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将人类定义为心理时间旅行者 (Mental Time Travelers)。这种独特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利用想象力预测未来，并从记忆中提取经验以指导当下。这种机制在祖先的环境中具有巨大的生存优势：“假设可能的结果”意味着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利用前瞻性思维 (Prospective Thinking)解决生存危机。
简而言之，想象与记忆是共同进化的工具：记忆存储经验并非为了单纯的怀旧，而是为了构建安全边界；而对未来的渴望则是行动的燃料。然而，当这些旧石器时代的硬件（大脑）遭遇21世纪的信息过载时，一场深刻的进化错配 (Evolutionary Mismatch)发生了。
诺贝尔奖得主、动物行为学家 Nikolaas Tinbergen 提出了超常刺激的概念。他发现动物会被夸张的人造刺激所吸引，甚至超过自然的真实刺激（例如鸟类会抛弃自己的蛋，去孵化一个更大、颜色更鲜艳的假蛋）。
现代数字内容正是这种机制的工业化应用。我们的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并非为了“快乐”而设计，而是为了“预期”和“追求”。社交媒体通过无限下拉、高饱和度的视觉冲击和不可预测的通知，制造了持续的奖赏预测误差 (Reward Prediction Error)。这种高强度的虚拟奖赏导致突触后膜的多巴胺受体下调，结果是大脑对普通刺激“脱敏”。
神经科学区分了“想要”（Wanting/多巴胺系统）和“喜欢”（Liking/阿片类与大麻素系统）。数字媒体劫持了“想要”的系统，让我们成瘾般地渴望下一次点击，但实际上我们在过程中感到的“喜欢”（满足感）极少。这种动机与满足的剥离，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快感缺失 (Anhedonia)和意志减退 (Avolition)。
当我们习惯了数字世界的“低摩擦、高回报”模式后，现实生活中需要漫长耕耘才能获得的反馈（如学习技能、建立关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失去了行动的燃料，因为大脑错误地认为：“我已经在想象中体验过了，为什么还要去行动？”
回顾过去本应为人类提供确定性和身份认同，这主要涉及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在自然状态下，回顾经验帮助我们确认自我价值。然而，数字媒体将记忆转化为了“内容”。
当回顾机制被用于构建一个完美的“数字人设”时，个体的真实记忆被“表演性自我”篡改了。这种真实的、不完美的自我与完美的、数字化的自我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严重的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
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类通过比较来评估自我。在部落时代，比较范围仅限于身边几十人；但在算法时代，我们被迫与全球最顶尖的0.1%的人（经过精心修饰的切片）进行比较。这种向上比较 (Upward Comparison)导致相对剥夺感，破坏了人类建立“确定性”的本能。
这种怀旧循环（Nostalgia Loop）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成为一种致幻剂。我们沉浸在对“完美过去”的幻想或对他人的羡慕中，导致现实的当下显得苍白无力，安全感荡然无存。
要过好现实生活，我们不能仅仅“戒断”，而必须利用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重新训练大脑的原始功能。
原始的多巴胺系统是为了奖励“努力”而设计的。我们需要主动在渴望和满足之间制造“摩擦”。根据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理论，通过身体的物理参与（如运动、手作、面对面交谈）获得的反馈，能够激活比视觉刺激更深层的神经回路。我们需要从“消费想象”转向“创造现实”。
调用前额叶皮层的执行功能，启动元认知 (Metacognition)。当意识到自己沉浸在虚拟幻想或焦虑比较中时，识别这只是大脑对超常刺激的自然反应，而非现实本身。建立“无手机区”，强迫大脑适应低刺激环境，修复受损的多巴胺受体。
人类的痛苦并非源于我们的生物本能，而是因为这些古老的本能被现代数字环境“玩坏了”。渴望未来的美好本是进化的动力，回顾过去的经验本是生存的基石。我们要做的不是压抑这些本能，而是将它们从虚拟世界中解耦 (Decoupling)，并重新锚定 (Re-anchoring)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粗糙感但却真实可触的现实生活中。
唯有在现实中流汗获得的奖赏，才能治愈多巴胺系统的疲惫；唯有接纳不完美的真实过去，才能重建内心的安全堡垒。