石磨之间研磨——下面的石磨固定不动，上面的石磨旋转——两者之间的间隙薄如纸张。磨坊主通过中央轴将谷物从漏斗状的料斗中送入，面粉沿着放射状的沟槽向外排出。石磨需要精确调平，沟槽则使用一种叫做磨钎(mill bill)的硬化钢工具精确切割。这项工作可能由磨坊主自己完成，也可能由专业的石磨修整师完成。
沿着沼泽和河岸随风优雅摇曳的纤细灯芯草，长久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用途。
灯芯草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从一些乡村教堂至今仍保留的”灯芯草献礼”（rushbearing）习俗中窥见一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论贫富，人们都会在冰冷的石头或泥土地面上铺撒灯芯草，作为一种简易的地毯。富裕人家还会添加一些稻草和”香草”，如薄荷和鼠尾草。由于这种简陋的地毯每年只更换两三次，香草的添加想必是很受欢迎的——哲学家伊拉斯谟曾谴责那些沾满食物残渣和油脂的灯芯草是传染病和瘟疫的主要来源。有时，人们会将灯芯草编织在一起，制成一种灯芯草席。
新鲜的灯芯草也会在宗教节日和圣徒纪念日前铺撒在教堂地面上——尤其是在夏季月份。就这样，将灯芯草运送到教堂的活动逐渐发展成盛大的庆典，在19世纪初达到鼎盛。灯芯草车成为游行队伍的中心，伴随着铜管乐队和莫里斯舞者（Morris dancers），一次游行中最多可有十辆车，每辆车由一队人或装饰华丽的马匹拉动。翠绿的灯芯草被巧妙地堆成金字塔或主教冠形状，用编织着鲜花的灯芯草绳固定。爱国口号和炫耀性的银器装饰增添了一些世俗色彩，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灯芯草献礼因其喧闹——常常以对立的灯芯草车队之间的混战收场——而受到批评。
在一些教堂，灯芯草被编成精美的装饰品，在游行中被抬到教堂并留作装饰。威廉·华兹华斯和约翰·拉斯金曾赞助过坎布里亚郡格拉斯米尔的此类仪式，仪式上会唱特别的灯芯草献礼赞美诗，并向教区的孩子们分发姜饼。在英国其他地区，这一传统以”灯芯草主日”礼拜和”灯芯草布道”的形式延续着。
在灯芯草丰富的地区，它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它被用作蜡烛的廉价替代品来照明。灯芯草茎被剥皮，只留下两条支撑条，露出白色的髓芯，然后反复浸入融化的油脂或动物脂肪中。四十英寸（1米）的”灯芯草蘸灯”（rush dip）大约可以燃烧两个小时，著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在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管家向我保证，一磅半的灯芯草足够他家全年使用。”
灯芯草对于桶匠（cooper）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木桶空置，木板条会收缩，因此最好最粗的灯芯草被留作紧紧填塞进接缝处；当木桶装满液体时，吸水的髓芯会膨胀，密封缝隙。这种多用途灯芯草的另一个功能是为小马驹制作轻便的马项圈，让它们逐渐适应较重的项圈。灯芯草和沙子曾被用来擦洗盔甲以备战斗，以及清洁锡制餐具。
灯芯草也是最古老的茅草材料，比稻草更早被使用，尤其用于英格兰西部地区的干草堆。矮胖的圆形草堆在框架上被精心而精确地搭建。一根粗壮的木桩被钉入草堆顶部，茅草匠将扭成的灯芯草绳从一侧交叉到另一侧系在上面，将草堆分成四等份。然后从木桩处重新开始，他像织蜘蛛网一样用更多的灯芯草绕着草堆编织，直到底部。灯芯草极其坚韧，相对较薄的一层就能抵御最大的暴雨。
一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摇篮通常用柔软的编织灯芯草制成，每个农场工人都用”旗篮”（flag basket）携带工具和午餐——许多水生植物的叶子，包括黄菖蒲，也被使用。
椅子编织工在街头用灯芯草（或藤条）工作，曾是常见的景象。舒适的灯芯草座椅至今仍是坚固的英式梯背椅的最佳搭配。中等大小的灯芯草最适合做椅座，每次使用两根，将一根的粗端与另一根的细端打结，使整个长度粗细均匀。灯芯草编织工将这两根灯芯草系在椅框上，然后将它们扭在一起形成一股。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
灯芯草由沼泽地居民在六月前后采集，有时如图所示，从平底船上进行采集。他用割草钩(fagging hook)在靠近水面的地方切割，因为那里的草茎最为坚韧，同时尽量保持5-10英尺长的草茎笔直。切下的灯芯草被捆成束，靠在河岸边的木架上晾干约三周。这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仪式——当教堂地板上铺设的灯芯草需要更换时，年轻的唱诗班成员会手持”bearings”——编织的灯芯草装饰品。篮编是最古老的灯芯草工艺形式之一。左边的篮子采用编织法(plaiting)，另一个主要采用方格编织法(check weave)。
然而，要做到均匀牢固需要大量练习。随着工作的进行，座面会用废弃的灯芯草填充以增加厚度。
灯芯草收割者像农民一样轮作野生作物，隔年收割，让植物休息一季。潮湿的夏天会毁掉收成，使收割时间太晚，灯芯草已经过了最佳期，变得坚硬易脆。
切下的茎秆必须彻底晾干，否则容易发霉，失去美丽柔和的绿色。这种绿色会逐渐成熟为同样柔和的棕色。理想情况下，应在阴凉的棚屋或谷仓中自然晾干，避免强烈阳光加速褪色。然后将灯芯草捆成束，称为”bolts”（草捆），存放在室内，此时它们太硬，无法立即使用。
与其他用于编织的茎秆（如柳条）相比，灯芯草是一种精细的材料，干燥时易脆，但潮湿时柔软易弯。“素面”灯芯草用于椅子座面、轻便篮子和餐垫，而编织的灯芯草更结实更厚，常用于地垫、跪垫（hassocks）、马项圈、女仆跪垫和重型工人篮子。
灯芯草工匠首先将草捆中的灯芯草分类，把最粗的茎秆挑出来做较重的活计。干燥的灯芯草必须润湿才能柔软可编，但不能太湿，否则成品会收缩过多，看起来松散。灯芯草茎秆用雨水浸泡（或放在雨中淋湿），然后
英国生长着约三十种不同的灯芯草，颜色从绿色到金色不等，长度各异。诺福克湖区的灯芯草坚硬结实，而贝德福德郡、亨廷顿郡和北安普敦郡浅河中的本地灯芯草则更加细腻，呈柔和的绿色。传统灯芯草工艺中最常用的品种是湖生藨草（Scirpus lacustris），即真正的芦苇，高4-10英尺（1.2-3米），向顶端优雅地渐细。当出现棕色羽状花穗表明开花时即可收割。
仲夏节前后，即六月底七月初，沼泽地人的平底船曾是常见的景象，悄无声息地滑过浅河和沼泽，进行一年一度的灯芯草收割。使用短刃镰刀——灯芯草收割者的割草钩（fagging hook），收割者弯腰在根部附近割断灯芯草，那里是植株最粗壮最结实的部分，也是最适合编织的。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折断纤细的茎秆，灯芯草常常被漂浮到岸边，以避免从水中提起。
由于灯芯草编织比柳条编织需要的体力少得多，灯芯草座椅传统上被视为女性的工作。这些女性被称为”matters”（编草女工）；“一英里外就能闻到编草女工的味道”这句话指的是储存的灯芯草上产生的粉状霉菌灰尘，在工作前用水润湿时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与灯芯草一样，麦秆也可以编织成家用物品。在19世纪，繁荣的家庭手工业雇用了妇女和儿童。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抱怨麦秆编织”使穷人变得傲慢，在这种制造业扎根的地方找不到仆人”。
用厚毯子或毛毡包裹保存至第二天。开始工作前，用湿布擦拭每根灯芯草茎，一次完成清洁和润湿，同时排出茎内的空气。灯芯草编织者通过经验学会判断灯芯草何时处于最佳编织状态：丝滑光润，如同柔软的麂皮或天鹅绒缎带。
灯芯草对湿度非常敏感，编织者绝不会在霜冻天、刮东风时工作，也不会坐在火边或烈日下。温暖、潮湿、闷热的天气最为理想。编好的灯芯草座椅和垫子需要偶尔”沐浴”以防干燥：但太湿又会发霉。
灯芯草编织者的工具非常简单。唯一的专用工具是带扁平针眼和木柄的灯芯草穿针。其他设备通常随手可得：剪刀、绳子（用于缝合编织物）和木槌。
用灯芯草编织的最简单物品之一是餐垫。中心采用方格编织或平纹编织(tabby weave)，外围用配对编织(pairing)或双股编织(coupling)环绕，即将略微扭转的灯芯草成对编织。其中两块垫子的”辐条”留作流苏，而中间那块则将辐条编入收边。
木槌用于在灯芯草仍然潮湿时轻轻敲打垫子使其平整。
制作篮子时，编织者首先从灯芯草茎较粗的”根部”(butt)端切出”辐条”，用这些辐条编织篮底，然后用植物较细的部分继续编织侧面。两种主要编织图案是所有其他图案的基础：方格编织（一上一下）和配对编织（类似辫编）。这两种图案以不同变化组合使用。镂空设计称为”菲奇编织”(fitch/fitching)，为装饰性作品增添趣味。编织时用花盆或木块来塑造篮子形状，灯芯草干燥收缩时也是如此。篮子完全干燥后，从模具上取下，再加上编织或扭转的提手。
灯芯草蜂箱(bee skep)曾是乡村常见景象，通过将灯芯草卷绑成圆顶篮状制成。绑扎材料是劈开的荆棘藤(bramble)，经过修剪和刮削使其柔韧。制作蜂箱时，先将第一圈绕在木桩上成型，然后逐圈向上堆叠。每一圈用荆棘藤”缝合”到下面一圈，用鹅骨锥子(goose bone awl)引导穿过。
鳗鱼是神秘和迷信的生物，数千年来一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如今捕捉鳗鱼的技术与黑暗时代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在英国的湖泊、池塘、河流和溪流中游动着数以百万计的鳗鱼，数千年来一直是营养丰富、高热量食物的重要来源。如今，鳗鱼几乎已从我们的饮食中消失，但在古代，人们对这种重要的食物来源充满敬畏——同时也对其本性抱有某些怀疑和迷信。
古希腊人将鳗鱼视为美味佳肴，古埃及人则将其奉为神明。另一方面，罗马人对鳗鱼有些厌恶，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城市中相当可疑的下水道里游荡。根据利未记律法，犹太人被禁止食用鳗鱼，因为它们没有鳞片，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事实上，鳗鱼确实有鳞片——只是很小且深嵌在皮肤中——这正是围绕鳗鱼和捕鳗活动的神秘色彩的典型体现。
由于鳗鱼没有可见的生殖器官，也从未有人见过它们产卵，它们的繁殖长期以来是无尽迷信和猜测的来源。一位古人说它们诞生于大地的内脏；另一位（亚里士多德）声称它们自然地从泥土中产生。罗马作家老普林尼认为它们在岩石上摩擦身体，其刮落物便获得了生命。而16世纪的化学家扬·范·赫尔蒙德说它们诞生于五月的露珠，并提出了一个制作鳗鱼的配方：“切下两块覆盖着五月露水的草皮，将它们草面朝内叠放在一起，然后暴露在阳光下；几小时后就会从中产生无数的鳗鱼。”
即使是严谨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也相信鳗鱼是自然产生的。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孩子们还会把马毛切碎放在水罐里，希望它们能变成鳗鱼。直到1922年才证明鳗鱼在南大西洋深处的马尾藻海产卵。
在这样的迷信指导下，捕鳗人竟然能够完善他们的技术，实在令人惊讶。然而，自从著名的撒克逊编年史家比德在7世纪记录了英国鳗鱼渔业的成功以来，大多数捕鳗方法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
捕捉鳗鱼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诱捕和捕捉。“银鳗”——当鳗鱼腹部变成银色并顺流而下返回产卵地时——通常在夜间鳗鱼洄游时用固定陷阱捕获。
曾经，每座磨坊、堰坝和水草甸都有自己的陷阱，捕获的鳗鱼是负责控制水闸的人的额外收入——或者更常见的是工资的一部分。这项工作需要在夜间水位上升或下降时值班。即使在不久前，捕获鳗鱼仍是河流管理员工资的一部分。
旧磨坊使用的固定陷阱通常由水闸中两堵砖、石或木墙之间的倾斜格栅组成。底端位于闸门下方的水中，顶端则平展到水平格栅上。当闸门升起时，涌入的水流将鳗鱼冲上斜坡到格栅上，水流走后它们就被困在那里。从格栅上，鳗鱼蠕动进入水槽，然后被赶入蓄养池。
许多这样的陷阱在所属的磨坊废弃后仍继续使用。一个仍在使用的古老磨坊引水道鳗鱼陷阱位于索尔兹伯里以南埃文河畔的查尔顿。
在较缓的水域，如磨坊废水区，以及宽阔的小溪和河流中，捕鳗人常常建造一排羽毛球状的柳条陷阱，类似龙虾笼，称为”鳗笼”(eel-bucks)。傍晚时将它们绞入水中，第二天早上再绞起来，里面满是扭动的鳗鱼。这些陷阱现在通常由钢制成，过去是用柳条精心编制的，常常能使用数十年。
更简单的陷阱由灌木枝条编成。
（右图）直到20世纪20年代，泰晤士河上游仍在使用悬挂在横跨河面木架上的柳条陷阱——鳗笼来捕捉鳗鱼。
诺福克布罗兹湿地(Norfolk Broads)的捕鳗人常年生活在水上，住在建于平底船上的漂浮小屋中（左图）。他们每天从那里出发，拖着筌网(fyke nets)沿着水底捕捉鳗鱼。
布罗兹湿地的渔民还会使用可怕的四齿倒刺鱼叉（下图）插入泥中捕捉鳗鱼。这种工具多年前已被禁止使用。
（上图）几个世纪以来，卖鳗鱼的小贩是伦敦街头常见的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快活的伦敦佬(cockney)鳗鱼汤和鳗鱼派小贩成为漫画家们最喜欢描绘的对象。
编织篱笆被插入河床的木桩之间，排列成引导鳗鱼进入狭窄缺口的形状，缺口上覆盖着网，这种方法可能已经使用了300年或更久。在北爱尔兰下班恩河流入内伊湖的地方附近发现的这种柳条编织陷阱遗迹，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班恩河上游的图姆，一个最初由中世纪僧侣在800年前建造的网陷阱至今仍在使用，除了更换腐烂的木材外没有任何改变。在这些陷阱中捕获的银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几乎同样古老的可能是”筌网捕鱼法”(fyke-netting)。筌网(Fyke nets)有点像钓鱼者的鱼护网，但在网口有两个翼状结构来引导鳗鱼进入。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东部湖区和河流上的鳗鱼渔民会乘着平底船缓慢漂过水面，将筌网放在水底捕捉成熟的棕鳗——在它们回游产卵之前。
除了这些筌网，诺福克湖区的渔民过去还用”鲍勃”(bobs)或”巴布”(babs)来捕捉鳗鱼。鲍勃是用蚯蚓和羊毛线或精纺毛线穿在一根绳子上，然后把它们全部捆成一束绑在杆子末端，有点像拖把。这个线束被放入水中，在水底缓慢上下晃动。根据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科林·坎贝尔夫人的说法：“鳗鱼一试图咬住诱饵，它的牙齿就会缠在毛线里，然后就可以把它从水里提起来放进船里（如果钓者在船上的话），或者让它从线上掉进桶里，钓者会把桶放在离站立位置方便的岸边。”
更加戏剧性且野蛮的是用鳗鱼叉(eel comb)刺捕，现已被禁止。这是一种带有倒刺尖齿的宽叉，装在长柄上，当捕鳗者发现鳗鱼冒出的气泡时，就会猛力将叉子刺入泥中。在爱尔兰
（上图）春天，在鳗鱼洄游季节开始之前，捕鳗者和他们的家人会制作柳条编织的鳗鱼筌(eel-buck)陷阱，为夏季做准备
（下图）钓鳗(Sniggling)，即把诱饵伸进鳗鱼的觅食洞里，曾经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活动
在湖区，捕鳗人会在夏日清晨早起，当阳光在湖面上闪烁时，乘船进行”阳光叉鱼”(sun-spearing)。他站在船头，如果独自一人，就用鱼叉轻轻推动船只前行，悄悄滑过湖泊清澈的水面。不一会儿，他看到”银色”鳗鱼静静地躺在沙质湖底的闪光。叉鱼者瞄准目标：空气中突然一阵破裂声，要么鳗鱼在阳光叉的12根紧密排列的齿上扭动着被叉起，要么叉鱼者一头栽进水里。
更具运动性但极不可靠的是”钩刺法”(stitchering)，这是一种在汉普郡排水沟中流行的技术，那里曾经鳗鱼成群。只用一把磨损的镰刀绑在12英尺长的杆子上，钩刺者试图将镰刀插到鳗鱼下面，然后把它甩到岸上的等候袋中。钩刺者能捕到鳗鱼算是幸运——同样幸运的是没有在猛力挥甩时割掉别人的耳朵。
只是稍微成功一点的是”诱洞法”(sniggling)，意思是把绑着诱饵的棍子插入鳗鱼的藏身洞穴。这在业余捕鳗爱好者中出奇地流行。
如今，垂钓者更喜欢用鱼竿和鱼线捕捉鳗鱼，而专业捕鳗者则使用带有支线和挂饵钩的长线，横铺在河床或湖底。这种技术在内伊湖(Lough Neagh)已经使用了许多个世纪，内伊湖鳗鱼渔场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有200多艘敞篷船参与，每艘船配备两名船员。
（上图和左上图）这些简单的柳条编织鳗鱼陷阱位于阿尔斯特的班恩河(River Bann)上，最初由中世纪修道士建造，五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
鳗鱼一直有现成的市场。早在12世纪，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被谋杀的大主教）在法国旅行时”花费了一百先令的巨款买了一盘鳗鱼”。几个世纪以来，无论贫富都喜爱鳗鱼。
多年来，伦敦市场主要由荷兰供应，这项贸易被认为非常重要，以至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允许荷兰”斯库特船”(skoots)在卸载鳗鱼货物时免费停泊。鳗鱼馅饼小贩曾是伦敦街头常见的景象。
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上层和中产阶级开始对鳗鱼失去兴趣，到维多利亚时代，鳗鱼冻和”鳗鱼馅饼配土豆泥和酱汁”已经成为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独有的经典食物。英国国内外的鳗鱼渔场开始消失。
然而近年来，欧洲大陆人对熏鳗鱼产生了兴趣，英国的鳗鱼渔场正在重新焕发生机以满足需求，使用精良的设备和材料，但仍采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传统技术。
几个世纪以来，渔民们从英国海岸无数的岩石海湾、港湾和入海口，以及风暴肆虐的港口出发，不畏艰险，将海洋的丰富收获安全带回岸上。
海鱼一直是英国人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岛屿上，没有任何地方远离海岸，而环绕的海域盛产底栖鱼类（demersal fish）——如鳕鱼和黑线鳕，以及中层洄游鱼类（pelagic fish）——如鲭鱼和鲱鱼。考古发现的捕鱼活动痕迹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万年。当时可能已经使用了燧石、鹿角和骨头制成的鱼叉，以及钓线和陷阱。后来的渔猎者（约公元前两千年）使用鱼钩、编织篮筐陷阱和手操拖网。
中世纪的捕鱼业以鲱鱼为主。鲱鱼在英国海岸各处产卵，一年四季不同时节都有，因此总能在某处找到优质的鲱鱼渔场。在某些季节，鲱鱼大量涌入近岸，挤满入海口、浅滩甚至港口，多到可以用任何顺手的工具从水中舀出来。在开阔海域，鱼群可以非常庞大——“herring”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军队”。1877年测量的一个鲱鱼群深达118英尺，覆盖面积相当于伦敦市中心。
传统的鲱鱼渔民在夜间使用流刺网（drift net）捕鱼，因为鲱鱼会在夜间上浮到水面觅食浮游生物。流刺网像帘幕一样悬挂成直线或弧形，深度由上绳的浮标控制，有时也由下绳的配重控制。流刺网不固定锚泊，而是系在漂浮的浮标上，或系在船上，随潮汐和水流漂移。鲱鱼被鱼鳃卡住——这种网的另一个名字”刺网”（gill net）就是这么来的——网眼大小确保只捕获较大、较成熟的鱼。
从最早的时期开始，英国渔民就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渔民的竞争。早在1066年之前，来自佛兰德斯和诺曼底的渔民就已经在使用东海岸的港口。格里姆斯比（Grimsby）的名字来源于一位名叫格里姆的丹麦商人，他在一千年前就在那里出售渔获。
（左图）位于东海岸的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是主要的渔港。其鲱鱼集市上买卖数百万条腌制鲱鱼，持续整整40天。该集市于1270年获得特许状，但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此后500年间每年举办。
长绑钩(long-line)每隔六英尺系在主线上。一端固定并用浮标标记。长绑钩捕鱼法也是捕捉其他底栖鱼类（如黑线鳕和大比目鱼）的理想方式。然而，它的最大缺点是必须手工设置鱼饵，并从每个钩子上取下鱼。尽管如此，在拖网捕鱼引入后很长时间内，许多地区仍然使用长绑钩捕捞鳕鱼。
鳕鱼和大比目鱼是冷水鱼类。它们在北海产卵，但成熟后会迁徙到挪威海岸附近的寒冷海域，向西穿过冰岛水域，一直到纽芬兰。英国渔民之所以敢于驾驶相对脆弱的船只，冒险穿越危险的海域追踪这些鱼群的迁徙路线，进入遥远而陌生的海域，正是因为他们在与荷兰鲱鱼船的竞争中节节败退。英国远洋渔船越来越多地驶向大西洋，做好了长期离家的准备。
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荷兰人，他们的鲱鱼”巴斯船”(busses)是现代加工船的前身。这些船重达100吨，船员15人或更多，并发展出一种在捕捞上船时就地开膛腌制鲱鱼的方法。到15世纪，他们已经从英国同行手中夺取了北海鲱鱼渔业的大部分份额。
在中世纪渔民眼中，鳕鱼的重要性仅次于鲱鱼。鳕鱼也非常适合腌制，是出口贸易的支柱——而鲱鱼大多在当地消费，尤其是在基督教历法中无数的”斋戒日”。
在17世纪拖网捕鱼合法化之前，鳕鱼主要通过长绑钩捕捞。这种方法是将数千个带饵的钩子用五英尺长的支线或”钩绳”(snoods)系在主线上。
在风暴肆虐的海上（上图）捕鱼一直是一项危险的职业，大海既是渔民的朋友，也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就像这艘赫布里底群岛渔船上的船员一样，他们必须勇敢面对狂风巨浪，才能满载而归。
渔网主要有三种设计。流刺网(Drift nets)自中世纪以来就被用于捕捞中上层鱼类。水獭拖网(otter trawl net)在19世纪末期开始广泛使用，当时出现了强大的蒸汽动力船只，能够在海床上拖拽其巨大的重量。围网(purse-seine net)是传统围网的现代发展版本，传统围网曾被康沃尔沙丁鱼渔民等在浅水区使用。围网可以将大片海域内的整个鱼群包围起来。理论上，网眼大小允许未成熟的鱼逃脱。但实际上，它们会被堵塞网眼的大鱼身体困住。
渔民有时会离家数月之久。冰岛是大多数渔民能到达的最远之处，不过有些人可能早在15世纪就已经在纽芬兰浅滩的丰富水域捕鱼，比他们捕捞鳕鱼的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人还要早。
远洋渔业需要更大、更好的船只，但小型地方船只继续在沿海各地的港口作业，其设计往往几个世纪都没有改变。设得兰约尔船(Shetland yoals)是方帆、搭接式建造的船只，直接源自7世纪的维京船。四桨版本用于捕捞鳕鱼和鳕鳗(ling)。到18世纪末，随着近海渔场开始衰退，设得兰人被迫向更远的海域发展，于是六桨约尔船(sixerne)应运而生——这是一种配有六支桨的约尔船，每周出海两次，每次在海上停留两晚。
英格兰西部渔民使用双桅斜桁帆船(luggers)，当遭遇破浪威胁时，可以用绞车将船拖上陡峭的卵石海滩。几个世纪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沙丁鱼在那里被捕获和腌制，尤其是在康沃尔。整个鱼群会被巨大的围网包围，从浅水区拖上岸。专门的瞭望员被称为”呼喊者”(huers)，他们在瞭望台上监视鱼群动向。
传统上，鲱鱼通过盐腌保存。由于鲱鱼变质很快，必须在上岸后立即加工处理。在捕鱼季节，成千上万的妇女会被雇用，她们往往来自很远的地方，比如这些在大雅茅斯工作的苏格兰妇女，负责清理内脏并将鱼一层层地用盐装入桶中。
英国的渔业曾经是小船渔民的天下，他们来自数百个紧密相连的渔村社区，这些社区从康沃尔角一直延伸到冰冷的北部海岸。但如今，许多渔民正被工业化捕鱼和鱼类资源枯竭的双重压力所挤压。无数沿海村庄、小港口和码头正在衰落，对一些人来说，旅游业和季节性度假贸易成为唯一的出路。
在海岬和其他有利位置设有小屋，用于在近海水域看到预示沙丁鱼群到来的黑影时发出警报。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沙丁鱼群不再出现在围网捕鱼区域，这个产业随之消亡。
拖网捕鱼最早出现在14世纪，但随后因河口渔民的投诉而被禁止，他们抱怨这种新的”神奇装置”不仅捕获成熟的鱼，也捕获未成熟的鱼，并破坏了繁殖场。拖网捕鱼在17世纪重新合法化，一种新型渔船随之发展起来，并在18世纪末的布里克瑟姆(Brixham)拖网渔船上达到了帆船设计的巅峰。这是有史以来同等尺寸中最强大的渔船之一，在发现北海资源丰富的渔场后，它成为东海岸庞大拖网船队的原型。
最早的拖网是桁拖网(beam trawl)。拖网是一种锥形网袋，由两根长绳或”曳纲”(warp)拖在船后。网囊末端是鱼类聚集的口袋。桁拖网的网口由一根沉重的木梁保持张开，木梁配有重物使其沿海底移动，将觅食的鱼从海底惊起，然后被拖网收入其中。在早期的拖网渔船上，拖网必须用手一把一把地拉上来。渔民们站在船尾的低矮栏杆旁，在船左右摇晃时一把把地抓住渔网。这是危险的、令人麻木的工作。
后来的拖网渔船使用了网板拖网(otter trawl)。网板拖网不用木梁来保持网口张开，而是在网的两侧安装两块”网板”(otter board)——这是特别设计的木板，其角度使得在拖曳时被水压推开。网板拖网比桁拖网效率更高，但需要更强大的船只来拖曳；因此它只有在19世纪蒸汽动力发展之后才真正发挥作用。
（上图）当围网被拉起时，鱼大多已经窒息而死。
（下图）每年夏末，巨大的沙丁鱼群会抵达康沃尔海岸——最初是在圣艾夫斯(St Ives)稍东的地方——当地的围网渔民会在那里大量捕获它们。有一次，在圣艾夫斯一小时内就捕获了三千万条。
（上图）铁路使内陆市场与沿海渔业相连，极大地推动了渔业的扩张。
新技术逐渐主导了英国渔业。购买更大、更强劲的新型渔船以及先进渔具所需的资本成本，对于英国紧密联系的渔村社区中传统的自雇渔民来说是难以承受的。阿伯丁、赫尔、格里姆斯比和弗利特伍德等港口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工业社区。男人们在码头和渔船上工作，女人们则在加工业中就业。近海渔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拖网渔船刮尽他们的资源，鲱鱼和鲭鱼群日益减少。原本就不稳定且充满危险的生计变得更加难以为继。
部分渔获仍在当地卸货（右上图），但大部分都消失在等候在近海的苏联及其他外国加工船的船舱中（下图），被收购用于加工。
19世纪末铁路系统的扩张使行业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偏远渔港与内陆城镇之间实现了快速通联。与此同时，机制冰的出现意味着鱼可以新鲜地运送到全国各地新开设的众多鱼市。1877年，仅为了包装鱼类，就有25,000吨冰从挪威进口到北海拖网捕鱼重镇赫尔。
集中化的”工业”捕鱼对传统渔民、鱼类资源以及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产生了严重影响。随着新型拖网渔船航程的增加，国际间对鱼类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在20世纪的北大西洋引发了”鳕鱼战争”。北海鲱鱼渔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类似冲突的焦点，但在1960年代，挪威围网（purse-seine）船队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威胁。
围网（purse-seine net）在鱼群周围布成一个大圆圈，形如一个巨大的水下网状滤器。当动力绞车收紧拉绳时，“网袋”合拢，将其中的一切困住。这对鲱鱼资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最终在保护措施收效甚微的情况下，1970年代末实施了鲱鱼捕捞的全面禁令。
英国渔民正在大批离开海洋。留下来的人被迫到彼此的传统水域偷捕，苏格兰围网渔船捕尽了康沃尔人仍在以小得多的规模进行延绳钓（line-fish）的鲭鱼资源。大海的危险一如既往，但回报却像鱼群一样日益减少。
牡蛎和贝类如今被视为美食家的珍馐。但曾几何时，它们价格低廉、产量丰富，是穷人的食物。
弯腰拾贝的采集者，就像海洋版的山地农民——从最边缘的食物资源中艰难谋生。背着篮子，拿着铲子，或者一根弯曲的铁丝，贝类采集者在海滩的泥滩和潮池中挖掘觅食，远早于他们的同伴（更多时候是她们）乘坐简陋的船只出海捕鱼。
对于史前的不列颠人来说，贝类只是一种方便且丰富的食物来源——在庄稼歉收时的备用口粮。但对于入侵的罗马人而言，贝类却是珍馐美味。我们海岸周围的环境特别适合牡蛎生长。公元前50年，萨卢斯特写下了一句略带讽刺的赞美：“可怜的不列颠人……他们毕竟还有些可取之处——他们出产牡蛎。”
营养丰富的可食用软体动物数量惊人，即使在今天，它们的食用潜力也远未被充分开发。最近的估计表明，一个产量适中的河口每年每英亩可产出近一吨的鸟蛤(cockles)和贻贝(mussels)；如果采用养殖方法，贻贝养殖场可提供相当于同等面积牧场50至100倍的食物产量。
采集软体动物既简单又安全。
（下图）惠特斯特布尔(Whitstable)牡蛎捕捞帆船的三人船员穿着厚实的精纺长袜套在裤腿外面，塞进沉重的防水靴中，身上紧裹着厚实的根西岛(Guernsey)毛衣。他们只能按照从伦敦电报传来的固定订单份额进行捕捞。他们以最民主的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由选举产生的评审团分配利润。
与海钓相比，采集贝类要简单得多。虽然如今食用的贝类种类相对较少（过去的种类要多得多，包括一些现在只被海钓者用作鱼饵的品种），但采集方法基本保持不变。
最容易采集的贝类是那些生活在前滩岩石表面的种类，包括贻贝和滨螺，以及一些不再受欢迎的食用种类——如帽贝(limpets)。采集只需将贝壳摘起或从岩石上撬下即可。
还有几种贝类生活在河口泥滩的表面或下方，捕获它们需要更多技巧。鸟蛤(cockles)和竹蛏(razor shells)很容易受惊，能够迅速将自己埋入泥中。鸟蛤甚至能在泥滩上跳跃以逃避捕食者。捕捉这些活泼双壳类的传统方法之一是用挖泥耙或桶箍在泥中拖拉，将贝壳带到表面。
大多数其他可食用软体动物生活在较深水域的海底，传统上通过挖泥捕捞将它们带到水面。牡蛎、峨螺(whelks)和扇贝是这一类中最知名的，还包括牛角鸟蛤或”托贝鼻”(Torbay noses)——另一种曾被视为美味但现已被忽视的贝类。
在相对繁荣的时期或富裕的沿海地区，采集贻贝、滨螺和帽贝的工作会交给儿童，或者最多是临时工：这些贝类数量丰富且易于采集，售价很低——如果有市场的话——因此这项工作不值得成年男子费力。1863年，埃克塞特的贻贝每袋售价八先令，每袋约装80品脱。滨螺更便宜：奥本的滨螺每蒲式耳（16品脱）只需六便士。帽贝甚至不作商业销售，而是被敲下或撬下。
除了工业技术带来的好处——提供了先进的液压动力绞车——牡蛎的挖泥捕捞方式与一个世纪前基本相同。捞上来后，牡蛎被清洗、分拣，然后送回养殖床继续培育，直到达到可行的商业规格。
英国的牡蛎养殖者现已引进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进行大规模养殖。虽然它无法在我们较冷的水域中产卵，但从种苗开始在牡蛎床中养殖时生长良好。装在便于水流通过的塑料容器中，18个月到两年后即可上市。商业孵化场提供幼苗，在苏格兰、德文郡、威尔士和诺福克养殖，产量正在迅速超过本地品种。
从岩石上撬下来生吃，或者撒在地上，用燃烧的稻草覆盖，就地烹煮。
（右图）贻贝是最容易采集的贝类之一。与其他双壳类动物一样——除了牡蛎——它们现在的采集量已不如从前。曾经，它们极受欢迎，一次能运来数吨，在整个欧洲交易。虽然沿海居民依靠它们维持生计，但在英国，它们主要是穷人的廉价食物来源。
不过在其他时候，海螺和贻贝是沿海居民开发利用的重要经济作物。在诺森伯兰海岸采集的贻贝被储存在潮间带的”贻贝园”中——用石头围成的小水池——等待买家。也有记录显示，在德文郡的布里德波特，贻贝被用于保护作用，当地政府将它们附着在桥梁的水下部分，以抵御潮水的冲击。但即使这些贝类被定期交易，它们通常仍是穷人的食物。
这张百年老照片含蓄地命名为”帽贝”（上图），捕捉到了两位帽贝采集者的俏皮神态。帽贝紧紧附着在岩石上，需要用力敲击才能将其撬下。
在产量丰富的海滩上，挖掘可以获得几乎难以置信数量的鸟蛤和竹蛏。据说在西部群岛海岸的巴拉岛，每次潮汐都会带来大量鸟蛤，可以从海滩上运走数十马车。当地人多次仅靠以鸟蛤为主食才免于饥饿，而在贝类丰富的地区——如高尔半岛——居民过去一年中有长达九个月以鸟蛤为食。
挖掘需要一定的体力，超出了儿童的能力范围，因此在英国许多地方，这项工作由妇女承担。然而，孩子们的聪明才智有时和蛮力一样有效。竹蛏可以通过在沙滩上撒盐引诱到表面。
（右图）这位漂亮的捕虾女孩拿着网，优雅地摆姿势，出现在一本皮革装订的精美书籍中，该书介绍了英国各地的各种职业。
泥洞中留下的痕迹。盐分刺激软体动物，使其从泥中推出，进入容易够到的范围。另一种技术是悄悄靠近，用一根削尖的带倒刺铁丝刺入张开的贝壳。用这种方式捕获的竹蛏(Razor shells)被带到坦比等城镇，在拉伊、海峡群岛和法罗群岛也很受欢迎。
峨螺(Whelks)一直很丰富，方言名称繁多——海螺、buckie、刺螺、googawns和布谷贝——这表明几乎每个沿海地区都有捕捞。最常见的名称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weolc，意为”产生紫色染料的东西”——实际上这是近亲狗峨螺(dog-whelk)的特性。
然而，峨螺并非普遍受欢迎：龙虾渔民甚至认为它们是害虫，因为它们会吃掉龙虾笼里的诱饵。不过，在认为峨螺值得捕捞的地区，渔民使用类似龙虾笼的柳条篮来捕捉峨螺。篮子里放一块腐烂的内脏就足以引诱贝类进入。
与峨螺一样，扇贝也有许多别名。在康沃尔，这种贝类被称为frills或queens，在多塞特则叫squinns。一网扇贝通常只是拖网捕鱼的意外收获，而非出海的主要目的：渔民相信下雪后贝壳最容易捕获。
牡蛎当然是贝类之王，它是第一种被养殖的贝类，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通常，牡蛎”养殖场”是现有天然牡蛎床的开发或扩展，而非在以前没有牡蛎的地方人工建立的区域。养殖包括播撒幼蛎、照料生长中的贝壳、清除淤泥、碎屑、死牡蛎和天敌，以及收获可供食用的成年牡蛎。
养殖一只可食用的牡蛎大约需要四年时间，虽然本地牡蛎能产出大量幼体，但大部分”蛎苗”(spat)会随潮水漂走，无法保证附着在原来的牡蛎床上。因此，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种苗”贸易——比针头大不了多少的小牡蛎。
（上图）在大规模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为大多数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之前，采集贻贝和滨螺等软体动物的工作通常在大人忙于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时交给孩子们。
（左图）直到1954年，妇女们仍在清晨的微光中筛沙采集鸟蛤(cockles)。采集贝类是累断腰的工作——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承担。像图中的莉齐·戴维斯这样的妇女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因为即使装满一驴驮也只能卖到区区25先令（1.25英镑）。
牡蛎苗的贸易不仅发生在英国各地之间，也与欧洲大陆进行交易。尽管如此，本地繁殖和养殖的英国原生品种一直被认为优于移植的贝类。
惠特斯特布尔是英国各地牡蛎捕捞场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一家合作公司经营着数平方英里的牡蛎养殖场，世袭股东们从这种珍贵软体动物的销售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一份当时的记述生动描绘了牡蛎捕捞业鼎盛时期的景象：“这是一家原始而奇特的股份公司，其股份在证券交易所无人知晓，因为它们从不在任何市场上交易，除了比林斯盖特鱼市……自由疏浚工(free-dredger)完全独立自主，不会向贵族或乡绅脱帽致敬；如果他确实向坎伯兰公爵表示敬意，那也只是在疏浚工酒馆的招牌前，牡蛎自由捕捞公司的利润就在那里分配和支付。21岁时，他便获得全部继承权……享有自由捕捞身份所带来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如果一名自由疏浚工没有男性后代便去世，他的份额将并入公共股份，但他的遗孀可以从每天的捕捞利润中获得一定的减额支付，直到她去世。年老、体弱和退休者约占五分之一，也以同样方式得到供养，因暂时生病而不得不留在岸上的人也是如此。为伦敦市场进行的疏浚作业……由两名销售员管理，他们在下泰晤士街的市场代表这片幸福的捕捞场……从这些代理人那里收到的电报直接指示每个捕捞日要捕获多少蒲式耳。”
由于历史悠久，牡蛎养殖有着大量的民间传说。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科肯齐的渔民在疏浚作业时会一直唱着狂野单调的歌曲，他们声称这能把牡蛎引诱进疏浚网中。然而，记录歌词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从来没有重复过任何一句。牡蛎工人如果在上班途中有猪横穿他们的路，就会折返回去；他们还认为，如果一群人站着或走着时被数人数，会带来厄运。关于只在月份名称中有字母”r”时才吃牡蛎的流行”规则”，并不仅仅是出于健康原因：牡蛎在夏季产卵，因此这个自愿实施的禁捕期有助于保护种群数量。
（右上）在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牡蛎既丰富又不体面。山姆·韦勒穿过白教堂区时对匹克威克先生说：“天哪，我觉得当一个人穷得不行的时候，他就会冲出去拼命吃牡蛎。”
（上）自豪的铁路工人在惠特斯特布尔与珍贵的货物合影。高效的铁路意味着更快、更新鲜的牡蛎供应。
上个世纪蒸汽火车和蒸汽船的引入使贝类的长途运输变得更加快捷；商业制冷系统意味着鱼类到达时更加新鲜。不幸的是，这导致了英国许多最著名的贝类产区被过度捕捞，以满足大城市的需求。来自污水和有毒工业废物的污染日益严重，要么摧毁了一些贝类养殖场，要么使其产品无法食用。上次战争后大规模的海上高爆炸药倾倒也损害了种群数量。
这些变化导致贝类价格急剧上涨——尤其是扇贝和牡蛎——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曾经丰富而低贱的食物现在被视为奢侈品：与狄更斯时代相去甚远，当时山姆·韦勒告诉匹克威克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先生……贫穷和牡蛎似乎总是形影不离。”
龙虾捕捞者拥有丰富的当地知识和世代相传的渔民经验。他们驾驶着小型的coble船(coble)和curragh船(curragh)，每年夏天在英国近海岩石海床上放置自制的捕捞笼。
龙虾捕捞是一项夏季行业。原因在于英国普通龙虾的觅食习性。
龙虾在水温达到约50°F（10°C）之前不会觅食固体食物。当海水温度低于此温度时，它们几乎完全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而这些无法用作诱饵。捕捞季节的具体时间因地区而异，但通常在四月底到十月初之间。在过去，渔民依靠自然迹象来判断合适的时机——例如在威尔士，他们要等到谷物抽穗时才会考虑放置捕捞笼。
龙虾捕捞的持续魅力之一在于其作业规模。它尚未被大型柴油船和当今商业捕鱼业的嘈杂设备所取代。小船上的两三人船员仍然依赖祖辈传承的传统技能——关于海床构造、潮汐和水流的累积知识，以及对龙虾生活习性和特点的了解。
使用捕捞笼和筐篓(creel)捕捞龙虾是英国沿海渔村传统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堆等待装船的捕捞笼，码头似乎就不完整；小船队停泊在旁边，这些迷人的近海船只在温暖的夏日清晨沿着捕捞线缓缓作业的景象，吸引了许多久坐办公室的陆地人，让他们向往这种看似田园诗般的谋生方式。
龙虾在英国水域分布广泛，尤其是在苏格兰和苏格兰群岛周围的岩石海床、英格兰东北海岸、西部地区、威尔士以及波特兰角和邓杰内斯之间的南部海岸。传统上，捕捞龙虾是一项近海夏季职业，但工作同样艰辛。在岩石和悬崖间的小船上颠簸，将笨重的渔具从海浪中拉进拉出，在冬季风暴中尤其危险，但这并不是龙虾捕捞成为夏季行业的原因。
英国海岸周围有几种被归类为龙虾的生物。小型挪威龙虾在苏格兰和东北部被拖网捕捞，最终以scampi虾(scampi)或都柏林湾对虾的名称出现在鱼贩的摊位上。多刺矮龙虾，即岩龙虾(crayfish)，以及长螯矮龙虾可以在退潮时发现，它们躲藏在岩石和巨石下。这些通常太小，没有商业价值，但有时会被当地人食用。但最著名的是那种漂亮的蓝色品种，长着令人生畏的大螯——普通龙虾。这就是渔民们在夏天放置成串捕捞笼所要捕获的目标。
与牡蛎一样，普通龙虾曾经是富人和穷人都能享用的食物，但其目前的高昂价格反映了它日益稀少的现状。它生长缓慢：一只普通的七英寸长的龙虾可能需要同样多的年数才能长到那个长度。据认为其最长寿命约为30年，届时它可能刚好达到英国水域捕获的最大龙虾记录尺寸——14磅8盎司，于1967年由一名潜水员捕获。
（左图）传统的龙虾笼由当地渔民制作——通常使用柳树。一个熟练的人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将柳条(withies)编织成一个坚固的捕捞笼，可以使用数年。
一名潜水员在彭布罗克郡海岸发现的龙虾，现保存并陈列在阿姆罗斯当地的酒吧里。
然而，龙虾的体型是传说中的素材，历史文献记载了捕获巨型龙虾的故事，比如16世纪在奥克尼群岛发现的那只龙虾，据说它”巨大的钳子能把人夹死”。
在英国市场上销售的龙虾平均尺寸为从”喙到尾”11英寸，重约1磅。最小尺寸限制因当地法规而异，但许多龙虾捕捞者会用铜钉在船舷(gunwale)上标出9英寸的刻度，将较小的龙虾放回大海。
龙虾捕捞者的成功取决于他的龙虾笼以及放置诱饵和布笼的技巧。直到19世纪中期，使用被称为”trunks”的环形网是捕捞龙虾的常见方法，这种方法在萨福克和埃塞克斯海岸的部分地区仍在使用，但传统的龙虾笼(lobster pot)和龙虾筐(creel)在过去150多年里无疑是英国龙虾捕捞者的首选。
龙虾笼有多种设计，但都依赖相同的原理来困住龙虾——即笼子让龙虾容易进入寻找诱饵，但让它们很难再出去。康沃尔式
（上图）像科布尔船(coble)这样可以从海滩下水的小型帆船，是传统龙虾捕捞者的典型船只。船上最多可装载十几个龙虾笼，刚好够两个人操作。这位渔民于1936年在彭布罗克郡的圣布莱兹，正在敲碎石块用来给龙虾笼压重。
约克郡海岸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英国龙虾捕捞的主要中心之一，尽管与其他地方一样，即使在捕捞季节，这也不是一份全职工作。大多数龙虾捕捞者还有其他工作，有时是捕鱼，但通常是在当地工厂或农场工作，如今则在旅游业工作。
（下图）如今许多龙虾捕捞者使用机械起笼机(haulers)起笼，这意味着现在可以在比完全手工作业时更深的水域捕捞龙虾。
整个西部乡村地区使用的笼子是众所周知的柳条编织墨水瓶形或蜂巢形。它有一个直径约两英尺的圆形底座，一个圆顶形笼身，以及一个漏斗形入口。这种笼子由当地的青柳条制成，与大多数篮子不同，编织从顶部开始。漏斗或颈部先完成，然后将柳条——即柳枝(withies)——弯曲成型形成笼身。底座单独制作后再编织上去。备用的柳条称为skivers，穿过笼身和颈部，用于在笼内悬挂诱饵。
北威尔士笼与康沃尔笼相似，但呈球形而非蜂巢形，由桤木制成，这是一种比水重的坚韧木材。沿东海岸和苏格兰使用的筐笼(creel)有一个木条制成的平底和一个圆形网状部分。通常有两个入口，分别位于两端的相对两侧。
隔间笼(parlour pot)是东海岸筐笼的加大版。它也有两个入口，但包含一个独立的隔间——即”客厅”(parlour)——通过一个渐细的通道与主体部分相连。龙虾在试图逃脱时会退入隔间，为更多龙虾留出空间，有时还留下诱饵。隔间笼可以放置数天，而标准尺寸的笼子理想情况下需要每天起笼。
所有类型的笼子都必须加重配重才能下沉，以抵御强流并保持直立。混凝土是常用的压舱物，因为它可以塑造成扁平形状。一些康尼马拉渔民在混凝土中镶嵌镜面玻璃——有证据表明龙虾会被色彩鲜艳或闪亮的物体以及气味所吸引。
许多现代笼子采用塑料或金属结构，尽管一些老渔民不愿使用，声称这些笼子在水下会”唱歌”——
小船配备两名船员。理想的捕捞场所是岩石海床，那里布满了龙虾通常用来栖身的洞穴和缝隙。龙虾笼用粗绳连接，绳子两端各系一个锚，通常是石头。笼串最好顺着潮流方向布置，这样水流能帮助笼子远离主绳。笼串通常放置过夜——龙虾是夜行动物——但有时一天会收两次，一次在清晨，一次在中午。
从笼中取出捕获物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龙虾强有力的钳子可能造成严重伤口或夹断手指。一只钳子是钝的，用于碾碎；另一只是锋利的，用于撕裂。渔民会在钳子上套上结实的橡皮筋或自行车内胎片，或用涂焦油的绳子绑住。过去，龙虾会在当地出售，或用稻草包装在木箱里，通过公路或铁路运往比林斯盖特鱼市。现在它们已成为昂贵的美味，许多直接送往酒店和餐厅，或运往欧洲大陆。
笼子有时单独布置，但更多时候是成串或成组使用。一组笼子的数量从小船的十几个到50英尺船只的500个不等，但一串通常不超过70个。它们按间隔连接在主绳上，两端各有一个带浮标的锚。
水会惊跑龙虾。折叠笼也有使用——可以方便地存放在小船上——不过传统派摇头反对，坚持认为笼子应该是刚性的，能”安静地躺着”。
关于诱饵的学问也争论激烈。有些人首选去皮、去内脏、晒干的鸬鹚肉。其他人偏爱鲑鱼、鲈鱼和鲻鱼的头。鲱鱼和鲭鱼据说放置几天变味后效果最好。鲂鱼(Gurnard)可以新鲜使用或腌制使用。
笼子通常成串布置，一串十几个左右——对小船来说是可控的负载。
龙虾的奢侈品价值如今威胁着龙虾捕捞业的传统特色。随着近海水域持续过度捕捞，人们追逐龙虾到更深的水域。在这种深度提升沉重的笼绳，没有机械设备是不可能的，而传统的小船——平尾科布尔船(coble)和涂焦油的库拉赫船(curragh)——无法承载这些设备。那些夏天捕龙虾、带游客出海观光，冬天捕鲱鱼或鲭鱼的龙虾渔民，正在被大规模商业运营所取代。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失去这些笼子渔民——他们的院子里堆满笼筐，他们色彩鲜艳的小船，以及他们悠闲的夏日工作节奏——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两种主要的龙虾陷阱类型是圆形墨水瓶笼和半圆柱形筐(creel)，但每种都有许多地区变体，包括这里展示的客厅笼。传统材料——柳条、网、藤条、榛木——正在被塑料、金属丝网和膨胀金属所取代。
如今被视为美味佳肴的盐渍或熏制鱼肉，曾经是日常食物。在发现冷藏技术之前，盐渍和熏制是保存陆地和海洋季节性收获的唯一已知方法。
在发现盐之前，史前英国人面临一个难题：如何保存夏季丰富的鱼肉捕获物，以备冬季食物匮乏时食用？最初的解决方案是风干。如果风力足够强劲，切成薄片的肉条可以在腐烂之前达到脱水状态。但这种方法过于依赖天气，而且成品又硬又难嚼，更像皮革而非肉类。熏制是随后发展出的技术，可能是人们试图通过将鱼肉挂在火边来加速风干过程时偶然发现的。
但木材或泥炭烟雾的作用远不止简单地干燥肉类：它将防腐剂甲醛引入肉中。此外，烟雾还能驱赶昆虫，使肉类免受蛆虫侵害，并且额外赋予肉类新的风味。熏制还允许一次性处理大量肉类。因此，当鲸鱼搁浅时，人们会剥去其皮肤和鲸脂，将大量鲸肉熏制保存以备冬季食用。
随着农业从中东传播到整个欧洲，新的谷物饮食产生了对盐的渴望。盐不仅能提升清淡谷物的风味，对健康也至关重要。而且它是保存肉类和鱼类的有效防腐剂。盐通过渗透作用快速脱水肉类——盐将组织中的水分吸出。
大约在盐首次在英国使用的同时，气候开始变化。天气变得更冷更潮湿，与今天的气候相似。在潮湿的空气中，风干变得更慢、风险更大。霉菌和细菌常常在肉类被风完全干燥之前就使其腐坏。当罗马人入侵英国时，他们带来了盐渍的地中海鱼类。但这些是稀有的美味，当地的鱼类盐渍业继续蓬勃发展。
在凯尔特和撒克逊时期的英国，盐桶是常见的厨房用品。猪肋肉和火腿通常储存在其中，但盐渍牛肉也被列入盎格鲁-撒克逊的食物租税清单中。培根油脂和猪油用于烹饪。
由于微生物无法在干燥材料上生长，最简单、最早的鱼类保存方法之一就是在露天脱水。在多风地区，如苏格兰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渔获物被摊开晾晒或悬挂风干，就像晾晒衣物一样。如今，渔获物在拖网渔船上的冷冻设备中被快速冷冻，远在运上岸之前就已完成保鲜。
熏制食物的价值可能最初是偶然发现的，当时人们只是用火来加速悬挂食物的干燥。鲱鱼先浸泡在盐水中，然后挂在高大的熏房里的架子上，下面燃烧着硬木火。鱼会被轮换位置以确保均匀处理。如今，熏鱼更多是为了获得独特的风味，而非保存。鱼被挂在砖砌的窑炉中，架子由”夜间熏制工”（上图）轮换，这项操作明显比维多利亚时代熏房里的冒险行为（左图）要平稳得多。
在威尔士和边境地区，人们腌制蔬菜，山羊火腿成为当地特产。到1400年，一年中超过一半的日子被指定为斋戒日，虔诚的信徒在这些日子里吃鱼而不是肉。对富人来说，这意味着配醋的腌�的鲟鱼、剑鱼和鼠海豚，或者用酸白葡萄酒烹制的鲸鱼，或者切成条状像培根一样煮熟后配豌豆食用。对穷人来说，这意味着一成不变的腌鲱鱼饮食。一本15世纪的学校课本记录了这有多么令人不快：“你不会相信我对鱼有多厌倦，我多么渴望能再吃到肉。因为整个四旬斋期间我只吃了咸鱼，它在我体内产生了太多黏液，堵塞了我的管道，让我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呼吸。”
另一种选择更糟糕——那是干鳕鱼(stockfish)，必须用锤子敲打一个小时，然后在温水中浸泡两个小时才能烹饪，仅仅是为了让它软到可以咀嚼。然后配芥末或黄油食用。
最初，鲱鱼甚至不经去内脏就被堆放在海滩上腌制。但到了14世纪，它们会先被去内脏，然后在盐水中浸泡14或15个小时，再一层层地与盐一起装入桶中。熏制鲱鱼的做法始于13世纪末。鱼先浸泡在盐水中，然后挂在高烟囱里熏制许多小时，最后装桶。
随着渔民冒险驶向更远的海域，他们不得不携带盐来保存渔获。英国水手会在二月或三月出发，在冰岛水域捕鱼。他们会在船上腌制鱼并晾干后储存。但并非所有的鱼都先晾干。有些会与盐一起装桶腌制，要么直接出售，要么以后再晾干加盐。
在中世纪的英国，海豹仍被食用，在偏远的北方岛屿上，直到17世纪，人们还用燃烧海藻的灰烬来腌制海豹。从中世纪到农业技术改进使牲畜能够过冬之前，大多数农场动物传统上都在秋季被屠宰，以节省冬季饲料。那时人们会吃最后的”新鲜肉”。
盐的需求随后会达到最大。幸运的是，沿海的海水蒸发池或盐场(salterns)在夏季工作效率最高，因为温暖的天气有助于自然蒸发。但盐仍然很贵，所以通常只有肥壮的胴体——通常是猪肉和牛肉——才会被腌制。羊肉通常太瘦，而且除非天气特别恶劣，羊通常可以不需要额外饲料就能过冬。
猪肉或牛肉的侧身会被干腌或湿腌——即用盐水腌制。腌制后的
随着罐头技术的引入（如上图），大规模烟熏和腌制食品的做法逐渐衰落。罐头技术最早在法国发展起来，食物被密封在罐子里然后加热。但直到巴斯德的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才理解了这一过程的原理——密封在内部的细菌被高温杀死，而新的细菌无法穿透密封层入侵。罐头不仅能保存食物，还使大量食物的运输变得更加便利——这也是罐头技术最初被发明的原因之一：为法国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
将盐大量撒在去除内脏的鱼上（如右图），通过渗透作用从组织中抽出水分。这可以防止霉菌和细菌的生长，延缓腐烂分解。
在中世纪，猪肉通常会在火上悬挂数周，或高高挂在烟囱里，直到获得浓郁的烟熏风味和光泽。正如现在一样，当时的医生也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食物。
用这种方式烟熏的牛肉在医生中评价不高。“马丁节牛肉（Martimas beef），也就是挂在烟熏房屋顶的’吊牛肉’，并不值得称道；它可能填饱肚子，让人想喝酒，但对结石有害，不易消化，而且不能产生好的体液。”一本教科书如此记载。
培根与小牛肉一起食用，以庆祝四旬斋（Lent）的结束，而煎腌培根配鸡蛋则是”忏悔节（Shrovetide）前后的常见菜肴”。
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道路得到改善，新鲜的鱼可以从港口快速运输。1643年的盐税促进了这一进程。该税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此期间，渔民发现把无法保鲜到市场的鱼扔回海里往往更划算。
虽然有一段时间，咸鱼商与鲜鱼商相互竞争，但咸鱼和腌肉很快就成了穷人的食物。它越来越不受欢迎，但对于伊丽莎白时代那些踏上发现之旅的冒险家们的船队和军队来说，这仍然是唯一有效的补给方式。
在17世纪，罐装肉类和鱼类成为时尚，通常作为较清淡的第二道菜。18世纪末，一位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建议用冰块包装运输鱼类。他曾在中国见过用雪运输鱼的方法。很快，主要的鲑鱼河流沿岸建起了冰库，伦敦开始定期收到新鲜的苏格兰鲑鱼。
大规模腌制和烟熏产业的丧钟随着罐头技术的出现而敲响。1809年，法国厨师、糖果师兼蒸馏师尼古拉斯·阿佩尔（Nicholas Appert）发明了这项技术。此前，法国督政府悬赏12,000法郎，征求第一种有效的食品保存方法，以供应陆军和海军。他将食物密封在罐子里并加热一定时间，只要罐子不打开，食物就能保存。
鲱鱼捕获后，先用盐水腌制。然后将它们与盐层层紧密码放在木桶中（上图）。
现代保鲜技术已经取代了烟熏作为保存鱼类的方法。然而，某些烟熏鱼仍然很受欢迎，比如被称为阿布罗斯烟熏鱼的烟熏黑线鳕，虽然是在苏格兰阿布罗斯以简朴的方式生产（右上图），但深受美食家的青睐。
肉类保存在早期是一种必需，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由于饲料不足，大量牲畜需要被宰杀。牛肉或猪肉的整块肉先腌制，然后烟熏。这里（右下图）展示的是用盐水腌制的自制培根，涂抹糖蜜、醋和啤酒的混合物。
人们发现食物能保持新鲜。但当时没人知道其中的原理，又过了五十年，路易·巴斯德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处理的食物不会变质——加热杀死了食物中的细菌，密封的罐子则阻止了其他细菌进入。
早在1842年，英国就申请了一种冷冻食品的专利——将食物浸入冰和盐水中。但直到机械制冷技术出现，这种方法才具有商业可行性，而且是偶然发现的。1880年，一批从澳大利亚运往英国的冷藏肉类意外冻结。效果非常好，这种方法很快被用于其他长途运输。
如今更常用的是速冻技术。快速冷冻有助于防止大冰晶的形成，大冰晶会破坏细胞结构，从而影响某些食物的口感。
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家用冰箱出现之前，烟熏、盐腌和酸渍仍然是英国乡村地区保存少量食物的常用方法。
培根至今仍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盐腌和烟熏。它先在盐和硝石制成的盐水中浸泡21天，然后用山核桃木或橡木屑烟熏长达60天。但如今大多数鱼类只是轻度烟熏，主要是为了增添风味，而非保存。
现在烟熏的鱼类通常先在80%的盐水溶液中浸泡20到30分钟，然后挂在”张布钩”（tenter hooks）上，这些钩子固定在”张布杆”（tenter sticks）上——这两个术语都来自纺织业。然后在砖砌的窑炉中用橡木（偶尔用松木）烟熏6到18小时。窑炉操作员或”夜班烟熏工”（nightsmoker）在判断底层的鱼熏好后先取出，再把其他的往下移。这个过程被称为”清窑”（stripping）。
烟熏食品近来有所复兴，因为平淡的大规模生产食品正逐渐让位于美食产品。虽然不再需要通过烟熏来保存鱼类，但烟熏三文鱼仍然一如既往地受欢迎。不过，现代轻度烟熏的三文鱼无法与17和18世纪人们食用的干燥、咸味浓郁的三文鱼相比——当然，价格也无法相比。
科拉克尔船夫们乘坐防水的柳条编织小船，静静地顺流而下。西威尔士的船夫们两人一组捕捞肥美的鲑鱼和海鳟鱼，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使用这种原始河船的人了。
从威尔士中部古老而饱经风霜的山丘间，流淌着湍急清澈的河流。其中最美的可能要数泰菲河，它有着奔腾的急流和回旋的深潭，两岸柳树成荫，还有幽深的岩石峡谷。早在12世纪，编年史家吉拉尔杜斯·坎布伦西斯就记载了这条河的盛名——它出产全威尔士最好的鲑鱼。
吉拉尔杜斯还描述了用来捕鱼的船只：它们大致呈三角形，由树枝和兽皮制成。这些显然就是科拉克尔船（coracle），一种从史前延续至今的设计，是没有龙骨和舵的原始船只，在浅水多石的河流上作业，至今无可替代。
科拉克尔船的使用远早于任何文字记载。威尔士传奇故事集《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成书于13世纪，但其口头传统可追溯到黑暗时代，书中多次提到这种船。书中描述伟大的吟游诗人塔利辛出生时就被放在一只科拉克尔船中漂流，后来在阿伯里斯特威斯附近的海上被人救起。
其他零散的记载显示，亨利五世和爱德华三世远征法国时都带着”皮船”。但科拉克尔船传统悠久的最好证明，是近代保存下来的各种形态——这证明了强大的地方传统在缓慢演变中，发展出特别适合当地材料和河流特性（包括深度和流速）的船型。
科拉克尔船本质上是一个防水的篮子，由开放式的格架覆盖防水材料制成。它轻便到一个人就能背在背上，吃水只有两三英寸，机动性极强，能够灵活转向，穿越急流或在水道中穿行，比独木舟还要灵活。它可以单手划桨，另一只手空出来操作渔网或钓竿。它经久不衰的魅力之一，就是人人都能自己制作。
尽管各地在形状和材料上有所不同，但制作方法大体相似。秋冬季节树液停止流动时，人们从截头柳树上砍下枝条。
科拉克尔船对泰菲河湍急水域的鲑鱼捕捞者有诸多优势。它们制作快捷、成本低廉、简单易做，尽管看起来不太稳当，但在这些浅水多石的河流中却出奇地稳定。方便的是，船主还可以用座位上的背带把科拉克尔船背回家。
用柴刀（billhook）将枝条劈开，再用刮刀（drawknife）和辐条刨（spokeshave）削成板条，然后浸泡在非常热的水中使其变得柔韧。
科拉克尔船的框架在地面上铺设。七根板条间隔四到五英寸，构成纵轴，其他板条垂直编织穿过。有时会斜放两根或更多板条来加固结构。格架的中部——也就是船底——用石头压住，或用叉形木桩钉入地面跨住交叉点固定。板条的两端向上弯曲形成船舷，暂时用麻绳固定。
传统上，船舷（gunwale）用编织的榛木柳条制成。剥去树皮后，同样浸泡使其柔软。三排柳条编织在一起，绕着框架顶部一圈，将板条紧紧绑在一起，使科拉克尔船成型。
船身成型后，将座板（通常是一块杉木板）安装到框架上完成骨架，然后在覆盖”船皮”之前涂上杂酚油防腐。
直到17世纪，船皮确实就是真正的皮革——一整张马皮或牛皮，用猪油、牛脂饼或黄油处理。这限制了船只的尺寸，也大大增加了重量。后来动物皮革被涂焦油的法兰绒取代，再后来改用未漂白的棉布（calico），至今仍在使用。
棉布大约需要五码，拉伸覆盖在框架上，折叠后用麻绳或铁丝固定。然后用约六磅沥青、猪油和半品脱亚麻籽油的混合物涂刷防水。油和猪油可以防止脆裂，阻止沥青剥落。
座板上固定一条背带，长度足以让圆皮艇（coracle）挂在肩上携带。背带可以用皮革、编织的榛木条或绳索制成。
这样制作的圆皮艇如果保养得当，可以使用好几年。船皮上的小裂口可以用涂焦油的布料修补，或者整个框架重新覆皮。但圆皮艇制作快捷、成本低廉，往往换新比修补更方便。旧船通常直接烧掉，木材、布料和沥青的组合能烧出很旺的火焰。
（上图）圆皮艇本质上是防水的篮子，用河岸边生长的柔韧榛木条或柳条编织而成。
（左图和下图）爱尔兰的无龙骨布面库拉赫船（curragh）常与圆皮艇归为一类，但它们是远洋船只，曾载着爱尔兰修士和圣徒进行传教航行，如今仍在狂野的大西洋沿岸捕鱼。库拉赫船具有传统船形，有尖头船首和方形船尾，设计为多人携带和划行。
当地条件有时决定了不同的材料选择。例如在塞文河下游的比尤德利，柳树稀少，就用劈开的橡木做船条，用旧帆布做船皮。在其他地区，锯开的白蜡木用于制作船条，弯成圈后还可做船舷。
虽然圆皮艇可能曾在英国各地广泛使用，但近代只在威尔士和威尔士边区保存下来，主要用于鲑鱼捕捞。威尔士西南部的制作中心集中在泰菲河、托维河和塔夫河流域。圆皮艇捕鱼——虽然不一定是捕鲑鱼和海鳟——也在南部的乌斯克河和蒙诺河、北部的迪菲河、康威河，尤其是迪河，以及从伍斯特到韦尔什普尔的塞文河段进行。
圆皮艇渔民通常在夜间成对作业。每人握住渔网绳索的一端，网通过铁环连接在绳上。他们尽量靠近各自的河岸，用空闲的手划桨，悄无声息地顺流而下。鱼一撞网，渔民立即行动。渔网收拢，将猎物缠住，然后拖上船，立即用一种叫”cnocer”的棍棒击杀——因为它执行最后仪式，也被称为”priest”（神父棒）。这必须迅速完成，因为一条大鲑鱼在相对脆弱的小船里剧烈挣扎是很危险的。
本世纪以来，网捕逐渐减少，因为其他钓鱼者认为这种方式效率太高了。
渔民使用两张上下连接的网。一张是护网(armouring)，网眼较大；另一张是细网(lint)，网眼更细密。它们通过环扣连接在马毛绳上，这种绳子既不会拉伸也不会下沉。鱼穿过护网后会撞上细网。
为了保护鱼类资源，渔网需要获得许可证，而许可证的发放数量不断减少。如今塞文河上已完全禁止使用渔网捕鱼，尽管在世纪之交，这条河流曾支撑着三个主要的捕鱼中心：什鲁斯伯里、铁桥镇和比尤德利。然而，这里的柳条船使用从未像威尔士河流那样专业化，因此一种可能比其他现存类型更古老的柳条船仍在使用中。
这里的柳条船更加圆润对称。它们不如捕鱼型柳条船稳定，虽然不适合捕捞鲑鱼，但用途更加广泛。塞文峡谷很深，铁桥镇和阿利之间几乎没有桥梁，所以塞文河两岸的居民习惯用柳条船过河。大多数家庭都有一艘，不用时就挂在小屋门外或方便的树上。
当河水泛滥时，柳条船也很有用，可以打捞漂走的物品，或者捕捉被上涨的河水困在高地或树篱顶部的兔子。在河流下游的比尤德利，类似的柳条船也被用作渡船——乘客站在座位后面，紧紧抓住划船者和彼此——还用于垂钓、布线和设置鳗鱼陷阱。
这些碗形船只与苏格兰唯一现存的样本形状相同，那是一艘有200年历史、严重腐朽的博物馆藏品，曾在马里郡的斯佩河上使用。它完全由柳条编织而成，用于渡河，不过在最后几年被用来引导从高地砍伐的木材顺流而下运往沿海锯木厂。
捕鱼用的柳条船也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在塞纳斯，每年春天剪羊毛前，羊群会被扔进泰菲河形成的水潭中清洗。柳条船手仍然受雇在河上工作，确保没有羊逃到下游或受到伤害。
威尔士人对其文化的不懈捍卫以及柳条船竞赛运动也使柳条船制作技艺得以延续。有记录的第一场比赛于1798年在威尔士普尔附近举行，每年的节日活动仍在泰菲河上举办——七月在塞纳斯，八月在城堡下方幽暗峡谷中的锡尔格兰。
柳条船在威尔士河流上仍然广泛使用，尤其是在锡尔格兰和塞纳斯等历史悠久的中心地区。
造船是英国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如今的小型木船仍在使用经过4000多年精炼和磨砺的技艺建造。
那些在英国大型高地湖泊上航行的优雅木壳蒸汽船，属于小型造船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原始独木舟——用火和斧头从单根树干中凿出。在邓弗里斯郡发现的一艘这样的独木舟已有4000年历史，但它们几乎肯定在更早之前就已被制造。到公元前2000年，造船工匠开始通过将木板拼接在一起来制造船只，因为独木舟既笨重又受限于可用树干的大小。
英国最早的木板船由重叠的橡木板制成，用紫杉和柳条绑扎缝合，并用苔藓防水。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将木板铺设在木框架上可以制造出更坚固的船只。框架船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
起初，木框架船采用”搭接式”(clinker)建造——即木板或”列板”(strakes)相互重叠，这使得确保接缝防水变得更加容易。通常，木板通过将木钉穿过木板打入框架来固定，然后用铁钉紧固。为确保铁钉永不滑脱，突出的末端会被”铆合”(clenched)——像订书钉一样弯回木头中。即使在今天，船钉仍然采用铆合方式，通常使用金属棒或”铆座”(dolly)将其弯回。
然而不久之后——也许是在同一时期——搭接式建造的替代方法开始出现。这就是”平接式”(carvel)建造，木板边对边铺设，通过填缝来确保防水密封。所有木板通过嵌入每块木板边缘槽中的木榫连接在一起，然后用木钉(trenails，即木销)穿过木板打入榫头固定。
这两种传统——搭接式和平接式建造——一直延续至今。但黑暗时代给英国的搭接式造船带来了关键的外部影响：来自北海对岸的维京人和其他入侵者的长船。
维京船有中央龙骨和两端的船首柱，木板铺设在临时框架上，使造船者能够创造出宽大平坦的船腹。
维京船对于搭接式船只来说异常长——因为要搭接建造大型船只并保持防水非常困难。即使是维京长船也存在龙骨断裂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结构允许过多的移动。中世纪造船工匠确实尝试过制造大型搭接式船只，但很快放弃并转向平接式建造。因此，大多数搭接式船只长度在8到18英尺之间。
平接式建造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每块木板必须非常精确地对接，但最终的结构更加坚固。因此，大船和大型船只会采用平接式建造。对于较小的船只和小艇，由于结构可以更灵活且低成本至关重要，搭接式建造更受青睐。
几个世纪以来，每段海岸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船型，尤其是搭接式船只，这些船通常在当地建造供当地使用。小型船厂代代相传搭接式建造的传统。
坚固的木制平接式湖区客船和搭接式划艇体现了数百年来建造小型、坚固而优雅的木制游船和工作船的传统。
数百年来，在约克郡海岸，有一种被称为”coble”（发音为cobble）的船只，其特点是橡木龙骨板或”ram”。这种龙骨有助于保持船只稳定，但非常浅且坚固，使船只能够在浅水中使用并从海滩上下水。coble船从船尾到船头逐渐变细，由悬挂在船尾的深舵控制，但当船只进入浅水区时，舵可以快速轻松地收起。短侧龙骨有助于在船只被拖上海滩时保护船底。如今在约克郡海岸及周边地区仍然可以看到coble船。
另一种独特的地方船只是诺福克海岸的舍灵厄姆”蟹船”（crabber），其形状和构造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改变。顾名思义，它们用于划船往返蟹笼，船只两端对称，因此在拉起或放置蟹笼时可以向任一方向划行。舍灵厄姆蟹船水线以下涂有黑色焦油，水线以上则涂有鲜艳的红、白、蓝色油漆。由于缺乏港口，蟹船曾经需要穿越大片沙滩和泥滩，方法是将白蜡木桨穿过相对的桨孔（“orrocks”），用作把手来搬运。
（右图）今天的搭接式或叠板式船只是3至4世纪维京海盗优美长船的直接后裔。
（左图）雷金纳德·埃默里和他的两个儿子克里斯（上）和哈罗德，在他们的诺福克船厂完成30英尺搭接式建造的威尔克船”威廉·爱德华号”，40年后这艘船仍在诺福克的威尔斯作业。像许多小型造船商一样，他们凭经验而非图纸工作，依靠眼力来创造正确的形状。
尽管风格和形状存在许多地方差异，但所有搭接式建造的船只往往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建造。设得兰渔船或”yoal”是搭接式船只建造方式的典型代表。
要建造一艘yoal，造船者需要一根长而优质的木材，在露天环境中干燥处理。由于设得兰几乎没有树木，造船者会从瑞典或波罗的海进口落叶松；其他地方的造船者可能使用当地木材。
对于龙骨，造船者仔细选择一段尽可能少节疤的木材，长度约等于船身长度，尺寸大约为7英寸乘3英寸（18x8厘米）。然后他将龙骨固定在地板上的横梁上，并标记船首和船尾柱的位置。锛子（adze）将龙骨削成造船者自己设计的形状。
龙骨按照特定样式制作，两侧刨平并开槽以安装船肋。船首柱和船尾柱按照薄木模板切割，然后用锛(adze)修整成型，刨光后固定在龙骨上。
基本框架完成后，造船师开始逐排铺设船壳板。第一排粗加工的落叶松船板称为”龙骨翼板(garboard strakes)“，经过修整和倒角处理后，用铜钉固定在龙骨上。其余各排船板按照样板切割。
为了适应船体的急剧弯曲，除第一排外，其他船板都需要由两到三块木板首尾相接，即”嵌接(scarfed)“而成。这些船板的端部需要用热水软化，然后钻孔并钉入固定位置。
第二排船板固定后，用短木肋临时支撑整个结构。船壳板铺设完成后，安装底部框架以防止船体侧向扭曲。船舷(gunwales，即船的边缘)通常用红杉木制作，需要在湖水中浸泡一周使其软化，以便弯曲成型。
侧框架也需要安装，船板钉在上面，同时安装三根主横梁，称为”固定带(fastibands)“。固定带上方铺设纵向桁条，支撑可拆卸的座板，供划桨手乘坐。三角形的加强板称为”船首钩(breasthooks)“，安装在船首和船尾的夹角处，完成整艘约尔船(yoal)的加固工作。
船壳完成后，切割可拆卸的底板，称为”底舱板(tilfers)“，安装在船壳的各个舱室中。每艘船配备两对桨，用绳环固定在船舷上突出的铁制桨栓(thole pins)上。只有需要航行的船才配备舵和舵挂件。
一战前，木材唯一的保护涂层是阿尔汉格尔焦油(Archangel Tar)，但如今已改用聚氨酯清漆。
（上图）铺设重叠的船板形成船壳后，造船师安装底部框架以增加船体的横向刚度。
（左下图）木船制造者使用的工具几个世纪以来变化不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带弯曲手柄的锛(adze)。为了钻出螺栓和木栓的孔洞，使用不同尺寸的螺旋钻(augers)——类似大型开瓶器。如果船采用平接式(carvel-built)建造，造船师需要填缝使其防水。为此，他使用木槌和填缝铁将填缝棉条打入船板之间的缝隙。
（左图）造船师使用带弯曲木柄的传统锛(adze)，以有节奏的方式朝自己方向工作，每次挥动都从木材上削下薄薄的一层。
船板边对边连接缝隙填缝密封
横座板
（上图）许多19世纪采用平接法制造的渔船，船体板材边对边放置并填缝使其防水，至今仍在使用。
涂抹油漆和密封剂来保护木材。在设得兰群岛，仍有少数造船师傅用这种方法制作约尔船（yoal），在英国海岸各地，凡是仍在建造搭接式船的地方，都采用类似的古老技术。
200年前，几乎所有大型船只和舰船——如海军的战列舰和著名的茶叶快船——都是平接式建造的。但在英国，用平接法建造小船的传统远不如搭接式建造普遍，主要是因为这种建造方式过于复杂，超出了大多数渔民的经济能力。随着船只越造越大，越来越多地采用钢制船体，平接式建造开始逐渐消亡。尽管如此，平接式船仍然存在。
桨架座
（上图）搭接式船比平接式船建造更快、成本更低，其重叠的船板使船在水中更加稳定。船体列板安装完成后，再安装船舷和内部肋骨并牢固固定。之后再添加横座板、船首尾端和底板。
造船从铺设龙骨开始。龙骨过去由整根木材制成，如今更可能由几块不同的木材牢固拼接而成。左边的小艇是按照古老的维京方法制作的。重叠列板（strake）的优美曲线是在没有固定内部模具或框架的情况下逐层搭建起来的。造船师傅凭借手眼判断和可移动的半模具来检查宽度，从而实现完美的对称。上面的小艇则是坎布里亚的一家船厂使用固定框架来塑造船形。
传统的搭接式捕蟹船，其外形和建造方式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至今仍在诺福克北部海岸作业。这些造型优美的木质工作船采用双头设计，在放置或收取蟹笼时可以向任意方向划行。
塞文河上至今仍使用这种船捕捞鲑鱼。塞文河平接式船体宽大厚重，在湍急的水流中保持稳定，便于渔民将笨重的拦网撒向水面。一人即可操控整条船，用单桨在平坦的船尾摇橹。船底没有龙骨，因为内部框架非常坚固，仅用于划行。
如今很少有船厂还在制造平接式船只，塞文河上的这些船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在传统延续的地方，建造技术与数百年来如出一辙。
平接式船只(carvel)是在模具上建造的。木板围绕模具铺设，边对边钉合在一起。每块木板边缘之间涂有一层厚实的防水涂料，每块木板的一个边缘略微削成斜面，为填缝材料提供嵌入空间。
过去使用的填缝材料是麻絮(oakum)，由回收的绳索纤维制成，在监狱和济贫院里被费力地拆解开来。后来改用填缝棉。这种柔软的材料被轻轻捻成细绳，使用前浸泡在沥青或亚麻籽油和清漆中。
在木船时代，全国各地的船厂里回荡着填缝工人木槌有节奏的敲击声，他们剔除旧的填缝料，换上新的。木槌是一种短柄工具，槌头细长，两端包有金属。
填缝工人还使用各种填缝铁器，这是一种凿子状的工具，根据缝隙宽度有多种尺寸。填缝工人左手握着成圈的填缝棉和填缝铁，右手用木槌稳定均匀地敲击，将棉绳打入缝隙。
这是一项需要技巧的工作，要用一只手同时送入棉绳圈并正确定位铁器。位置不对会切断棉绳，送绳不均匀会造成堵塞，必须清理干净后从头再来。
木板缝隙填好后，要涂上腻子或沥青，打磨光滑，然后上漆。
所有这些传统技术，无论是平接式还是搭接式建造法，都在迅速消失，因为玻璃钢等现代材料正在取代木材用于船体建造。但仍有许多木船保存至今，它们建于20世纪50年代小型造船业繁荣时期。在全国各地，小型船厂仍在延续古老的传统，使用数百年来几乎未曾改变的技术。
科布尔船(coble)从船尾向船头逐渐收窄，是一种平底渔船，常见于苏格兰和英格兰东北部沿海水域。其独特的龙骨板由橡木制成，称为”撞角”(ram)。采用搭接法(clinker)建造，吃水很浅。深长的舵悬挂在浅浅的船尾上方，当船驶入浅水区时可以轻松收起。
帆船驳船曾经在我们的河流和沿海水域穿梭，满载砖块、马饲料和废料等散装货物。如今，幸存下来的少数几艘被用作度假船只或漂浮的”博物馆”。
帆船驳船刚刚顺流而下，驶入历史。它那独特的轮廓——低矮修长的船身和高耸的帆布——我们从照片和绘画中仍然熟悉。有些人还能记得它平稳的运动：逆风航行时的紧绷，或在涨潮时向前冲刺，伴随着桅杆的吱嘎声、滑轮的咔嗒声，以及船首劈开波浪时闪闪发光的潺潺水声。
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这些实用的船只在英格兰东部海岸航行。虽然它们的潮汐航线从纽卡斯尔延伸到纽林，但真正的”驳船海岸”以伦敦泰晤士河为中心向外辐射，北至萨福克和埃塞克斯，南至肯特。正是这片变幻莫测的海岸地理——淤积的河口、移动的沙洲、遍布的沼泽和泥泞的小溪——决定了驳船的设计。与吃水更深的船只不同，帆船驳船底部平坦，吃水仅几英尺，能够轻松自如地穿越危险的浅水区，驶入狭窄的水道；而它那展开的帆布——因每年用盐水、鳕鱼油和赭石涂抹而呈红褐色——能捕捉每一丝微风。
帆船驳船虽然按照相似的图纸建造，但在尺寸和船体形状上差异很大。最小的载重约30吨，长约40英尺；最大的载重200吨，总长90-100英尺。为了弥补没有龙骨和吃水浅的缺点——空载时吃水仅三英尺——所有驳船都装有舷侧板(leeboards)（固定在船侧的板框）。这些舷侧板用绞盘放入水中，增加了龙骨下方的阻力，从而防止横向漂移。在帆具方面，驳船最初配备三面帆——前帆、主帆和后桅帆——但到19世纪中期，又增加了顶帆和三角支索帆(jib)。主帆不使用传统的帆桁(boom)（那会妨碍货物装卸），而是由一根斜桅杆或斜撑杆(sprit)支撑（因此得名斜撑帆驳船或”sprittie”），斜撑杆连接在桅杆底部。桅杆本身安装在桅座中，可以放倒以便通过桥梁。
（上图）这张照片展示了帆船驳船”莉莉号”的建造团队。这些工匠切割木板，在嘶嘶作响的蒸汽箱中蒸软木板使其柔韧，然后从龙骨开始向上建造船只，使用简单的工具，如造船用的锛子(adze)（弯曲的斧头）、手钻和填缝槌。
（右图）帆船驳船的设计使其能够沿海岸航行，轻松应对泥泞的小溪、移动的沙洲和危险的浅水区。船底平坦，因此驳船吃水很浅，在退潮时能稳稳地停在河口底部。C.W.威利的画作展示了一艘”堆货船”——停在浅水中——正在装载成捆的新鲜干草。
Spritsail驳船是当时最常见的驳船类型，但也有”stumpies（矮桅驳船）“和”boomies（帆桁驳船）“。矮桅驳船是伦敦本地船只：它们航行于工业化的泰晤士河及其连接的运河上，由于大多数航程需要逆流而上并穿过桥梁，因此从不装载顶桅——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矮桅驳船的运输主要是将首都的垃圾运往下游的河口沼泽地，然后从梅德韦港口运回建筑材料，或从挪威蒸汽船上卸下木材。另一端的帆桁驳船——载重量达两百吨或更多——是大型双桅纵帆驳船，设计用于取代北海航线上的传统帆船。它们的货物包括泰恩赛德的焦炭、康沃尔的瓷土、海峡群岛的燧石、荷兰瓷砖以及来自莱茵河上游雷马根的矿泉水。
在19世纪，所有驳船活动的中心是伦敦。每次潮汐都有船队涌入，满载砖块、石材、沙子和水泥——这些都是快速扩张的大都市必需的建筑材料。其他spritsail驳船主要来自东安格利亚的港口，供应首都的日常需求：面粉、根茎蔬菜、酿酒麦芽，以及最重要的马匹饲料。夏季，数百艘”stackies（草垛船）“甲板上堆满干草或稻草捆，每天从斯陶尔河、科尔恩河、克劳奇河和布莱克沃特河沿岸的农场码头启航；驳船副手栖身在漂浮草垛的顶端充当领航员，因为船长在舵轮处什么也看不见。在格林威治、沃克斯霍尔、兰贝斯和切尔西公共马车码头卸货后，驳船满载街道粪肥返回埃塞克斯，用于施肥土地。一船粪肥大约花费九英镑购入，转卖给农民可获利三四英镑。
货物以各种方式装卸。驳船通常在浅水区抛锚或驶入小溪等待退潮；一旦搁浅在泥床上，马拉车就会靠近船边。煤炭和木材等货物通过跳板”跳运”上岸，而沙子和泥土——两者都是
（上图）“奥尔德曼号”于1905年在伦敦建造，在哈里奇注册。图中船长和副手在甲板上合影，背景是伦敦阴沉的仓库。这艘驳船的船尾装饰着一些特别精美繁复的涡卷纹饰。
（上图）这张图片展示了停泊在伊普斯维奇码头的壮观船只”雄鸡漫步号”。像这样的大型独桅帆船被称为”大帆驳船”（boomies），因为它们没有使用斜桁（sprit，一种支撑主帆的对角桅杆），而是配备了从船首延伸出去的帆桁（boomsprit）。额外的帆布系在帆桁上，而主帆则通过帆环固定在桅杆上。这些庄严的驳船航行于英国的河流和海岸，同时也定期穿越英吉利海峡，运载200吨或更多的货物。
（右图）配备斜桁帆索具的驳船被称为”斜桁帆驳船”（spritties），是最常见且设计最精良的帆船驳船。它们的主帆由一根斜桁支撑——通常由俄勒冈松或沥青松制成——从桅杆底部斜向延伸至主帆顶端。斜桁的设计省去了主帆桁的需要，因为主帆桁会妨碍货物的装卸。
建筑行业所需的货物采用”舷侧装载”方式：通常需要四个人——船长、大副和两名装卸工——花费两个潮汐周期来挖掘并抛运一百吨货物，足以装满一艘中型驳船。这确实是累断腰的苦活，因为驳船舷侧至少有五英尺高，装满泥土的木铲重约30磅；难怪装卸工每个潮汐周期能挣到六先令。石料货物必须仔细堆放，以防止在风浪中移位并刺穿船舷。谷物同样可能带来灾难：即使是很小的渗漏，也可能导致谷物膨胀，最终撑裂船体接缝。
驳船沿海岸往来运输的增长为许多滨水城镇和村庄带来了暂时的繁荣。码头在需要的地方纷纷建立，通常是为了服务于如今已经消失的产业——比如梅德韦河畔下哈尔斯托的砖厂、布莱克沃特河托尔斯伯里湾的石灰窑，以及斯韦尔河哈蒂渡口附近的火药厂。同样，最初集中在泰晤士河沿岸的驳船造船厂，也在其他地区开设——尤其是在锡廷伯恩、费弗舍姆和惠特斯特布尔，以及伊普斯维奇、哈里奇和莫尔登。
无论是建造还是修理，驳船造船厂
船厂里回荡着各种声音：锯坑中有节奏的切割声；装满待弯曲木材的蒸汽箱发出的嘶嘶声；沥青桶冒着气泡；造船工用锛(adze)削制船壳板时发出的沉闷撞击声；以及填缝槌(caulking mallets)持续不断的敲击声，将麻绳填入接缝处。
相对较低的建造成本——1880年代一艘50吨的斜桁帆船(sprittie)约需六百英镑——是帆船驳船比其他商业帆船存续更久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低廉的运营成本：仅需两人船员——船长和大副——就能操控任何尺寸的驳船。而且风力是免费的。
对船员来说，船上的家是一个温馨但狭小的船舱。舱内漆面、黄铜器具和清洗干净的油毡闪闪发亮，设有两张床铺（右舷那张传统上由船长使用），床铺下方是长凳和储物柜，还有一张中央桌子和配有燃煤炉灶的厨房区域。工作日通常长达24小时，内容如同他们航行的水域一样多变。可能包括：在公海航行；划桨穿过桥洞；沿着芦苇丛生的小溪缓慢前行；更换被码头起重机撞坏的桅杆；由马匹拖曳通过狭窄水道；停泊在浮标旁等待工作；上岸取水和食物；以及在码头边争抢货物。
偶尔，船长的妻子会担任大副，但通常是雇用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的目标是在二十出头成为船长，届时他应该已经掌握了”驳船海岸”的丰富实践知识——包括潮汐、风向和隐藏的危险——从而能够自信地将货物运往任何地方。虽然有些船长自己拥有驳船，但大多数驳船——就像今天的卡车一样——属于农场主和工业公司，如酿酒商和木材商。
一些公司经营着相当规模的船队。位于科尼尔和锡廷伯恩的伊斯特伍德砖厂拥有约60艘船只；许多以英格兰郡名或希腊字母命名——“萨里号”、“达勒姆号”、“阿尔法号”、“西格玛号”——并在船帆上醒目地标注公司名称。最大的船队——1900年代初期拥有147艘驳船——属于格雷斯的戈德史密斯公司。与其他船队不同，他们的船只不运载公司自己的货物，而是作为东海岸运输承包商”承揽业务”。戈德史密斯的驳船种类繁多，从矮胖的无桅驳船(stumpies)——如”黄蜂号”、“大黄蜂号”、“苍蝇号”和”蜜蜂号”——到能装载三百吨、名称以”ic”结尾的纵帆船(boomies)，如”凯尔特号”、“如尼号”、“多利安号”和”塞德里克号”。（其中两艘，“诺维克号”
（下图）“克莱德号”建于1868年，是格雷斯白垩采石场拥有的无桅驳船(stumpies)船队之一。无桅驳船是坚固的小型驳船，建造时不设顶帆，使其能够通过桥洞并驶入更上游的水域。“克莱德号”在工业化的泰晤士河上航行，运载用于准备驳船停泊床的白垩货物：即船只在低潮时可以停靠的平整区域。图中，她正经过莱姆豪斯圣安妮教堂的百老汇码头，这是一个熟悉的航行地标。
（右图）帆船货船的角色逐渐被新的运输方式所取代——铰接式卡车和货运列车。这枚邮票将新的铁路时代与古老的风景如画的帆船驳船时代形成对比。
20世纪2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敲响了警钟。随后，小型沿海船只以及陆地上的卡车和铁路带来了竞争。讽刺的是，正是这些驳船通过运输石材和其他材料帮助发展了公路网络。最终，许多在二战期间停用的船只再也没有重新下水。
尽管数量从1900年的两千多艘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不到两百艘，但剩余的驳船又坚持了十年甚至更久。这些船大多是斯普里特帆船(sprittie)，现已安装了辅助发动机，从伦敦码头向乡村港口运送谷物、水泥和煤炭等货物。但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960年代，最后两支仍在运营的船队各自只剩两艘船，被保罗公司和克兰菲尔德公司——两家伊普斯维奇的磨坊主——出售。在伊普斯维奇河下游的平米尔，一艘名为”坎布里亚号”的私人斯普里特帆船继续航行，在萨福克和埃塞克斯河口作业。1970年，64岁的”坎布里亚号”退役。
（“塞尔提克号”和”凯姆里克号”创造了驳船历史，它们曾远航至阿根廷。）
（上图）低潮时，驳船货物可以卸载到小型马拉车上。
工作条件因船队而异：基本上，运费收入的50%归船主，其余部分按二比一的比例分配给船长和水手。一些船主在船员因风滞留或找不到回程货物时拒绝支付工资；但也有船主不仅公平支付报酬，还为员工提供住房，最终还提供养老金。
无论是船长还是船队大亨，船主们总是通过船体装饰为驳船增添个人特色：宽阔船尾上华丽的卷轴图案、彩绘栏杆、色彩鲜艳的船首徽章和精雕细刻的舵柄。这些设计会融入船主的字母组合或公司标志、船名，有时还有船的座右铭。伊普斯维奇的驳船”雄鸡漫步号”在船尾刻着”活着就要啼鸣”，帆布舵轮罩上绑着一只引吭高歌的雄壮公鸡。
在驳船界永远被铭记的一位船队主是威廉·亨利·多德。多德生于1801年，最初是个农场童工，后来转行用驳船处理垃圾，并因此发家致富。1860年代，这位被称为”金色清洁工”的人发起并赞助了帆船驳船比赛，旨在改进驳船设计和提升航海技术；恰如其分的是，他自己的一艘驳船在1863年赢得了首场比赛。一百年来，工作船——有些是专门为比赛建造的——参加了这些以泰晤士河和梅德韦河为基地的比赛。
驳船比任何其他商业帆船存活的时间都长。即便如此，它们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一战和航运业的衰退敲响了警钟。
（下图）随着伦敦的快速扩张，建筑材料需求持续增长。驳船由”泥工”(muddies)团队装载泥浆，运往水泥厂。
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帆船驳船并未消亡。如今约有50艘斯普里特帆船被改装成驳船游艇，在英格兰东部的潮汐水道巡游。有些纯粹用于休闲娱乐；许多通过包船服务——接待付费乘客——来维持运营。每年，有15至20艘参加在平米尔、查塔姆、黑水河和斯韦尔等地举办的各种驳船比赛。包括”坎布里亚号”在内的两三艘已被修复，现向公众开放。最终，这些”博物馆”驳船可能会是最后的幸存者：那些仍在水上的船只，无论维护得多好，都不太可能存活超过150年——而且自1930年代以来就没有建造过新的木制驳船了。
数百年来，英国海军和渔船使用的绳索和网具都是由渔民及其家人在沿海城镇的小屋和巷道中手工制作的。
绳索必定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最初的猎人和渔民需要绳索和绳线来攀爬树木、在深水中捕鱼、系泊木筏和独木舟。马和牛等动物的驯化需要缰绑和牵引绳；绳索在陆地上的用途还包括在建筑施工中捆绑杆子和托梁，以及将工具绑在手柄上。古代世界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绳索和网具制作的最早确凿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壁画以及在埃及墓葬中发现的纸莎草绳索。
最早的绳线和绳索是用草、芦苇、动物皮革和毛发制成的条带和编织物。经验表明，某些植物的长纤维，如荨麻、亚麻和大麻，可以通过束拢和捻转制成更结实的绑绳。最终人们发现，如果将几根捻好的绳线再次捻合在一起，但方向相反，它们就会在张力作用下紧密贴合。固定松散的末端可以锁住张力，形成一根不会散开的绳索。
从这些早期起源开始，绳索制作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变化。自罗马时代以来，它就作为一种行业存在于英国，但正是中世纪帆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推动了这一产业的发展。多塞特亚麻厂出现在《末日审判书》中，一些最早的中世纪行会，如制绳工行会(Corders of Ropery)，就是基于不断扩张的造船厂对数英里索具的需求而建立的。网具制作也随着近海捕鱼业的发展而发展。到18世纪末，在帆船时代的鼎盛时期，整个社区都在从事生产绳索、绳缆和网具的工作，以支持商船、海军和渔船队。
许多沿海地区都有绳索和网具制造商，但该产业逐渐以多塞特郡的布里德波特为中心，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湿润的壤土是种植大麻和亚麻这两种主要原材料的理想土壤。大麻在多塞特被称为”绞索草”(neckweed)，收获后捆成束，然后浸入流水中数天以腐烂茎芯，使纤维与茎秆分离。最后，缠结的纤维团被”梳理”(hackled)——通常由妇女完成。一把把或称”缕”(streaks)的大麻用鲸油或亚麻籽油上油，然后反复拉过梳麻板(hackle board)上逐渐变细的钢针，这一过程类似于纺纱中的梳理。这样可以清洁和排列纤维，去除任何残留的茎秆或髓心。
梳理好的大麻沿着制绳场(rope-walk)纺成纱线。纺纱工腰系一条厚厚的大麻纤维带。他用手指捻转一些纤维，将其系在连接轮子的钩子上。轮子由另一个人（通常是孩子）缓慢转动，而纺纱工则沿着制绳场后退，从他的供料中放出纤维。
要制作绳索，需要将这些纱线成组捻合在一起，然后将三组或更多组再次捻合。每组中的纱线越多，绳索就越粗。纱线沿着制绳场铺开。
绳索的主要用途是航运，尤其是在帆船时代，数百万英里的绳索和缆绑不仅用于装配皇家海军，还用于整个沿海的渔船、商船和运输船队。
有时绳道长达1000英尺（305米）。每组纱线的一端连接到绳索机上一系列旋转钩中的一个。另一端，所有纱线固定在一个单独的钩子上，这个钩子也会旋转，安装在一个被称为”行走车”(traveller)的移动小车上。起初，单钩会固定在原位，同一端插入一个带槽的顶盖来分隔各组纱线。当转动绳索机的手柄时，纱线被捻紧——这会使行走车缓慢地向绳索机移动。当判断捻度足够紧时——通常是纱线收缩到原长度的四分之一左右——行走车就被固定住，单钩松开，制绳工人将顶盖缓慢推向绳索机。在他身后，绳索会自行成形，各组纱线以与自身捻向相反的方向绞合在一起。这种绳索被称为”缆绳捻”(hawser laid)。三根缆绳捻的绳索可以绞合在一起，制成特别粗的”复合缆绳”(cable-laid ropes)，例如用于锚缆的绳索。
格里姆斯比拖网渔船
（上图）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东海岸鲱鱼渔业使用的巨大拖网仍然是用天然纤维手工打结的，但已经是在格里姆斯比的大型网厂中生产，而不是早期家庭手工业的家庭环境中。
坚韧的大麻
（右图）大麻是制绳的首选材料，因为它坚韧、耐用且便宜。马尼拉麻绳同样适合海上使用，但比大麻绳更贵。其他纤维包括剑麻(sisal)、黄麻(jute)和椰棕(coir)——椰棕由椰子纤维制成，主要用于系泊缆绳。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制绳场生产的大量绳索和缆绑，大部分用于满足当时大型帆船所需的索具。像胜利号这样的船只——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旗舰——装载了100多门火炮，以及约15英里（25公里）的索具。这些索具从细小的绳线到巨大的锚缆不等，锚缆由大麻制成，周长24英寸（61厘米），长100英寻（600英尺，180米）。大船的桅杆、横桁和帆被复杂的焦油浸渍大麻绳网所缠绕和支撑。每根护索、支索和转帆索都有自己的名称和特定功能。例如，主桅索（mainbrace）用于支撑主桅。这根大缆绳粗壮无比，将其末端接续固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完成后会发放特别配给的朗姆酒——因此有了酒徒们的俗语”接续主桅索”（splice the mainbrace，意为喝酒庆祝）。
制绳场不仅存在于海岸，内陆也有，其中最壮观的一处位于德比郡卡斯尔顿的峰洞洞口。村民们无论天气如何都能在那里工作。乡村制绳匠生产各种产品，从轻捻的园艺麻绳到精美编织的整体式马笼头。
在布里德波特和其他制绳城镇，这个行业通常是家庭作坊。一些布里德波特的房屋在狭长的花园里有自己的制绳场。其他制绳场则设在城镇的小巷和街道上。当家中男人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捻制绳索时，女人们可能正在用自家的麻线制作渔网。
粗糙缠结的天然大麻纤维必须经过清洁、仔细分拣和排列整齐后才能纺纱。在现代制绳工厂，如查塔姆海军船坞的工厂（上图），这种”梳理”（hackling）由大型机器完成。在布里德波特的传统制绳匠家庭作坊里，这是女人的工作。
制绳的基本纱线是由一组梳理好的纤维纺成的，纺纱工用手指将它们捻在一起。
布里德波特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渔网和绳索。劳动力以女性为主。她们也帮助纺麻。在19世纪初，她们每天大约能挣八便士。
编网工的工具很简单：梭子状的针用来缠绕麻线，间隔棒（称为网眼针）用来确保网眼大小一致。编网工从固定在柱子或环之间的绳线开始，通过打一系列丁香结（clove hitches）编织渔网，形成一排网眼。在第一排之后，用连续的麻线添加后续的网眼排，使用单编结（sheet bends）打结，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交替进行，形成菱形网眼。每做一个网眼，缠有麻线的针就绕网眼针一圈。一些编网工每分钟能打40个结。通过增加或减少每排的网眼数量、改变网眼大小、添加三角布片以及使用各种麻线，编网工可以编织出各种形状、尺寸和类型的渔网。但他们最重要的客户是渔民。
流刺网是简单的长网，底部加重物，顶部用浮子（通常是软木浮子）漂浮。它们也被称为刺网（gill nets），因为鱼是被网眼卡住鳃而捕获的。有时长网被固定在河口，这样它们要么在涨潮时困住游进来的鱼，要么在退潮时捕获它们。鲑鱼有时就是这样捕捞的。鲱鱼和鲭鱼网由三条”网带”（rands）组成。每年，磨损最严重的底部网带被拆除，在网的顶部添加一条新网带。
（下图及右图）根据一些计算，传统制绳匠一生工作中在绳道(rope-walk)上行走的距离，相当于绕地球一整圈。
行走器(TRAVELLER)
绳架(ROPE JACK)
三层刺网(trammel)被认为是最难制作的网具之一。它由一张长网组成，包含三层——两张大网眼的网夹着一张细网眼的网。当鱼撞击网时，它们穿过第一层大网眼进入松散悬挂的细网，细网被推过另一侧的大网眼，形成一个口袋，将鱼牢牢困住。
拖网(trawl net)呈深锥形袋状。它由拖网渔船通过绳索拖拽，绳索连接到一根横杆上，横杆使袋口保持张开。
传统上，网具需要经过鞣制(tanning)来保存。橡树皮是主要的鞣酸来源，不过榆树、桦树和松树的树皮也可使用。树皮被磨成粉末后在水中煮沸，网具缓慢通过这种液体，然后沥干数天。随着使用后网具颜色变浅，需要重新鞣制，使其恢复深赭褐色。
精心保养的网具可以使用多年。勤勉的渔民会定期修补、清洗并在使用后晾干网具。修补和重新编织使用的工具和技术与制网相同。有时网具会挂在港口的杆子上进行修补和晾干。在一些海岸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部，有专门建造的网房——渔民的阁楼，建在狭窄的地基上，非常高大。它们通常由木材建造，外覆涂焦油的护墙板或木板。特别高的底层房间用于悬挂网具。
网具的用途不仅限于捕鱼。猎场看守人——以及偷猎者——需要网具来捕捉动物和鸟类：用于兔子洞穴的袋网(purse nets)和用于
在田野间打桩固定。其他网具包括马用干草网、运送农产品到市场的蔬菜网，以及保护果园免受鸟类侵害的水果网。捕猎网会染色以进行伪装。绿色染料来自切碎煮沸的青麦。淡黄色来自白屈菜。赤褐色来自苏木屑的煎煮液。
如今，某些小型异形网具（如台球桌袋网）和一些特殊绳索（如拉铃绳）仍用天然纤维手工制作，但大多数网具和绳索都是用机器制造的，使用人造纤维——聚乙烯、聚乙烯和聚丙烯。这些材料有一些优点：它们异常坚固且耐腐烂；但它们容易拉伸，在强烈阳光下可能会老化，而且耐腐烂的特性意味着在海上丢失的网具会对海洋鱼类和哺乳动物造成永久性危害。例如，用于捕猎的网具，人造纤维制成的网也不太合适，因为它们不像有机纤维那样能吸收泥土和灌木丛的伪装气味。然而，最后一批使用编网针（netting needle）和网眼规（mesh pin）的人一定是小船渔民，他们经常可以在港口防波堤的遮蔽处看到，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灵巧技艺工作着，因为无论使用什么纤维，角鲨仍会破坏渔网，渔网仍需修补。
传统编网匠使用的天然纤维虽然坚固且耐阳光和高温，但如果长时间放置在潮湿环境中容易腐烂。晾干一些巨大的拖网和流网可能是个问题，因此在海岸的某些地方建造了专门的晾晒棚，尤其是在黑斯廷斯（上图）。在其他地方，如苏格兰的韦斯特罗斯（左上图），渔网只是简单地挂在露天的杆子上晾干。
编网匠的工具非常简单。编网针由木头或骨头制成。这些工具和用于测量网眼大小的网眼规有各种尺寸，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网具。
数千年来，帆匠在裁剪、塑形和整理帆布方面的技艺，为水手们提供了驾驭风力所需的船帆。
帆匠创造了捕捉风力并使其为人所用的方法，曾一度被视为魔法师般的人物，能够控制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起源的力量。然而在近代，帆匠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商业因素而非迷信考量，随着西欧帝国的兴衰而起伏——这些帝国庞大的舰队，无论是海军还是商船，都在七大洋上航行，追寻权力与荣耀。如今，帆匠们调整技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动和休闲船只的需求，这些船只出于选择而非必需使用风力。
尽管船帆的形状和尺寸千差万别，但所有船帆的工作原理基本上只有两种。当船帆正对着风时，简单的帆就像一个袋子，包住风力从而推动船只前进。然而，大多数船帆要更为精巧。船帆在充满风时会自然弯曲，并通过设计呈现出翼型形状，迫使流经凸面一侧的空气比流经另一侧的空气流动得更快。结果是帆前方的气压下降，产生吸力效应将船只向前拉动。早期的横帆船主要依靠风的推力，而后来的纵帆船则能利用风的拉力，使它们能够更贴近风向航行。
在横帆船上，方形帆悬挂在桅杆前方的横桁(spar)或帆桁(yard)上。它相对不受支撑桅杆的索具影响，并与龙骨成直角。帆可以在帆桁上向右舷或左舷转动一定距离，直到碰到索具为止。这意味着船只可以在迎面来风的方向两侧航行。如果没有顺风或侧风，帆船会沿着这样的航线或抢风航向(tacks)之字形前进。因为在某一点上
卡蒂萨克号(Cutty Sark)于1869年作为茶叶快船投入使用。从1885年到1895年，她承担从悉尼到伦敦的羊毛运输任务，在这条航线上始终保持着所有快船中最快的航行记录。她的速度证明了船长和船员操控这艘拥有32,000平方英尺帆面的船只的高超技艺。
方帆如果被索具缠住，就不适合直接迎着盛行风航行。
在方帆的早期，帆的设计只是为了捕捉风力。有些帆，特别是高悬在桅杆上的上桅帆，被裁剪成能够鼓起丰满弧度的形状。
方帆是大型船只长途航行的理想帆装。远洋航行通常会充分利用信风——这种风向稳定可靠。方帆从维京时代一直延续发展，历经中世纪，直到19世纪的飞剪船时代及以后。事实上，英国最后一批仍在使用的帆船是方帆装备的亨伯平底驳船(Humber Keels)，它们在河口和运河中运送货物。这些船有着驳船般的船体，单桅上挂着方形主帆和方形上桅帆。
英国制作过的最大方帆是为皇家海军战舰”鲁莽号”(Temeraire)制作的。
（上图）在足够宽敞的空间里铺开帆布，帆匠们协同工作，制作一整套船帆。虽然今天的帆匠使用现代材料和一些现代工具，但他们运用的基本技艺几百年来几乎没有改变。
大型船只的众多船员中必定包括一名帆匠(sailmaker)。除了制作和修补船帆外，他还会制作其他帆布物品，如索具袋(rigger’s bags)（用于吊运到维修地点）、帆布桶，甚至帆布服装。其他船员，尤其是索具工(riggers)，也需要在航行途中对船帆进行熟练的日常修补。
（下图）帆匠使用坚固的绳边护掌(roping palm)上的厚实眼圈，将针穿过帆布以缝入绳索。
1877年，这艘船因特纳的著名画作而永垂不朽。主帆悬挂在一根115英尺长的横桁上，帆布面积达5100平方英尺，重达两吨。整艘船的总帆面积惊人地达到25000平方英尺。最著名的快速帆船”卡蒂萨克号”(Cutty Sark)拥有34面帆，帆布面积达32000平方英尺，相当于四分之三英亩。
（上图）帆布铺在帆阁(sail loft)光滑的漆面地板上。帆布要么用针固定在模板上，要么按照地板上的粉笔形状裁剪成所需形状。各片帆布缝合后，边缘需要修整并加固，以承受日常使用的磨损。
在纵帆装置中，船帆的走向大致与船身长度方向一致。主帆的固定方式使其一边始终朝前，一边朝后。虽然可以进行调整，但由于帆固定在固定索具内部，调整起来稍有困难。
然而，纵帆装置在逆风航行时比横帆更为高效。纵帆装置也非常适合在拥挤水域和近海作业的小型船只，这些船只需要快速机动，有时还要迎风航行。
悬挂在后桅(mizzen)(1)、主桅(main)(2)和前桅(foremast)(3)上的船帆根据风力和风向的不同而投入使用。逆风航行时，纵帆(4-9)承担主要工作；上桅帆(topsails)(10-12)、支索帆(staysails)(13-16)和后桅帆(jigger)(17)提供更便捷的操控和平衡。轻风时，前上桅支索帆(fore topmast stay sail)(9)以及内艏三角帆、外艏三角帆和飞艏三角帆(inner, outer and flying jib sails)(18-20)非常有用。在中等风力条件下，所有船帆都各司其职。
多年的经验让水手和帆匠们认识到，某些船帆比其他的效果更好。帆匠们通过裁剪亚麻布条的方式，力求在船帆上创造出理想的曲线。他们还学会了如何通过特定的拼接方式组装布条，使受力点均匀分布在整面帆上，从而制作出最坚固的船帆。
（右图）前缘或前帆边(luff)连接在桅杆上。底边或帆脚(foot)可以是自由悬挂的，也可以连接在称为帆桁(boom)的横杆上。后缘或后帆边(leech)用帆条(battens)加固。帆通过穿过帆头(head)、帆角(clew)和系帆点(tack)孔洞的绳索固定到位。这些部位用金属环或索环(cringles)（左图）加固。
然而，帆匠通常在岸上工作。他们在帆需求量大的地方扎根——海军中心、渔业社区以及大型贸易港口。
军舰、商船、货船以及大型渔船的帆都非常巨大。制作这些帆，帆匠需要宽敞的工作空间、平整的地面，以及一定程度的安静环境，以便快速准确地处理大量布料。
由此演变出帆匠阁楼。通常位于上层楼面，阁楼有精心铺设的地板，必须保持清洁平整。在这里，多名工人可以一起工作，从铺开并固定在模板上或按照阁楼地板上画的粉笔线裁剪和组装帆布。帆匠们以这种方式协同工作，可以汇集经验，生产出设计统一、性能可预测的帆。
最初帆是用羊毛制成的，但这种材料并不理想。它容易变形拉伸，表面质地也不适合高效航行。亚麻帆布成为标准帆料，直到重型棉布和合成材料的出现。
皇家海军从17世纪初开始使用的亚麻帆布，每卷长40码、宽24英寸。最重的质量等级用于主帆或主航帆(courses)，称为1号布，每卷重46磅。2号布每卷轻3磅，以此类推，直到8号布每卷重25磅。还有一种超重质量的00号布，用于绕行合恩角、需要承受南大洋恶劣天气的船只的帆。
帆匠的工具出奇地少而简单。最重要的是帆匠护掌(sailmaker’s palms)。这是用缝制皮革和生皮制成的宽带，套在手上，有一个拇指孔，并有凸起的”眼”，内含一个带凹痕的白色金属圆盘。这个圆盘位于拇指根部的掌心肉厚处，用于用力按压针头，将针穿过厚帆布。
帆匠使用两种护掌。一种是缝合护掌(seaming palm)，其眼部有较小的凹痕，适合用于缝合轻质帆布接缝、打补丁和缝制”镶边”(tablings)（即缝在帆边上的加固条）时使用的细针。
（左下图）每位帆匠在木制工作台上工作，手边备有自己的刀具、木槌、针、锥子(fids)和蜂蜡。
（下图）虽然现代帆匠可能使用电脑进行计算、使用电动工具缝纫，但他们的许多工具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不变。
尽管不再需要像19世纪快帆船那样为单艘帆船制作大面积的帆布，但如今的帆匠(sailmaker)仍然需求旺盛，他们为现有的大量休闲和运动船只制作明亮、现代的帆。不过，与传统帆布不同，现代船帆通常采用轻便耐用的合成材料制成，如涤纶(terylene)和聚酯纤维(polyester)。
如今的帆船爱好者能够亲身体验高桅帆船上的艰苦生活。许多老船已被修复，或建造了复制品。上图中的船员正在操作横桁(yard)——悬挂船帆的横杆(spar)。帆一旦展开，就会在风中鼓起，推动船只沿着航向或抢风航线(tack)前进。
沿着帆的边缘缝制。
第二种是缝绳掌套(roping palm)，是一种更坚固的工具。它的眼垫有更大的凹槽，用于容纳将绳索缝入帆边时使用的大针，以及制作必须嵌入帆绳中的各种眼环和绳圈。这些使帆能够固定在横杆和桅杆上，并能升降。缝绳掌套在拇指孔周围还有一块额外的坚韧加固材料，以便在缝制坚韧材料时不会折断针。
为了压平任何凸起的针脚并压平帆布，帆匠曾经使用缝线压板(seam-rubber)，这是一块成型的硬木，通常是黄杨木，一端是钝凿头，另一端是垫子，有时做成土耳其头结(turk’s head knot)的形状。
为了将材料在正确位置保持张紧，帆匠使用帆钩(sailhook)或工作台钩(bench-hook)。这是一个尖端精细的钩子，带有长柄，安装在转环上，转环上连接着约六英尺长的系绑绳。为了在布料上打孔并撑开绳圈或索眼(cringle)，以便插入黄铜或其他金属眼环(thimble)，他使用锥形且尖端光滑的硬木工具，称为撬棒(fid)。撬棒也用于分开绳索的股线，以便在装帆时进行接合(splice)。
帆匠通常用刀切割布料，刀具呈”羊蹄形”(sheepsfoot)轮廓，刀片截面较厚，保持剃刀般锋利。
帆匠的针与其他缝纫针完全不同。它们横截面呈三角形，边缘圆润，在织物的纱线之间强行开出通道，而不是穿透纱线。针有多种尺寸，根据所缝帆布的厚度选择。
使用的线从亚麻线到纺制聚酯线不等。亚麻和棉线在使用前通常要用帆匠工作台上的蜂蜡块上蜡。他还备有各种装入帆中的金属配件，如眼环、扣件和滑轮，这些传统上都是缝制进去的。如今，现代帆匠可能会使用压接工具和冲孔器来安装它们。
老式木船的帆布和棉帆正变得稀少。现代帆材料包括涤纶(Terylene)，这是一种比棉花强度高得多且几乎不透水的合成纤维。尼龙对大多数帆来说弹性太大，除了用于巨大而壮观的球帆(spinnaker)——当风从船尾或横向吹来且风力不太强时，赛艇用它来增加拉力。许多赛艇现在使用由高度树脂化、硬质表面织物制成的帆。设计用于应对恶劣天气的高应力帆，如可在大风中替代百慕大主帆的风暴三角帆(storm trysail)，更可能采用高质量但柔软表面的聚酯帆布制成。
新材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技能。帆的裁剪和角度现在由计算机计算，而过去只能靠经验估计。但传统的帆匠手艺仍然非常活跃，不仅使我们海洋遗产的许多精美典范保持完好状态，还为如今挤满我们水域的庞大休闲船队提供船帆。
鹅耳枥(hornbeam) 259 绳索制作 306-311 马 10, 11 玫瑰 109, 109 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 10 灯芯草编织 262-265 夏尔马(shire) 10, 11, 12
萨福克挽马(Suffolk punch) 10
鳗鱼捕捉 266-269 马鞍制作 252-256 接骨木 108, 109 红花 214
靛蓝 214 榆树 107, 259 藏红花 214 黄鸢尾 157 帆船制作 312-317 盐腌保存 286-289 蒜芥(jack by the hedge) 109 蹄铁匠(farrier) 240-245 海带 49 扇贝 279 帆船驳船 300-305 茴香 109 设得兰编织 52-57 海豹 287 桶匠 参见制桶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 10 海藻、海带 49 编篮 122-127 绵羊 37-41
鲈鱼 285 养蜂 200-205 花边制作 218-223 剪羊毛 42-47 山毛榉 259 鳕鱼 270, 271 地衣 213 贝类采集 276-281 扫帚(besom) 117, 119, 119 鲂鱼(gurnard) 285 帽贝 277 牧羊 37-41 桦树 116 黑线鳕 270, 271 亚麻制作 206-211 设得兰编织 52-57 黑莓 108, 109 大比目鱼 271 龙虾捕捞 282-285 银匠 188-193 铁匠 234-239 鲱鱼 50, 51, 270, 285, 287 洋苏木(logwood) 214 铁匠铺 234-239 黑刺李 108, 109, 109 鲭鱼 270, 285 烟熏保存 286-289
造船 294-299 鲻鱼 285 茜草(madder) 213, 215 另见皮划艇(coracle) 鲑鱼 285, 292 酸模 109 车木工(bodging) 172-175 海钓 270-275 锦葵 109 石工 142-147 装订 228-233 燧石打制 148-153 水磨坊 258-261 巴西木(brasilwood) 214 林业 110-115 薄荷 109 酿造 82-87 毛地黄 109 贻贝 278
扫帚(broom)，染料用 214 真菌 109 制革 70-75 野李(bullace) 109 家具制作 172-175 茅草屋顶 154-159 香蒲 157, 264 黄木(fustic) 215 百里香 109 网具制作 306-311 粗花呢制作 58-63
荨麻 109
藤黄树(gamboga tree) 214 橡树 116, 309
猎场看守 134 谷仓猫头鹰 23 马车 249 大蒜 109 牡蛎 277, 279 手杖制作 127-131 玻璃制作 182-187 墙 参见干石墙大麦草 84 造纸 224-227 木犀草(weld) 213, 215 小鸊鷉 261 泥炭 138-141 轮匠 246-251 灰泥装饰(pargetting) 160-165 峨螺 279 柳树 106, 107, 109, 116, 122, 126, 290
哈里斯粗花呢 58-63 雉鸡 135 裂柳(crack willow) 106 收割 20-25 犁地 8-13 风车 26-31 山楂 108, 109 偷猎 132-137 酿酒 76-81 干草制作 32-37 陶工 176-181 菘蓝(woad) 213, 215 榛树 106, 107, 116, 158, 290 食物保存 286-289 木雕 166-171 石楠 156
树篱修剪 106-109 芦苇 156, 157, 157, 158 啤酒花 84
斜体页码指插图
干石墙砌筑 100-105 染色 212-217 染料扫帚 214 农业帮工 14-19 赤杨 116 苹果 91, 259 野苹果 109, 109 白蜡树 24, 116 赶牛 64-69 奶酪制作 194-199 甜栗 116 繁缕 109 苹果酒制作 88-93 鸟蛤 277 制桶(coopering) 94-99 矮林作业(coppicing) 116-121 皮划艇制作(coracle) 290-293 鸬鹚 285 小农场经营(crofting) 48-51
狗 135, 136 牧羊犬(collie) 66, 67 柯基犬 66, 67
AA图片库：66(c) 阿伯丁市图书馆：94-95(t) All-Sport：256(d, br) Heather Angel：190(tr, cr, bcr, br) Aquila：J.V.&G.R.Harrison 106(b)；M.C Wilkes 8(bl) Arcaid：Lucinda Lambton 152(t), 241(b) Ardea：A.&F.Bomford 273(tr)；Su Gooders 310(tr)；A.P.Paterson 206(c) B.T.Batsford Ltd.：G.G.Garland 106-107 Beaford Archive：120(d), 137 Beamish North of England Open Air
博物馆：14(b)。 Nick Birch：37，38(c)，40(t)。 Anthony Blake 图片库：287(tr)，289(tr) Blue Circle Industries：304(b) 牛津博德利图书馆：32(bl)，142(c) 213(br)，225(b)；MS Bodley 264 f.84 235(br)： John Johnson 收藏 34(c)。 Janet & Colin Bord：65(b)，102(b)。 Bowater-Scott 有限公司：227(b) Bridgeman 艺术图书馆：22(c)，70(bl)，76(br) 151(tr)，177(tr)，208(tl)，221(c)；John Bethel 161(b)，169(cl)：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236(t)；布里斯托尔博物馆与艺术画廊 S.Jackson 作品《公园广场景观》 142(b)；伯里艺术画廊 42-43(t)；佳士得 184(tl)，William Wyllie 作品《海岸风景》 300-301(b)：《1814年摄政王宴会》 George Clint 作品 188-189(t)；环境部 150-151(b)；市政厅艺术画廊《从兰诺克荒原眺望格伦科峡谷》Thomas Miles Richardson 小作品 64，186：Oscar & Peter Johnson 有限公司 John Emms 作品《马与狗》252-253(t)；Cecil Gordon Lawson 作品《啤酒花园》84(t)；尚蒂伊孔代博物馆 10(br)；尚蒂伊孔代博物馆/ Lauros-Giraudon 127：David Monies 作品《客栈外》85(c)；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Jan Vermeer 作品《花边女工》218-219(t) 私人收藏 G.Garrard 作品《南希尔重建》144(b)，L.L.Pocock 作品《女孩与蜂箱》200-201(t)；利兹坦普尔纽瑟姆庄园 Paul van Somer 作品《英格兰伊丽莎白肖像》220(br)；惠特布雷德收藏 George Garrard 作品《惠特布雷德先生的码头》82-83(t)；伍尔弗汉普顿艺术画廊 J.F.Herring 作品《运木马车》112-113(t)，John Seymour Lucas 作品《一饮而尽》82(b)。大英图书馆：78(bc)。 Britain on View：290(tc)，293(b)。 H.P. Bulmer 有限公司：Henry Ziegler 作品《苹果酒压榨机》92(t)。 Jim Burke：132(bc) Ed Buziak：146(bc)，250(b)。 Bill Carcary：78(tl)。凯尔特图片社：66(tl)，66-67(t)，67(b) Cephas 图片库：77(b)，79(cr)，126(tr) 243(r)，296(bl)；Frank B.Higham 255(tr)。 John Charity：296-297(t)。斯蒂尔顿栗木乡村工艺品店：198(b)。 The Clayton Aniline 有限公司：212(bc)。 John Cleare 100(bc) Bruce Coleman 有限公司：Nicholas Devore 50-51(t)；Colin Molyneux 234-235(t)；Jonathan Wright 270-271。特鲁罗郡博物馆，康沃尔：273(b) 勇气夏尔马中心：244(t)。工艺委员会：125(br)；Chris Chapman 122-123，126(tl)；George Wright 125(tr)。 Andrea Cringean：59(br)。皇家版权：124(t)；设得兰档案馆 53(b) 每日电讯报彩色图库：GEG 德国 284(b)；John Marmaras 292(b)； Christine Pearcey 309(bl)；P. Thurston 237(cr) John Darling：128(br)。 Adrian Davies：119(b)，120(br)。 Eric Edwards：277(cl，br)。 Robert Estall：194-195(t)，204(br)。 E.T.档案馆：278(l)；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9(br)。 Mary Evans 图片库：28(bl)，42(c)， 54-55(t)，86(t)，122(b)，124(br)，179(tr) 180，198(t)，204(t)，262-263(t)，267(br) 埃克塞特海事博物馆：298(b) Paul Felix：45(tl)，91(bc)，97(c，b)，110(b)， 145(b)，146(t，c)，147，162(t)，171， 179(c，cr，bc，br)，181，197(c，b)，204(b)， 224(b)，226(tr，b)，249(t)，251，297(tc)，299 308(tr)，311，314(tl，tr)，315(cl)，317 美术摄影图书馆：109(t)，124-125(t)，264(t)，279(tr)；佚名《割草人》 32-33(t)；Carl Fisher《莱伊风景》28-29(b)： Myles Birket Foster《啤酒花采摘者》14-15(t)，《欣德黑德附近》246(b)，《喂羊》38(b)； L. Papaluca《卡蒂萨克号》312(b)。爱丁堡林业委员会：112(cl)，114(t) Derek Forss：100-101(b)，168-169(b)。 Fotomas 索引：26(b)，68(t)。 Garland 收藏：比格诺老店，苏塞克斯 154-155(t)。 Garnar Booth 上市公司：74(b)。 S.A.Gibson：214(tr)。 Giraudon：巴黎美术学院图书馆 166。格拉斯哥艺术画廊与博物馆：Thomas Faed《氏族的最后一人》49(t)。 Ronald Goodearl：174-175(t)。 Goodlad & Goodlad：55(bl)。伦敦市政厅图书馆：164(t)。 Peter Haas：154(b)。 Sonia Halliday：27(br)。 Richard Harris：23(b)。哈里斯花呢协会：58-59(t)，61(br) 赫里福德图书馆：30(b)。 John Heseltine：261(bl，br)。 David Higgs：292(c)。高地与岛屿发展局：114(b) J. Hinks & Son，阿普尔多尔：296(bc) Michael Holford：149(t，b)，183(tl)，192(tl)， 229(tr，cr)，254(tr)。赫尔博物馆：240(tr)。 Hulton Deutsch 收藏：10(bl)，12(b)， 28(cr)，34(t)，36(t)，44(t)，46(b)，51(tr)， 96(br)，97(tl)，98(t)，132-133，141(b)，142-143，144-145(t)，151(c)，176-177(b)，183(tr) 190(tl)，194(b)，200(b)，202(b)，211，225(t)， 226(tl)，233，237(cl)，239，266-267(t，b)， 270(bl)，274(tl)，284(t)，295(b)，306-307(t)。 Impact：Mark Cator 20(b)；Pamela Toler 158(cr) 国际亚麻推广协会：207(b)，208-209(b)，210(tl，br)。 G. Jackson & Sons 有限公司：160(b)。兰伯赫斯特葡萄园：80(bl)。 Andrew Lawson：189(b)。利兹市艺术画廊：John St Helier Lander《威尔士亲王殿下》54(tl)。莱斯特郡博物馆：244(b)。 Stewart Lindford：175(br)。经伦敦林奈学会理事会许可：214-215(边框)。利特尔索普陶器厂：178-179(c)。伦敦检验局：P.V.A. Johnson 191(bc)。伦敦区域交通局：303(br)。 T.E.Manners：51(c，b) 曼塞尔收藏：14-15(b)，16(c)， 35(t，b)，45(tr)，62(t)，68(c)，73(tr)，86(b) 95(br)，110-111(t)，113(b)，118(t)，129(br) 130(br)，134(t)，178(tl)，196，208-209(c)， 212-213，214(t)，216(t)，227(t，c)，228(br)， 248(tr)，267(cr)，268-269(b)，272(b)，278-279(t)，280(t)，288-289(t)，290-291。
Marshall Cavendish: 252(右下), 254(中), 255(左下, 右下); Ray Duns 24; Melvin Grey 263(右下), 265(右上); 感谢 F. Sangorski & G. Sutcliffe Ltd. 230(右上), 231.
S. & O. Mathews: 7, 13, 16-17(下), 25, 29(上), 31, 32(右下), 36(中), 43(下), 47, 79(右), 81, 93, 98(下), 105, 115, 121, 129(中右), 152(6), 155, 158, 165, 172(下中), 199, 234(下), 238(左), 245, 257, 275, 281, 282(左下), 285.
Metropolitan Police（大都会警察局）: 135(下).
Colin Molyneux: 88(下中).
Museum & Art Gallery Stoke-on-Trent（斯托克城博物馆与美术馆）: 178(中).
Museum of Cider, Hereford（赫里福德苹果酒博物馆）: 90(右上), 91(右), 92(下).
Museum of English Rural Life, Reading（雷丁英国乡村生活博物馆）: 8-9, 11(右上), 18(下), 20-21, 29(下中), 30(上), 34(左中), 69, 72(左), 75, 84(中), 91(左), 112(下), 116-117, 123(右下), 125(下中), 135(右上), 139, 140(上), 148(下, 右下), 153, 177(右下), 197(右上), 203, 218(下), 222(上), 242-243, 248(左上), 249(下), 250, 254, 264-265(下), 265(中, 下), 289(下), 308(左中); Richard Whitmore, BBC 246-247.
Museum of Leathercraft/Northampton Museums & Art Gallery（皮革工艺博物馆/北安普顿博物馆与美术馆）: 70-71(上), 71(下).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65(上).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国家海事博物馆）: 300(上), 302(上), 315(右下).
National Monument Record（国家古迹档案馆）: 303(中), 304(上).
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190(下).
National Museum of Wales (Welsh Folk Museum)（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威尔士民俗博物馆）: 67(右下), 76-77(上), 78-79(上), 134(下), 282-283.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伦敦国家肖像馆）: 216(右下).
The National Trust（国家信托）: Horst Kolo 163(上).
Natural Image: Robin Fletcher 116(下), 201(左下).
Nature Photographers: S.C. Bisserot 310(左上); Andrew Cleave 104(上); Christopher Grey Wilson 118(中); J.A. Hancock 103(右下); E.A. Janes 102(左), 103(中); C.K. Mylne 104(中); Paul Sterry 104(右下).
NHPA: Bain & Cambridge 109(中右); Stephen Dalton 202(右下), 205; E.A. Janes 237(右上); S. & O. Mathews 156(上中); Roger Tidman 157(下).
North Norfolk News: Collection J. Emery 294-295.
Oxford City Library（牛津市图书馆）: 44-45(下), 268(上).
Oxford Scientific Films: Graham J. Wren 109.
Oxfordshire County Library（牛津郡图书馆）: 90-91(下).
Period Mouldings Ltd.: 164(下).
The Photo Source: 12(上).
Pilkington Glass Museum（皮尔金顿玻璃博物馆）: 182-183(下).
Poppyland Photos: 298(上).
Press Association（新闻协会）: 261(右上).
Press-Tige Pictures Ltd.: 162(右上, 中右).
Ranger’s House, Blackheath（布莱克希思护林员之家）: 威廉·拉金所绘《爱德华·萨克维尔，第四代多塞特伯爵》220(上).
Mike Roberts: 256(中).
Ann Ronan Picture Library: 83(右下), 84-85(下), 184-185, 191, 217, 221(下), 223, 230(左下), 232, 287(上), 288(上).
Royal Brierley: 187.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皇家摄影学会）: 136(上).
Glyn Satterley: 48, 50(下), 60(左中), 61(上中), 62(左中).
The Science Museum, London（伦敦科学博物馆）: 214(中).
The School of Scottish Studies（苏格兰研究学院）: 58(下), 60-61.
Scottish Ethnological Archive, Royal Museum of Scotland（苏格兰皇家博物馆苏格兰民族学档案馆）: 60, 138-139(中), 140(中), 286(中), 286-287(下).
Scottish Tourist Board（苏格兰旅游局）: 57, 63.
Seaphot Ltd: Planet Earth Pictures: John Lythgoe 273(左上); J. & G. Lythgoe 307(右下).
Shepherd’s Boatyard, Windermere（温德米尔谢泼德船厂）: 297(中, 中右, 下中).
Shetland Museum and Library（设得兰博物馆与图书馆）: 53(上).
Shetland Tourist Organization（设得兰旅游组织）: 56(下).
Brian Shuel: 192(中右).
The Slide File: 141(上).
Edwin Smith: 163(中).
Philip Smith: 232(下中).
Sam Smiths, Tadworth Brewery（塔德沃斯山姆·史密斯酿酒厂）: 99.
Sotheby’s（苏富比）: 167(左下).
Spectrum Colour Library: 18(上), 55(右下), 136(下), 145(中), 202(上), 238(中右), 241(上中, 右上), 302-303(下), 316(上, 中).
Frank Spooner Pictures: 274(下).
S.S.B.R. courtesy J. Harden: 301(上).
Suffolk Record Office, Ipswich（伊普斯维奇萨福克档案馆）: 16(上), 150-151(上).
Charles Tait: 288(下).
The Tate Gallery, London（伦敦泰特美术馆）: 爱德华·兰西尔爵士所绘《钉马掌》240.
Robert Thompson’s Craftsmen Ltd.: 167(右上), 169(右上), 170(上).
Three Choirs Vineyard（三合唱团葡萄园）: 80(右下).
Topham Picture Library: 11(左下), 17, 26-27, 41, 44(左下), 46(上), 55(右上), 72-73, 101, 104(左下), 112(中), 128(上, 中, 下中), 130(左上), 157(中右), 170(下), 172-173, 174-175(下), 258(左下), 279(中), 312-313.
Trustees of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托管委员会）: 74.
Bobby Tulloch: 52, 54(下), 56(上).
Ulster Folk and Transport Museum（阿尔斯特民俗与交通博物馆）: 206-207, 209.
Victoria &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167(下中), 168(上, 下), 219(下), 221(左).
Wales Tourist Board（威尔士旅游局）: 293(上).
Chris Walton: 191(中, 右下).
The Wardens and Scholars of New College, Oxford（牛津新学院院长与学者）: 188(中).
John Watney: 49(中), 160-161(上), 238(下), 268-269, 269(上), 305.
The Weald and Downland Open Air Museum（威尔德与唐兰露天博物馆）: 163(下).
Douglas West Collection: 276, 280(中).
Whitbread（惠特布雷德）: 87.
Derek G. Widdicombe: 19, 102(右上), 294(右下).
Wildlife Matters: Dr. John Feltwell 158(下).
Woodmansterne Ltd.: Clive Friend 228-229.
Wootton Vineyard（伍顿葡萄园）: 78(右下).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Goldsmiths（金匠公会）:
Jon Wyand: 40(下), 85(上), 139(右下), 140(右下), 141(右上嵌入), 156(右上); Holmes Hall Tanneries（霍姆斯霍尔制革厂）72(下), 73(下).
Zefa: 184(中), 306(下); Bob Croxford 274(右上); G. Marche 94(下).
Russell Barnett: 39.
Brian Delf: 96, 103(右上), 108(右上), 236-237(下), 260, 272(左), 285(下), 309, 310(下).
Pavel Kostal: 38(上), 174(左下).
Norman Lacey: 292(右上).
Peter Sarson: 22(上).
Peter Sarson & Tony Bryan: 10(上), 11(上), 129(左上), 156, 157, 203, 248(下), 297, 314(右下), 315(左).
Geoffrey Young是一位获奖作家和记者。在为教育咨询中心工作后，他创立了WATCH，作为面向家庭的环境论坛，得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支持。此后，他通过书籍、文章、电视和广播以及展示和展览设计等多种创新方式，向大众介绍乡村问题。他曾担任广受欢迎的系列丛书《乡村指南》的系列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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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遍布英国各地的古老工艺和行业，在这本精美插图指南中得以重新发现。本书记录了过去几代人的生计与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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