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在几分之一秒内，同时识别一件事实，以及赋予这一事实意义的视觉形式的严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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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决定性瞬间的。”
摄影是脑、眼、心在同一轴线上的联合运作。它是唯一的能在瞬间固定永恒的表达方式。这种瞬间包含了对事件意义的识别，以及对形式组织的感知。
构图必须是必然的，且不能与内容分离。它在按快门的瞬间由直觉完成。布列松极度反对剪裁（Cropping）照片，认为这会破坏几何比例的完整性。如果你必须剪裁，说明在拍摄时就没有看准。
布列松认为黑白是一种抽象，允许选择和重构。而彩色摄影受限于化学过程（而非绘画的直觉过程），容易沦为对现实的拙劣模仿。他担心复杂的色彩元素会削弱黑白摄影所能捕捉的生命与运动感。
相机是“眼睛的延伸”，不是玩具。布列松嘲笑那些追求极致清晰度（Sharpness）的人。他认为技术只需掌握到能表达视觉即可，过分关注技术是“焦虑的补偿”。操作相机应像换挡一样下意识完成。
摄影是即时的反应（Immediate Reaction），是自发的冲动，捕捉瞬间；
绘画是冥想（Meditation），是意识的详细阐述。
他在晚年回归绘画，称这是“打碎镜子，用肉眼看世界”。
不要像机关枪一样盲目连拍。摄影师必须像拳击裁判一样计算点数，在事件发展时保持警觉。记忆无法显影：一旦离开现场，你永远无法通过暗房技巧来“补救”一个错失的瞬间。
布列松是中国现代史关键转折点的稀有西方目击者。
斯大林去世后，布列松是第一位获准进入苏联自由拍摄（除军事设施外）的西方摄影师。
拍摄策略： 避开官方纪念碑和宣传，专注于“人”。在街头、商店、地铁中捕捉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
洞察：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寻找的是对生命的关注。”他通过比较1954年和1973年的影像，试图捕捉这个国家在表面变化下的连续性。
布列松利用《Life》杂志派不出美国摄影师的机会，持法国护照进入古巴。
领袖肖像：
布列松将自己定义为漫游者（flâneur）。他认为摄影不需要像托尔斯泰那样去研究火车的原理，而只需要记录“我在场，这就是我看到的生命”。
他强调，即使是最彻底的变革，往往也会暴露出某些以为早已消失的古老特质——就像在孙女脸上看到了祖母的影子。
布列松用文字为他的朋友们画了像，这些文字像他的照片一样精准。
“对我来说，卡帕身穿耀眼的斗牛士服装，但他从不进行最后的一杀；他是一位伟大的玩家... 命运注定他在荣耀的巅峰被击倒。”
“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清醒的人之一。”布列松认为贾科梅蒂的脸本身就是雕塑。两人都不仅通过眼睛，更通过几何结构看世界。
布列松曾做过他的副导演。雷诺阿教导他：电影导演必须像小说家一样处理时间，而摄影记者更像纪录片制作人。雷诺阿是“生命之乐”的化身。
像“太阳王”一样令人敬畏。布列松承认欠超现实主义一份情，因为它教导镜头去观察“潜意识的瓦砾和偶然性”。
“像国际象棋棋手一样的智慧... 他是一位拥有秘密隔间的人，却忘了让这些隔间相通。”
《Verve》的出版人，正是他鼓励布列松将《决定性瞬间》集结成书，也是他后来鼓励布列松重拾绘画。
在晚年，布列松几乎放下了相机专注于绘画。在回复一封关于“摄影行为”研讨会的邀请时，他幽默地写道：
“我对你们致力于研究‘我们那个连接在颠覆性视觉器官上的伟大自慰手指（快门手指）的动作’深表感动... 在我逃之夭夭之前，请接受这个悔改摄影师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